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起造
内容提要：对于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它与承继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大学之道”的优秀人文传统结合起来作阐释，使我们认识到“三个倡导”就是现时代中国人“人生的大学问”。如果说按“四个全面”要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今中国人在“做事”方面的终极目标；那么按“三个倡导”的要求追求“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则是在“做人”方面的终极目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观念意义上来看“三个倡导”，那么，它为当代中国人建构了一个“从民众知爱、到社会致正、到政治至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弘扬社会主义良知的道德修养路线，是当代中国人的人生之道。
关键词：“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终极意义；社会主义良知观
作者：潘起造，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党的十八大以“三个倡导”明确揭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树立了需要共同坚守并努力践行的十二项人生基本价值观念。
对此，习总书记指出：“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并且，他还将我们今天信守和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与承继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修齐治平”的优秀人文传统结合起来做了说明。他说：
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2]
他还指出：
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3]
由此可见，“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现时代中国人的“大学之道”；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论断说，信守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止于至善”的崇高道德境界，正是“十八大”继往开来提出“三个倡导”的终极意义所在。在当今时代，如果说按照“四个全面”的要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在“做事”方面的终极目标；那么按“三个倡导”的要求追求“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则是在“做人”方面的终极目标。“三个倡导”为当代中国人开辟了人生之道的新境界。
一、“三个倡导”是对前人“大学之道”优秀人文精神的自觉承继
习总书记将“三个倡导”和中华民族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大学之道”联系起来加以阐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三个倡导”思想之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启示我们要在继承前人所谓“大学之道”的优秀人文传统基础上来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
古人所谓的“大学之道”，是指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中所说的做人道理。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4]“大学之道”就是“人生的大学问”，是君子之学。“四书”可以说代表着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的主流价值观，它们集中了中国人“人之为人”的思想大智慧。宋元以后的成人教育首先得学《大学》，被称作“初学入德之门”。孙中山先生曾指出：《大学》这一本书，是我国所独有最完整、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5]在古人看来，天下学问包罗万象，但最大、最根本的唯有道德之学才能称得上是大学。它首先是指成人之道，即“人之为人”的基本学识；其次是指成贤之道，即使人学识渊博并品德高尚的基本途径；再次是指成圣之道，即使人具有最完善德行和最完美操守的人生大学问，“大学之道”的根本指向在于道德养成的“大学问”。习总书记之所以在引述了《大学》中“大学之道”的说法之后，接着说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其重要意义就在于说明了“三个倡导”是现时代人之为人的“大学之道”。
在前人看来，“大学之道”的道德养成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其实今天我们以“三个倡导”来提升人生价值的过程也是如此。在当今已经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中国社会中，“三个倡导”所提出的道德准则，首先是作为基本的为人之道被人们所认知的，它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已在不知不觉地践行着“三个倡导”的价值观，所以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高不可攀的道德要求。其次，“三个倡导”作为一种凝聚社会正能量的价值导向，它集中地体现在现实社会各方面的先进分子身上，成为他们自觉追求人生高尚的道德坐标，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三个倡导”，它是一个需要通过用心努力才能达到的人生价值目标。再次，“三个倡导”作为一种彰显时代精神和构建美好社会的至善境界，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和信念，它是需要毕生为之奋斗的终极追求。总之，“三个倡导”既是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并都能做到的现实价值准则，又是引领人们提升自我并走向崇高理想境界的终极价值追求。
《大学》开宗明义道出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养成进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人认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贯彻“大学之道”的三大“纲领”，将它们作为贯穿和统领《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道德修养“八条目”的基本要求。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道德精神，也同样需要汲取和继承古人这个抓“三纲”的思想智慧，并赋予时代精神的新内涵。
其一，明明德是《大学》作为“大人之学”的第一纲领，讲“三个倡导”也要从明明德起步。
所谓“明德”，是指光明正大的品德，也即做人不搞阴谋诡计、信守光明磊落的品德；“明明德”，就是指将这种光明正大的品德发扬光大。如何才能做到“明明德”呢？《大学》设计了“格致诚正”四方面循序渐进的进修路径，先是“格物”，观察和研究处身其中的各种事物，然后从中获得做人的知识、懂得道理，即所谓“致知”；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意思是相通的。但是，通过“格物、致知”有了知识以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做个好人了呢？古人认为不一定。重要的是要看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学知识、讲是非的，所以，又接着提出两个要求：一要“诚意”，就是动机要真诚；二要“正心”，就是心地要纯正，即做人做事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出于善心。明明德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知识、战胜私欲、激发善心的过程。
今天我们贯彻“三个倡导”，也应将“明明德”作为首要问题。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6]人最难明的是自己的本性真心，最难战胜的是利己欲望。在现实中往往不乏这种情况，同样一件大家都觉得好的事情，出于功利心的人或许会比出于善心的人做得更声势夺人、哗众取宠。“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为人们处理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树立了准则，但核心的核心在于弘扬善心，也即按“大学之道”揭示的“格致诚正”路径，将提高文化品德的功夫落实到正心弘善上见成效。所以，看一个人“三个倡导”践行得如何，要害的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比别人做得更光彩夺目，而是在于自己有没有去除了利己之心来认同它、宣扬它；关键的问题在于看自己是不是具备了善良之心来理解它、贯彻它。对共产党员来说，要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善心；对所有人来说，要秉承“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7]的善心，这样，就能将国家层面的“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个人层面的“诚信”、“友善”等方方面面要求都贯通起来。
其二，“亲民”是《大学》“大人之学”的第二行动纲领，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也要“明明德”后再落实到“亲民”上去。
它揭示了人们在修养好自身品德后如何投身公共事务的基本路径。在古人看来，从“明明德”到“亲民”，是由“格、致、诚、正”的内修功夫进入到“修、齐、治、平”的外用（古人也称“外王”）功夫，也就是从“做人”到“做事”。
对于什么是“亲民”，古人有不同的说法。南宋大儒朱熹认为“亲民”的“亲”字就是“新”字，“亲民”就是“新民”，也即“醒民”，是让百姓觉醒的意思。在他看来，所谓“亲民”就是让那些已经“明明德”了的人去教化百姓，从而使他们弃旧图新、去恶从善。他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亲民”看作是道德高尚者居高临下教化和施恩于百姓的事情。现在学界对《大学》中“亲民”的解释也大多采用此说。对朱熹的这个解释，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就不认同，他认为亲民就是“爱民众”，批评朱熹将“亲民”解释为“新民”是将《大学》中“亲民”的意思说偏了[8]。在王阳明看来“明明德必在于亲民，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9]，就是说，因为能“亲民”，才能“明明德”。所以，王阳明不同意朱熹将“亲民”解释为“新民”，王阳明认为“亲民”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准来管理好老百姓，就是说以自己的高尚道德去感化民众，让民众也能觉悟，也能明其明德。由此看来，在“亲民”观上，朱熹和王阳明有根本的区别，朱熹是居高临下去教化百姓的路线，王阳明则是身体力行来感化百姓的路线。这正是阳明学说在近代东亚各国的民主启蒙思潮中还能重新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在贯彻“三个倡导”的实践中同样需要借重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当然，从理论上说，在亲民观问题上，无论是按朱熹的认识，还是按王阳明的认识，都不能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亲民观念相提并论，因为从立党宗旨上来说，“亲民”不仅是共产党衡量其党员为人品质是否合格（即“明明德”）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党全部事业的命脉所系和终极价值所在。所以，共产党人讲“亲民”，不仅不能停留在朱熹的水平上，还应超越王阳明。但事实上，当下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对于“亲民”的认知，非但没有达到王阳明的境界，有的可能还不及朱熹。比如，为什么共产党人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有的党员可能想到就是因为共产党人是社会先进分子代表，觉得自己应当道德高尚，所以就得为民做事、作民表率，这不是停留在朱熹的水平吗？
在当今人民是主人的时代讲为人民服务，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为了施恩于百姓，而是为了在服务民众中提升自己的品德。所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以“三个倡导”的价值观来讲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仅仅只是关心民众疾苦，能为人民多做好事就可以了，而是要遵循“修齐治平”人生道德修养的进阶路径，从修身起步，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1]的精神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并以此为根本，将管好自己、管好家庭与做好本职工作统一起来；将发扬个人美德、提升民众道德与完美社会及国家公德统一起来；将发挥个人的工作能力、促进社会的凝聚力与增强党及国家的领导力统一起来；将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就感、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彰显民族及国家的强盛感统一起来。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之所以要将核心价值观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分别提出要求的意义所在。
其三，“止于至善”是“大学之道”的主旨所在，也是“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的主旨所在。
止：达到；至：最，极；至善：最高的善，就是善德的极处，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欲念与邪思妄识，心灵达到纯净的上善之境；“止于至善”就是指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最完美的善的境界。“大学之道”提出的“明明德”和“亲民”，这两个纲领最后都要以“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大力培育和践行“三个倡导”价值观，就是为了使我们的人生价值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所以，“止于至善”正是“三个倡导”的终极意义所在。
人们的道德修养怎样才算“止于至善”了呢？朱熹的说法是：“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12]这是说在人们的日常道德操守中，无论是在做人的内修（“格致诚正”）功夫上，还是在做事的外用（“修齐治平”）功夫上，去除了个人私欲杂念、按天理行事就是“至善”。那么，什么是天理？朱熹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13]这里他把封建伦理看作永恒的客观道德法则，这是唯心主义。不过，我们参照他关于“止于至善”的说法，把他所说的天理转换成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在贯彻“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中，彻底去除私心杂念，在做人、做事方方面面都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就可以说我们的人生价值达到了完美的至善境界。
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主体的社会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民主、自由、平等成为这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基本道德诉求；也正因为如此，习总书记以实现“中国梦”来作为激励全国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口号，并将每个中国人向往美好生活的个人梦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起来，正如他说“十三亿个鲜活生动的个人梦想百川归海汇成中国梦”[15]。这正是对每个中国人自觉践行“三个倡导”价值观从而实现人生至善境界的生动写照。
二、立足人的“良心”观念是贯彻“三个倡导”价值观的根基所在
习总书记结合儒学经典《大学》“大学之道”来阐述“三个倡导”的基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在如何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这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按照“三个倡导”的要求，更新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观念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在什么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终极思想根基问题上，要更新对于“理论基础”和“精神命脉”两者关系的认识。
什么是当代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根”和“魂”？因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以往我们对于思想道德建设中根本指导思想的理解，往往要从马恩的说法中找最后的理论根据。习总书记以“大学之道”来阐释“三个倡导”的事实说明，什么是当代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命脉？这就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我们在现时代维护这个精神命脉的最好的思想武器。我党的指导思想之所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保留着中华民族忠信礼义基因的马克思主义。“国有四维，礼义廉耻”，“文革”十年最大的祸害就是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它作为封建道德全盘抛弃，从而割断了当下人们人之为人的精神命脉，造成道德观念的极大错乱。这个危害至今远未肃清，以致为数不少的人因为不知什么是立国之纲、为人之本而走上邪路。
其二，在什么是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终极价值目标问题上，要更新对于“为公”和“为善”两者关系的认识。
“天下为公”和“止于至善”都出于儒学经典《大学》，古往今来，“为公”与“为善”的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道德修养，至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政治生活和道德修养中如何将“为公”和“为善”统一起来呢？“为公”与“为善”哪个具有根本意义呢？是不是只要“为公”就可以不讲“为善”了呢？这些问题在我党的政治思想中其实并非一直都很清楚，历史上也有不少经验教训需要吸取。如在农村公社化时期即便包产到户能让农民生计摆脱贫困，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将此作为破坏集体经济的罪恶严加打击；又如“文化大革命”中惨无人道的打砸抢行为，竟被称颂为革命行动等等，这都是在“为公”幌子下摧残“为善”之德的极端例证；而当时邓小平同志“不管黄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显然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以善良之心打破“为公”禁忌的道德情怀；后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他又树立“三个有利于”标准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充分展示了以“为善”统率“为公”的政治大智慧。现在，习总书记将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与“大学之道”的“止于至善”直接联系起来论说，实际上具有将“至善”作为“三个倡导”终极目标的思想导向作用。无数社会事实也说明，有“至善”品德的人一定是竭诚为公的人；没有“为善”之心的人绝不会是真正有“为公”之德的人。以“三个倡导”要求来加强道德修养，信守“为善”之心更具有终极意义。
其三，在什么是贯彻核心价值观的终极践行主体问题上，要更新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两者关系的认识。
“三个倡导”在核心价值观上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树立基本要求，从主体上说，有个体和群体的分别。那么，在贯彻践行这个价值观体系的实践中，个体与群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搞清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树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个基本要求，那么是不是说集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个体意识必须服从群体意识呢？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作简单化理解。
一方面，从价值取向的意义上来说，以群体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以个体为主体的价值取向，这二者应该界限分明，各司其职，群体价值就是群体价值，个体价值就是个体价值，相互不能混淆，也不能缺位，否则国家就没了治理、社会也会失范、人民的基本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时，群体的价值取向又制约着个体的价值取向，国家、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准决定着个人的“爱国”热忱和“友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体高于个体，个体服从群体。
另一方面，从价值观的践行意义上来说，作为个体价值的主体和作为群体价值的主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来考量。首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论是国家价值，还是社会价值，最终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来体现和实现的，践行这三方面价值的主体者之间就不可能营垒分明——讲群体价值时担任群体职责的人就只是做公家的事，不做个人的事；讲个体价值时他就只做个人的事，不做群体的事——而是大家都身兼三职，身负实现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价值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大学之道”中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九个字就说清楚了的人生大道理。其次，“一叶一菩提”，个体处世的价值素养是群体存在的价值品质映照；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就是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而不是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中。所以，从价值观践行主体的意义上说，考察贯彻落实核心价值观成效的最终评价，并非是以群体高于个体来说的，也不是以个体从属群体来说的，而是个体就是群体。因此，在这里不是只要群体好个体就一定好，恰恰相反，只有个体好了群体才会好。由此说来，贯彻、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最终有赖于每个人对于个体人生价值的自觉。对此，说得通俗些，就是激发每个人的“良心”自觉，这正是贯彻“三个倡导”价值观的根基所在。
2012年6月4日的《人民日报》曾报道“当代雷锋”郭明义的微博成为爱心“绿色通道”的感人事迹。报道介绍，郭明义自2011年3月25日开通微博后，仅一年多时间，粉丝已达970多万，通过网络，5000多人报名加入郭明义爱心团队，1000多位遇到困难的人得到网友救助。就此事《荆州晚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说得好：“郭明义微博告诉我们，人心向善的主流道德观并没有变，现实世界爱与善的力量真实存在。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爱与善的火种，只要有一个情感‘燃点’，就能激起大家向善的实际行动。”[16]这个每个人心中“爱与善的火种”，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良心。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讲“三个倡导”，其根本意义也正是在于将每个人心中的“爱与善的火种”，让它从自在的状态转变为自为的状态，使“人心向善”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强音。
良心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范畴，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观念。日常语义里的良心与道德是同义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用“有良心”来肯定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用“没良心”批评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讲求良心成为传统社会人们追求正义、维护人格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良心，马克思曾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17]并且认为，每个人的良心都是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具体生活环境出发来认知的。如此说来，是不是意味着良心是一种因人而异，缺少客观评判标准和社会共同规范意义的道德意识了呢？并非如此。对此，中国五百多年前的明代学者王阳明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主观，但实际上又是非常客观的答案。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是将人的这个“良心”做成人生大学问的哲学家。他将“良心”称作“良知”，以“致良知”三个字来总结自己一生所做的全部学问，自认为这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骨血。王阳明看到了人们在道德善恶评价中存在如马克思所言的那种主观性。他以人们对花草的看法为例作说明：
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18]
这是说，花草本无善恶之分，只是你要观花时，就喜欢花而讨厌草，要用草时则喜欢草而讨厌花，所以，一个人的善恶观念全是根源于人心中主观的好恶之情，因此说花草有善有恶是错的。那么，人们对于善恶的评判就没有一个人人可以认定的根据了吗？对此，王阳明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19]，并从人先天具有的最本能、最纯正、最基本的好恶情感上来解答这个问题。他以《大学》中讲到的“好好色、恶恶臭”为例，认为人人天生都有一种喜欢赏心悦目东西（即“好好色”）、讨厌臭气熏天东西（即“恶恶臭”）的自然情感，在这点上说人人都是相同的，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天理”。他将人的这种最本能、最纯正的爱憎情感称作“良知”。他说：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20]
王阳明以“良知”作为构建自己学说最高范畴，并且为“良知”作了如下定义：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21]知善知恶是良知。[22]
王阳明将人这种先天存在的最本能、最纯正、最基本的爱憎情感作为自己良知理论的基石，看起来似乎非常的主观主义，其实却是非常切合客观实际，因为在人性之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感。如他所说到的“好好色、恶恶臭”，人们相互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难道一个人觉得非常赏心悦目的东西，另一个人会认为其丑无比？又如母子间的亲情，难道婴儿一生下来就因人有阶级性而大相径庭？难道古代人的母子亲情与现代人的母子亲情大不一样？就如当前，实现“中国梦”的号召之所以在中国人民中如此深入人心，并且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就是因为每个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正因为在人性之中存在着诸如王阳明称作良知的这种“真诚恻怛”之情，并且它人人都有，又古今相通，所以，做人要有良心的观念才能如此深入人心，古往今来成为中国老百姓最朴实和最认同的道德精神，人们以它来论是非、讲好恶，构成了人心向善的共同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在当下中国也是如此，焕发良心自觉、高扬良知意识，也是“三个倡导”的终极意义所在。
三、以“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熔铸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良知观
如何使“三个倡导”的价值观融入人心，将它转化为每个中国人的良知，并重建社会主义良知观，是当前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议题。
我们现在如何理解良知？它作为一种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依据马克思关于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的说法，它具有时代性和具体性，当代中国人会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主义良知观。同时，依据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说法，它的这种时代性和具体性又体现于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道德的真情实感，良知是“一个真诚恻怛”；第二，是一种道德的主观感受，“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第三，是一种道德的善恶评价，“知善知恶是良知”。据此，对于发扬光大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良知观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其一，从“真情实感”上说，热爱人民是体现社会主义良知观的根本所在。
善良作为一种人的真情实感，中国古人往往是从顺应人的生命价值意义以及人的生存利益上来说“善”的。因为主体的生命目的，通常表现为人的“意志”、“意欲”，满足了生命“意欲”，就是维持了生命存在，因此孟子说“可欲之谓善”[23]。因为生命的最高意欲和终极目的是生存，满足生命主体生存利益即是“善”，所以管子说：“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24]但是，人的生命意欲或生存利益因人而异，所以以此为“善”的说法似乎并不合适，因此，王阳明从人的本然的、纯正的，人人皆有的好恶情感出发来解释人的善恶问题。
中国古代哲人这种或以满足人的生命意欲，或以人的生存利益，或以人的本能的爱憎情感为“善”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上说也是说得通的。马克思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25]。恩格斯也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26]可见，“从自己出发”的现实需要即是人的本质，人的这种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活动就是实践。
什么是当代中国人的“从自己出发”的现实需要呢？在当今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就是最高的需要，社会主义的良知是每一个道德高尚的中国人以人民的需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真情实感，就如“当代雷锋”郭明义所说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那样的道德情怀。将这样的一种道德情怀提升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来说，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说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说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胸怀的这“四个‘人民’”和习近平心中的这“十个‘更’”，就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做人做事时所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宗旨，也是人生道德修养“止于至善”的终极境界。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习近平也说“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这种对于深爱人民的“真诚恻怛”之情，就是社会主义良知观。
其二，从“主观感受”来说，实现中国梦是彰显社会主义良知观的伟大旗帜。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就是人们心中根据自己认定的理想信念所形成一个是非之心，并根据这个是非之心形成的好恶情感。“中国梦”的提出，将全民族的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和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联系起来，它为当代中国人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的良知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所为之奋斗的政治终极理想，历来是十分明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先是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八大后曾具体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化大革命”中则变成了“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改革开放以后，十八大前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十八大后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这是对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说法的升华，是我党在意识形态表述方式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具有重大意义。
提出“中国梦”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在奋斗目标的主体上从党的角度转换成了民族的角度，避免了以前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为号召的明显政党意识局限，这样就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使其更加切合我国当前“一国两制”国情以及更有利于推进民族的统一大业，这就更加贴近了现实；二是在奋斗目标的终极追求上，从以前志在开创与西方不一样的“新世界”转换成了“民族伟大复兴”，突出了我们全心全意融入和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社会的豪情壮志，强调了中国不是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异己力量，而是共同推进人类发展的积极力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同情感，这就更加贴近了世界；三是在奋斗目标的构建方式上，从以前的着眼于创建一个“新社会”转换成了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从而使全国人民都能从其中寄托希望、获取动力，这就更加贴近了群众；四是在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对接上，突出了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主题，这就从以前着重强调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革命精神转换成了着重体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精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承继历史发展重要贡献的问题上站在更高的观察平台之上，这就更加贴近了历史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展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良知观的伟大旗帜，也是激扬当代中国人民善良本性的时代号角。
其三，从“知善知恶”来说，践行“三个倡导”核心价值观是培育社会主义良知观的根本途径。
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习总书记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强调“要突出道德价值的作用”[27]。所谓道德价值的作用，也就是使核心价值观在人们向往崇高、成就自我的精神追求中起到引领的主导作用，说到底就是要使它转化成为每个人在道德修养中知善知恶的良知。
王阳明之所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因为在他看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28]。对于他的这种解释，如果我们以唯物、唯心来论是非，自然觉得并不可取。但对王阳明“良知即是天理”的说法，当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是如此理解的：“其实天理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29]这就是说，人能不能知善知恶，关键在于你心中有没有一个能“分善别恶”的总章程。因此，钱先生对王阳明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作了这样的诠释：
一切善恶最后的标准，便是人心之好恶。……人们因为好爱恶仇，所以助长爱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爱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又叫一切善为天理，其实则只是人心，只是人心之好恶。[30]
钱先生这里说了一个重要的为人之道，就是人们心中的“好爱恶仇”是人性“至善”的根本所在。
钱穆先生这个关于“爱”的论说，对于我们如何将“三个倡导”的价值观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转化知善知恶的为人之道极有启发意义。从一定意义上，十八大之所以要提出“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社会、个人的各方面都充满爱心，这就是现时代人们“分善别恶”的总章程。“三个倡导”的十二条价值准则虽然涉及当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多彩，但从为人之道的意义上说，落实到人们日常，是在信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精神，而这四方面集中到一点来说就是一个“爱”字：爱国讲爱祖国、敬业讲爱事业、友善讲爱他人，而诚信可以说是爱自己，即要珍惜本人人格、看重自己信誉、敬畏自身担当。“三个倡导”虽然节目繁多，但只要抓住这个“爱”字，就能明白简易地找到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动入口，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了很好贯彻。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良知观，也只要抓住这个“爱”字，就能如王阳明所说：“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3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守社会主义良知观，也全在于这“一诚而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Z］.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2］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3］曾仕强，曾仕良.大学之道［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注释】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5.
[2]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5.
[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5.
[4]［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一章.文渊阁四库全书/0197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5]曾仕强，曾仕良.大学之道［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1.
[6]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256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7]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Z］.新华网，2014‐6‐5.
[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
[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68.
[1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
[11]礼记集注·大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088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12]［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一章.文渊阁四库全书/0197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13]［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之二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017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89.
[1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Z］.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29.
[16]《荆州晚报》特约评论员文白石《郭明义微博告诉我们，人心向善的道德观并没有改变》［EB/OL］.2012‐6‐6，http://www.cnchu.com/viewnews‐88217.html.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2.
[1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9.
[1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9.
[2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4.
[2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1.
[2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7.
[23]［宋］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下.文渊阁四库全书/0197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4]管子·禁藏.文渊阁四库全书/0729册电子版［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14.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Z］.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96.
[2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2.
[29]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57.
[30]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58.
[3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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