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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时间:2023-12-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随实践发展不断探索、形成与深化的过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燕传林

内容摘要: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包含的两个基本精神,即强调生产力因素和所有制因素的重要性,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随实践发展不断探索、形成与深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并不断深化。

关键词:唯物史观;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作者:燕传林,中共江山市委党校

一、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源泉

1.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

唯物史观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洞察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的基础上,汲取英、法、德国的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丰富思想养料而创立的伟大理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最终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升华为科学。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是社会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

2.唯物史观包含的两个基本精神

一是强调生产力因素(体现效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的必然结果,至于未来社会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抑或是最终三大差别的消失,商品与货币、阶级与国家的消亡都是立足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其实是对生产力高度发达后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推测。马克思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要建立,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仍然需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至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是直接由于“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4]。总之,唯物史观认为,提高效率,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强调所有制因素(体现公平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各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所有制形式决定整个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即生产力越发展,社会越不公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地位越不平等。“有效率但不公平”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做出的辩证分析。究其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产品相分离,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性分析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他们理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模样:生产力高度发展;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消灭,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所有;有计划地生产,商品和货币消失;三大差别消除、阶级与国家消亡;按劳分配甚至按需分配;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总之,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率又非常公平的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其物质特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障;生产资料实行社会所有制是其制度特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公平的制度保障。“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资本论》的这一经典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最权威的理论阐述。

3.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

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有着长久的生命力。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6]

二、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及实践

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经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历史跨越。俄国是在“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7]的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18年,列宁根据苏俄当时实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它超越了当时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导致了苏俄经济的困境。1921年,俄共十大做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使苏俄平稳地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注重生产力因素的决定作用,能根据苏俄具体实际及时终结不适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巨大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生动实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仅注重公平是不够的,也得有效率。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通常人们所说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苏联宪法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唯一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最终必须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使整个社会形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经济管理愈来愈集中于中央一级,大批地方性的企业被收归中央直接管理,企业丧失本该拥有的经营决策的自主权。经济完全是通过国家颁布的政策、决议、法令、指示来调控。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斯大林模式逐渐演变成一个越来越脱离实际的僵化体制,过于强调集权统一、急于求成、过于求纯。这种偏离本国实际、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表面上公平、实际上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实现真正公平的发展模式,崩溃是其唯一的结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及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一个公平又有效率的共同富裕社会进行了不懈的追求。这种追求既包括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做出的物质方面的努力,也包括为维护社会公平而做出的所有制方面的努力。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产生的制度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目标奠定了制度基础。在领导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对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初步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基本框架。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8]

在发展生产力上,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9]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0]的目标。为迅速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1958年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在所有制方面,当时的中国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并完全赞同斯大林的看法,认为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必须创造条件,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之后,就出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如何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由于缺乏经验,采取了急于求成的做法,在实践中超越生产力发展规律,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等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没有能够实现设计的目标。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公平,错误地把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等同于共同富裕,结果导致了共同落后,共同贫穷。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将共同富裕提到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目的的高度。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1]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的是效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体现的是公平。公平又有效率的共同富裕社会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奋斗目标。这是邓小平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理论概括,意义重大。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正式形成,并随实践发展日益深化。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上,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5]。“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16]“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7]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邓小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二是通过不断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他说:“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8]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的共同富裕战略,即第一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步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19]“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0]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上,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1]“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2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23]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根本对立,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条件,而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证明,实行纯而又纯的高度计划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关于计划与市场是“姓社”“姓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4]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制度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制度自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到现在一直是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深化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及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实现公平又有效率的共同富裕社会目标,一方面都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制度。另一方面,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条件的变化,为寻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不同时期实行的具体政策措施有所差别,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随实践发展进一步深化。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怎样实现公平又有效率的共同富裕社会有深刻的认识。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贫穷,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25]“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说,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26]“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了共同富裕思想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扩展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在实践中,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客观现实,党中央坚持了邓小平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进入新世纪,在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国内外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更多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要“以人为本”,开始注重解决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战略步骤中的第二步的问题,即先富带动后富、保障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曾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问题。”[28]并为此做出了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9]。2005年,胡锦涛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30]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继续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写就的十八大报告,把“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一道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三个基本要求。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等,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了实现公平又有效率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纵观我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和奋斗目标的认识越发清晰,制定的政策越发科学,信心越发坚定。对如何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关系,党中央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历史发展脉络大致如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过于强调公平,没有效率,结果导致了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汲取历史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效率,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注意效率下的公平问题,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国经济实力总体达到小康后,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4.

[6]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EB/OL].新华网,2013‐12‐4.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

[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496.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10]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04.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111.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2.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7.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5.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6.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3.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5]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9.

[26]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37.

[2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7.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3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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