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辩

时间：2023-12-1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要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首先就要对价值的概念有个基本的把握。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认为，从概念界定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而“普世价值观”则是立足于唯心主义之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承认价值观的共识性和多样化为前提。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而做出的重要论断。

黄　岩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根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哲学基础、意识形态属性、核心内容与实践效果等几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普世价值观以资本主义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内核，其目的在于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作者：黄岩，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学术界便激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甚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认为：“中共十八大最大的亮点就是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人说：“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的肯定了普世价值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区别？对这些问题不澄清，人们的思想就会存在混乱。基于此，笔者拟从哲学基础、意识形态属性、核心内容与实践效果等四个方面对二者的不同点进行深入分析。

一、哲学基础不同

要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首先就要对价值的概念有个基本的把握。作为一种哲学范畴，价值不是事物本身的实体属性或自身功能，而是事物对人的意义，是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有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诚然，客体是价值与价值观产生的前提和对象，但离开了同客体发生联系的主体需要，也就不可能产生价值认识活动。换言之，客体存在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人而异，但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却是因人而异的。就像同一双鞋，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合不合脚的答案就不一样；音乐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能陶冶人的情操，但对不懂得欣赏音乐的人来说，音乐的价值则无从体现，“对牛弹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人们在谈论任何客体价值的时候，不仅要指明事物“具有何种价值”，尤其要指明该事物“对于谁更有价值”和“究竟是谁的价值观”，这是对作为价值和价值观表述的起码要求。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认为，从概念界定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而“普世价值观”则是立足于唯心主义之上的。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具有现实性、辩证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那些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观念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从最深层次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价值理念。

现实性是从主体角度来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面的“社会主义”几个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粉饰，而是表明它究竟是“谁的价值观”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其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就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主体就是全体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整体，其价值意旨就在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旨，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全人类都能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在实践中，它不仅是先进的、引领性的，而且是普遍的、简便通行的。不仅特定年代的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能做到，在改革开放和平建设年代的郭明义、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等人同样能够做到。

辩证性是从方法论角度来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承认价值观的共识性和多样化为前提。共同的历史背景，或多或少地所具有的共同经济发展形式，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利益集团价值观念背后必定存在某些共同认可的东西。比如，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92年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就是对人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某些价值共识。同时，社会利益关系的多样性，又决定了社会实际生活中价值观多元、多样和多层次性的存在。在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有些观念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有些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之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提出，不但看到了价值观的“共性”，而且看到了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个性”，强调“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但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承认多元多样多变价值观的存在，而且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善于从两点中抓住关键、把握重点，以核心价值观引导多元价值观的发展。

实践性是从其产生和形成的角度来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观念王国所固有的，而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汲取人民群众火热实践活动中的经验，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不断深化变革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而做出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在实践中凝聚全社会共识，以指导实践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而且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完善。

2.“普世价值观”以唯心主义为立论基础，具有抽象性、形而上学性和欺骗性等特征

“普世价值观”中的“普世”借用了古希腊时期斯多亚学派普世主义中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适用于一切人、一切时代的意思。把“普世”与“价值”连在一起，意指存在适用于一切人、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指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

普世价值论者认为存在适用于任何国家、社会、族群，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普世价值观，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即价值主体与价值本质的矛盾。在普世论者看来，人是“类”的人，只要承认我们是人，就必须承认人性的共同性，这种共性本质不会因个体而异，也不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既然人性是不变的，自然也就存在适应一切人的“价值诉求”。这种观点实质是抽象人道主义的老调新弹，是从现实的人向抽象的人的回归。马克思早就对“抽象的人”进行过批判：“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3]唯物史观认为：人性不应独断或假设，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随着人们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毫无差别的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客体必然会因主体需求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普世价值论者认为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永恒不变的价值，而事实上价值总是历史性的、因时而异的。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了追求某些“共同利益”，不同阶级、政党、个人之间可能达成一定的合作和妥协，但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绝不可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恒的。绝对和相对是事物矛盾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否认二者的辩证统一，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即便存在于一切私有制社会中的“切勿偷盗”，也不会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恩格斯指出：“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4]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人们对偷盗行为也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如中国的农民起义常常把“劫富济贫”称之为“替天行道”，把剥削阶级的巧取豪夺称为“为富不仁”，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也曾提出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西方，加尔文则认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受圣经中的“切勿偷盗”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普世价值论者将特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价值观念，鼓吹为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永恒价值，带有明显的欺骗性。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些观念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确立，对打破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中世纪封建价值观念比较起来，在历史上确实是一大进步。尽管如此，这些价值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成是普世的，因为它们只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的被宣布为人权”^[5]。罔顾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标榜为超越人类意识形态之上的共同价值，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其价值主体是鲜明的、方法论是辩证的、内容是实践的。而普世价值观则建立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其主要错误就在于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推论出价值的普世性，进而认为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这实在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念的当代翻版。

二、意识形态属性不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诸多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提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这一著名论断。尽管单纯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都讲“民主、自由、平等”，但两者在意识形态属性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高度凝练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和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和振兴的根本所在。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提出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是“上帝”，真正的铜墙铁壁就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第一个基本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就是人民幸福真正实现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面的限定词“社会主义”，点明了价值观的“人民主体”地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强调人民真正享有改革成果、真正当家作主、精神生活健康丰富、人际以及自然环境良好，是人民主体地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中的切实体现；“自由、平等”强调人民平等享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对那种“一方面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8]的彻底否定，是人民主体性最本真的意义，“公正、法治”强调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可靠保障，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主体性本真意义的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强调人民对国家、职业以及他人的赤诚之心，这既是人民主体性自觉的外在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新发展。

2.普世价值观是契约版的资本拜物教，所有价值前面都暗藏着“资本主义”这个修饰语

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否认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世界历史意义，但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9]。基于摆脱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禁锢斗争需要而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原则，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私有制基础上，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这些价值原则不可避免地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增值运动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以美国民主为例，表面上看，人民意志通过议会的形式得以表达。但事实上，其选举只不过是富人之间的一场游戏，民意常常被肆意操纵和控制。曾帮助1896年威廉·麦金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10]从近些年来美国总统选举费用来看，2000年为5.29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8.81亿美元，2008年再创新高，达到24亿美元，2012年则飞跃至70亿美元。且从历届总统选举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竞选开支超过对手的一方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容易获胜。对此，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日前在做客访谈节目时，也明确谈道：“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11]因此，马克思在讲到民主时，总是要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

再来看看他们所说的自由，尽管资产阶级学者力图使自由永恒化，美国政府也一向以自由的社会而自我标榜。而事实上，在私有制社会中，自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任意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和摧残枪杀弱势群体的自由。如，2013年6月，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向世界曝光了美国绝密电子监听项目“棱镜计划”。面对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政府竟然厚颜无耻地辩称“‘棱镜’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的人”。言下之意，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他国政府和民众的监听理所当然。再如，2014年8月9日晚，手无寸铁的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遭白人警官达·威尔逊连击6枪打死，11月24日，由9名白人和2名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居然认定枪杀布朗的警察威尔逊使用武器合法。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旦资产阶级获取利益的自由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2]。然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对于西方卖力推销的“普世价值”，我们很多人却看不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有人甚至借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打出了“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宪政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毛泽东对此早就有所洞察，他说“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13]。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发展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在“宪政民主”制度保护下，少数人大发其财，如作为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当下就存在1%的富人与99%的穷人之间的对抗。面对现实，一些西方的政治家、理论家却视而不见，硬把它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并拿着民主大棒，在全世界到处挥舞。看谁不顺眼，就给人家扣上“专制”、“独裁”、“邪恶”的帽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话也算一语道破天机：“在世界上保卫自由和促进民主不仅仅是我们最深刻的价值观的反映，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14]

三、核心内容不同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说：“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5]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形式，而是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更高的社会阶段将赋予这些价值形式以新的内容。这些价值形式新的内容是什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6]。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就是要消灭阶级，离开了经济上的平等，单纯讲政治上的民主与解放，就是虚伪的、骗人的，最终都必然要流于荒谬，“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17]。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与“和谐、平等、公正”结合在一起，强调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彰显了“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掷地有声地回答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八项要求中，“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最核心的一项，其余七项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和保障。在将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报告还特意提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要求，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价值理念，拒斥了那种“我好，你不好”的价值对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梦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全体公民都必须努力去追求、去践行的价值观念。

怎样才能真正保障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呢？概括起来就是两点，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首先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彻底告别贫穷和落后，实现富裕。因为离开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0]。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第二，先富带动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只能打击先进、鼓励后进，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后发展的多数地区和多数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构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先富”政策是正确的。但受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一些人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是正常现象，进而导致“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极其有限。因此，我们就应该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继续“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2.普世价值观只讲政治解放和政治民主，而不谈社会地位和经济解放，因而只能是一种“习惯性的伪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社会敢提出“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吗？不敢。这是由它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普世价值观”背后的根基是资本，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发展只能是少数人的富裕，是缺少公正与和谐的富裕，而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尽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绝对贫困化有所减弱，但相对贫困化的工人、农民和底层劳动者，却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

普世价值论者无视这些现实，只是一味地大谈特谈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认为个人自由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核心，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等则是实现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手段与保障，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对于这种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的历史推动作用，我们从来就不曾否认，但这种理论自身的结构性硬伤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强大的资本力量可以控制劳动，控制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时候，宪政民主真的能保证“公共意志”的实现吗？如果离开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自由的边界又在哪里？

人们常常把“公平”说成是普世的价值观念，然而当资本家手里拿着一千万，你连一千也没有的时候，你还能找到平等感吗？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普世价值”所强调的平等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而只是法定权利、财产权利的平等，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平等。对于广大无产者而言，这样的平等和自由意味着什么？是接受资产者奴役和压迫的平等，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此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上的平等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的博爱观也是资产阶级虚幻意识形态的装饰品。

恩格斯认为，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出“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21]。显然，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因此，统治阶级为了把自己的利益同整个社会利益等同起来，不得不鼓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还要标榜是为了被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以便给自己所做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正因此，恩格斯明确提出，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伪善”。

四、实践效果不同

在许多人眼里，所谓“普世价值”往往等同于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那么，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否真的可以“普世”？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向不少发展中国家卖力地输出过其民主制度，从这些被输入国家的现状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对比，我们便能从中得出答案。

1.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奇迹”、“中国速度”的出现，与“普世价值”毫无关系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由1980年的2000亿美元，到2014年突破10万亿美元，人均GDP现已达到7000多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在社会建设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社会呈现和谐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外交工作中，香港、澳门先后回归，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根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就在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经验时，就提出：“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2.“普世价值”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的后果表明，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只能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

西方民主模式是西方社会特有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产物，对美国、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确实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应该从中汲取其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如果无视自身国情，一味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以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例，戈尔巴乔夫极度推崇“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按照这一理念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导致“自由、民主”泛滥，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在叶利钦统治时期（1985—1999），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社会形势持续恶化，被称为俄罗斯“三百年来最黑暗的时期”。被人称为“微笑之国”的泰国，尽管已经实行“民主化”70多年，但整个国家仍处在军事政变、街头暴力的政权轮回之中，丝毫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明。“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非但没有迎来希望的“自由、民主、人权”，反而造成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乌克兰至今还深陷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东部多个城市成了血腥的战场。阿拉伯世界的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在西方“民主”的感召下，发生了一系列反政府运动，并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政权。西方媒体将这场运动称为“阿拉伯之春”，它们高呼“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仅过去两年多时间，“阿拉伯之春”就变成“阿拉伯之冬”……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与制度，收获的只能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果实，真正遭殃的只能是本国人民。

我们珍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肯定“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中的合理性存在，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争，其实质就是思想主导权之争。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其目的就在于以“非意识形态”的形式，掩盖其真正的阶级本质，进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从根本推倒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这应该是我们对待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基本原则。

【注释】

[1]【基金项目】2014浙江省社会规划一般课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14MKSZ01ZD‐3YB），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德旁观现象研究”（12BZX068）的阶段性成果.

[2]宁德业：警惕“普世价值”论“回暖”［EB/OL］.“中国社会科学在线”http://www.csstoday.net/xueshuz‐ixun/guoneixinwen/85332.html，2013‐10‐1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6‐44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7.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8‐209.

[10]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6）.

[11]刘皓然.美前总统卡特：美国民主已死　是少数人寡头政治［N］.环球时报，201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