网络化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勃兴的时代生存方式。以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及多元性等为特性的网络作为现今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力量，它的现代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对传统传播工具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由它所构筑的网络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网络文化与技术理性，对人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改变与重塑，使人的社会关系发生根本的置换，虚拟化的生存空间改变了传统价值生态。人类的生存方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最为深刻，特别是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广泛应用，更加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网络技术就是这样，随着它的迅猛发展，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网络化使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巨大改变
（一）网络化生存方式使传统单一的物理生存空间分裂为现实与虚拟的双重生活世界
网络虚拟世界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最直接的表现是现代人多了一个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单一空间与固有模式。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性因素，在于人的理性与精神性力量，网络作为人的“实在的”精神生活空间，亦成了现代人的精神栖身场所与安身立命之地之一。由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社会生活基础、交流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形式的巨大差异，在传统现实生活世界衍生和发展的伦理精神、原则与规范就无法全然适应虚拟社会，现实的道德难以直接运用于评价网络社会中的伦理问题。
就现代信息技术对与虚拟社会相照应的现实社会的深刻作用而言，网络的出现推动了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信息网络技术是现代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它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资源的分布格局，推动了现实中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与组合，进而推进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与人伦秩序的全局性、深层次的变革。我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社会组织形式是在农业社会中、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等级差序明显的社会结构以及封闭的“家长制”社会组织方式。网络信息技术兴起后，社会资源、社会权力、社会地位不再以“家族中心”“领袖权威”“裙带关系”等制度与形式来分配，而是自然流向能代表现代科技发展方向的群体和个人。这些群体和个人通过掌握体现人自身力量的现代科技来占有社会财富、获得较高社会地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世袭传承、裙带传承等，分配社会资源，必然推动传统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的裂变。因此，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的解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传统社会等级“差序”结构和“家长制”封闭的组织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家长族长权威”“门第观念”“帮会组织”“家天下”“裙带关系”等制度与观念的打破，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相呼应的，渗透着民主、平等、公正、高效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组织形式将快速勃兴。
中国传统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的特性不断受到现代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冲击。现代工业化运动打破了传统的血缘关系的局限，逐渐兴起了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大大突破了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的地域局限。现代信息技术是最具现代性意义的科技力量，它的兴起标志着现代工业革命迈入信息科技新阶段。网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可以和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但它所代表的现代生产力却大大超出了传统工业技术的力量，带来了交往方式与生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高度现代性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对近距离事情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8]网络对地域阻隔的冲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网络交往，不仅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工业文明带来的以业缘为轴心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丰富了社会公共关系，形成了以社会公共关系为轴心的活动型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在网络信息时代，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社会交往已不再是社会关系的主导，网络化生存不断冲破人们交往范围的宗族羁绊和血缘的阻隔，使现代社会交往突破了传统血缘与族缘的“首属群体”的制约，电子社区与电子社群的出现和丰富，对于现代人而言甚至比传统的家庭、家族更有“精神家园”的意义。另外，网络的出现使社会交往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社会交往模式由“人——人”为主变成了“人——媒介——人”为主。传统社会面对面、短距离的直接交往发展成为现代的超越时空的交往，网络交往不仅有传统社会中的“点——点”的交往，而且有“点——面”的交往。“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困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9]网络化生存正在解构我们所熟知的生活世界。
（二）网络的发展催化政治价值生态的分解
当下，生态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社会问题研究，主要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生态关联。而生态分析被用于政治学研究，主要用以描述不同的环境对政治行为、价值理念的影响和政治要素的内在生命形式。政治价值生态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国家的各种政治价值动态存在方式，特别是各种政治价值因子的结构、相互关系和与环境的互动交流模式。随着时代的变幻，政治价值生态也发生不断变化。网络时代其特殊的境况也要求有相应的政治价值生态与之相适应。基于网络化发展的动态，其基本政治价值生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主体性精神的自觉
现代信息技术开启了个体化、个性化和私人化生活空间与价值世界的新时代。网络一端联结着纷繁复杂、变幻莫测、多元交织的信息与文化价值世界，网络的另一端联结的却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世界。独立的个体性与价值的多元性成为网络时代文化精神存在的两种基本范式。在网络化生存中，个体不但可以摆脱现实社会关系与人伦秩序的制约，而且可以利用网络互动性的技术特征对权威化、神圣化的传统价值模式提出挑战与质疑。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宗法血缘社会，整体主义是其伦理价值本质的特征，个体没有独立的价值意义，集体就是个体价值的归依，具有绝对至上性。网络化生存解构了传统的整体主义至上的价值模式，个体的生活空间从整体生活中分离，并成为与公共生活相并列的重要的生活世界。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的活动不再拘泥于自身所处的传统社会的主流抑或主导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受社会主流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约束，在多样化的信息、文化等交融过程中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采取自主行为。个人实现了对交往关系的占有，在这种自由交往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互为主体的状态。换而言之，网络交往中每一个主体相遇的是另一个主体，交往方式从单向度向交互式、非中心化转变。网络这种自由性及其功能的多样化、内容的丰富性、环境的开放性等特性，使得网络主体能够根据自身所需进行独立的判断与选择。这种网络主体的独立性、选择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构成了网络社会主体的基本政治价值生态。
2.多元性精神的衍生
网络信息技术创造了开放性的社会生活情境，必然进而带来社会文化与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没有疆域和文化阻隔的网络虚拟社会，是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汇集地，它向全球开放、资源共享，没有一个类似中央权力的控制机构，不同文化与价值在互通的时空中融会交织。网络世界中的开放性、自由性，导致了网络生存中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网络化生存根本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大一统”“家天下”的格局；传统一元性的“家长制”及其价值观念，在多元化的网络生存时代受到强烈冲击而日渐式微。网络信息时代是解构权威、解构神圣性价值的时代，与传统社会结构与交往方式相照应的一元化的威权体制与价值范式，在网络时代中很难再有昔日那种不可撼动的统摄力。一方面，网络虚拟时空通过对不同疆域和国度的物质生活与政治制度的超越，把形态迥异的精神文化与价值观念连成一体，任何原先在某个国度内具有绝对统摄力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在网络化时代都只能是多元中的一元，且不论它在全球化的同一生存平台上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另一方面，人们对网络化生存的参与本身，也在消解着传统的权威，在“人——媒体——人”的交往中，通过媒体连接的人与人的关系，摆脱了现实社会关系和人伦秩序的制约，现实人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从此被隐藏了起来，通过现实社会人伦秩序传递的威权与神圣性价值，在网络中已失去它传输的纽带。中国传统差序结构孕育、衍生的“家长中心”“领袖权威”的威权模式及其“大一统”的价值理念，在网络时代正在被多元化的价值所分解，社会伦理价值由一元性的价值主宰走向多元化的价值认同。
要而言之，网络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种先进技术的诞生，更重要的是网络凭借其巨大的技术力量将人类从工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络所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开放性、多元性、自由性、平等性、无限构造与创新等特征，不仅构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而且促进现有社会政治价值生态发生重大置换，一方面，网络化所形成的“时代话语”“时代精神”和“时代意识”已成为今天人们不可离弃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但另一方面，由其形成的，并被西方大国利用的文化与政治价值霸权同样给后发国家带来巨大的挑战，在中国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产生了现实的挑战。
二、网络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现实挑战
（一）网络中多元思潮消解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
当前，网络以其全球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性，为各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扩张提供了技术条件。时下互联网上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造成人们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网上大肆传播资产阶级价值思想，影响网民的价值取向。目前，互联网上有较大影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冲击较大的西方思潮主要有以下几个。
1.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变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被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自由主义方案”和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指出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引导下，本意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将导致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增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自由主义发生了转向，即从理性自由主义发展到了功利自由主义。边沁奠定了功利自由主义的基础，他认为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是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国家立法、政府施政所应遵循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都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都是以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为核心，以建立、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其在政治上提倡个人自由和人身自由，反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实行分权原则；在经济上主张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财产公有，主张不干涉主义，实行放任主义；在文化宗教领域，提倡政教分离，主张各种教派的独立存在。[10]
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笃信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反对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化和经济贸易自由化；尤其强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对实现个人权利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国家的中立性，反对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事务过多的干预，积极倡导公民社会的作用，竭力维护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一般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起源于经济领域，并逐渐扩张到政治、文化领域。新自由主义不单只是一种新的经济学思潮，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体系，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网络化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人士通过互联网络大肆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我国当前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不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有力冲击，而且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
2.网络无政府主义思潮
网络以其全球性、开放性、无中心性等特性，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力量，削减了政府的力量，导致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流行。网络无政府主义秉承传统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是人的自由的最根本障碍的理念传统，强调虚拟空间的独立性，反对来自政府或其他集团的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管制。网络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众多网民中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早在1996年，美国电子边疆基金会发起人巴娄发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他以电子边疆公民代表的身份，旗帜鲜明地鼓吹网络上的“无政府主义”。他说：“我们没有一个选举出来的政府，我们也不愿意要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宣布，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空间，它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专制体制完全不同。”“我们正在创造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它没有特权，没有因为种族、经济权力、军事力量或出身而形成的偏见。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表达他的信仰。”“但愿它比你们以前的政府所建立的世界更人道、更公正。”这一宣言发表后，在中国网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网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网民把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主张无限制的网络自由。[11]
当前，黑客是网络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代表，一些黑客具有极大的网络和现实的破坏性。闪客、博客也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现今网络流行的P2P技术，也是一种网络无政府主义的表现。网络无政府主义存在着负面影响，并且日趋严重。它们已经扰乱了网络甚至现实的正常生活秩序。网络无政府主义表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有了一定的破坏结果。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得到妥善的治理，任其滋生蔓延，将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甚至导致政府政治与舆论的失控。
3.非意识形态化思潮
网络社会中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实质是全盘西化。一方面，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借口全球化推进政治全球化，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利用网络社会的虚拟环境为人们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自由空间，伪装或隐匿自身的真实身份，可以不承担义务和责任，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作为一种策略和意识形态宣传，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灌输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以此来淡化和削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现他们的政治图谋；主张“国家无主权论”，散布各种“社会主义失败论”，力求导致“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实现其“颜色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叫嚣和散布“中国威胁论”推进强权政治，挤压中国国际空间，特别是挑唆与邻国的关系，妄想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些图谋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其正确方向，思想领域发生混乱，进而发生动乱，导致政府更迭、制度更换。西方学者利用网络大肆宣扬的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其本质不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弱化，更不是非意识形态化，而是强化西方的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只能是国家解体和社会动荡。非意识形态化在表面上是宣扬一切意识形态的没落，并持批判态度，其真正意义则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丧失意识形态功能，其目的则是终结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一种精神力量，绝不仅仅消极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现象，其共鸣性特征决定它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反作用：消极的社会思潮可以扰乱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安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进步的社会思潮则能增加思想凝聚力，引导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12]网络化背景下，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动，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呈现一元主导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这种特征消解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导引功能，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网络中价值多元弱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引功能
网络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使网上各种思潮和观点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大肆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严峻的冲击，弱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导引功能。
1.网络化使爱国主义观念淡化
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作为爱国主义观念基础的国家主权的概念内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传统国家概念中特有的“地理”和“国境”界限被打破，“信息主权”成为国家主权概念中的重要内容。网络将全球联系在一起，国家的政治边界形同虚设。在网络上，人们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或旅游，或远程学习，或与别国公民交流。此外，网络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扩大。信息技术革命促使“非政府行为”和“非国家行为”组织、团体活动增多，“准国家”“超国家”“跨国家”的组织机构纷纷出现。这一趋势挤压了行使国家主权的活动空间，使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变得更加复杂。网民还可以组成自己的“网上政党”或“虚拟集团”，甚至有人计划在网上建立“虚拟国家”和“虚拟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将很难保持。有人预言：“就好像樟脑丸会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就已经消失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13]
2.网络化销蚀了中国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对新时期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影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发现，“互联网在强化了青年地球村村民意识的同时，弱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新人类’的身上本来就带有很强的国际化色彩，而互联网的使用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增强了他们作为地球村村民的意识，这有利于他们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生存。另一方面，与这种‘一体化’意识相伴的是种族、民族意识的弱化，民族认同感减弱，民族身份逐步消解，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14]网络化对民众爱国主义的销蚀可见一斑。
3.网络发展导致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弱化
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与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但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正如上文所述，网络具有自由性、无中心性等特征，在网络世界里所有人都是网络的一部分，没有谁是最终的主导者，更没有人对网络具有占有关系。在那里，个人成为真正自我的主体，他的活动完全听从于自我意识的支配。正如尼葛洛庞蒂所指出的那样：“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个人不再被淹没在普遍性中，或作为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网络空间的发展所寻求的是给普通人以表达自己需要和希望的声音。”[15]网络在促动人主体性不断张扬的同时，也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的膨胀与泛滥。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对的各种道德观念诸如个人主义道德观、道德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价值观在网络上得到了空前的培植和生长。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潮在网络上的大肆宣扬，宣称所谓的取消政府，不要法制、不要道德，建立所谓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和“自由”的王国，推动了网络个人主义的膨胀。这种网络个人主义毫无疑问将会弱化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使得民众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奉献与索取、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问题时，只注重个体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只求索取不讲奉献，最终将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丧失。
4.网络化促动消费主义的扩张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它是指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服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将其作为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作为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甚至公民对经济繁荣和对国家或社会的道德责任，从而使高消费、超前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合法的、自然的和普遍的行为。在网络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网络媒体优势，以狂轰滥炸的方式将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全球各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比如，把诸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德国的奔驰和宝马轿车、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水等等消费品作为西方的消费符号推向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都吃麦当劳、都看好莱坞电影，从而把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品位、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在不知不觉中改造成为西方式的同质文化，进而在不知不觉中把西方消费主义的价值体系塑造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规范，把西方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变成统治世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化下消费主义的扩张，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国际消费不公，还造成了人们幸福感降低、进取心减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造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严重扭曲，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导引功能弱化，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网络社会的价值生态发生了置换，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弱化了集体主义价值观，还促动网络消费主义的扩张、享乐主义的蔓延，使得多元的价值观更趋复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面对网络个体主体性增强和价值生态的置换，其导引功能并没有凸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三）网络聚焦的突出问题减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
当前的中国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由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阶层矛盾、由贪污腐败引起的官民矛盾等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网络受众人数众多，它所聚焦的各种负面问题动辄就能引起数万人的关注和评论，使群众对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现象的不满情绪通过网络的“扩音器”作用宣泄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一些人对主导价值观的逆反心理，加剧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群众的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的满足，“一份欧盟的调查指出，中国的幸福感排名在150个国家里位居128。加州伯克利分校学者彭开平最近对5万名中国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惊人地显示：60%的人生活并不开心，不快乐的来源包括对政府的不信任。不平等和对环境问题的不满是其主要的不开心的来源，还有缺乏表达不满的渠道。”如果只是简单地在网络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却不下功夫解决社会矛盾、提高群众的幸福感，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维护就会变得愈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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