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与实践方向

唐晓燕

内容提要：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维护意识，更是为一定社会定向的文化价值系统。意识形态掌控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子集，同样面临现代化的重要课题。现代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包括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教化能力、情感沟通能力、整合能力和批判能力。推进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需要实现对资本的实质性掌控，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化；建构多主体协同一致的意识形态建设网络；借助互联网络革新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国家治理；意识形态；现代化；基本要素；实践方向

作者：唐晓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价值资源，意识形态掌控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子集，也有现代化的诉求。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联的相对遥远与间接，意识形态工作的现代转向尤为缓慢和艰难。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做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科学论断，积极推进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思想工程。

一、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要件

作为现代国家所特有的范畴，国家治理在扬弃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形成，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1]。作为一个内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治理能力的复合概念，国家治理能力将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纳入其中作为重要子集。在传统观念里，意识形态掌控与国家治理的导向是相悖的。但这种观念本身体现出对“意识形态”传统而非现代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价值系统，是文化治理的客观要素，意识形态掌控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子集。

1.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内含价值、制度、行动三层次内容。其中，属于宏观范畴的价值位于体系的最顶端，属于中观范畴的制度居于中间，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属于微观范畴的行动处于体系的底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是由价值、制度、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具有超稳定性、流动性的，橄榄型的循环往复的闭合结构”^[2]，其中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这一结构性功能系统的基础。对意识形态的传统理解将之简单化约为“虚假的意识”，现代意识形态概念实现了功能学意义转换，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维护意识，更是为一定社会定向的文化价值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结构中主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约国家治理制度、最终范导治理主体的行动而发生作用。“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于各类治理主体并体现在型塑这些治理主体的规则和程序设计之中，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才能按照善治要求有效运转，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建立。”^[3]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础。

2.意识形态掌控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子集

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复合体，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国家文化权力，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掌控能力。不同于国家统治与国家管理，国家治理能力不仅是对于多元主体能力的要求，也是多元主体间权力的重新安排。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趋向是多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的协同共治，但这种协同不是无条件的。与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是政府不同，“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是一种‘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4]。党委政府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实质性的权力中心，在所有的治理主体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其他治理主体的重要性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党委政府的特殊重要性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必然要求将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3.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是应对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依赖信息高位优势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斗争。近年来，我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与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连锁反应。在国内舆论中，“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多元化”、“意识形态中立化”等错误思潮从未停息，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民主宪政等有害思潮此起彼伏。经验已经证明，传统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无法有效应对上述思潮，这样就对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倒逼机制。如若不能实现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的现代化，则将日益在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中陷入被动挨打境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主流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的严重滞后，最终让西方敌对势力意识操纵伎俩得逞。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推出《新闻出版法》篡取舆论主动权，大肆推行西方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进而借助信息传媒优势展开意识操纵，“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5]的目的，最终苏联的意识形态防线瓦解，成为西方颜色革命的牺牲品。

二、现代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基本要素

全面深化改革的工程将从各个层面推动中国社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变，传统意识形态的天然权威以及其得以作用的环境条件不复存在，意识形态掌控能力需要实现现代转化。就这层意义而言，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也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潜在危机的现实需要。现代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内含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教化能力、情感沟通能力、整合能力和批判能力。

1.意识形态建构能力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内在包含通过建构不断更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1979—2012年间，中国GDP增长率达年均9.8%，持续的经济增长累积了充足的执政绩效。但在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高度依赖执政绩效作为合法性来源的方式难以持续，意识形态被赋予更高功能预期。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掌控主体的统治者存在的顾虑造成主体性销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意识形态一旦存在变迁的要求，统治者将在恢复制度均衡与维护执政合法性之间寻求平衡。当意识形态变迁可能降低统治者的预期收益甚至威胁执政合法性时，统治者转而成为意识形态变迁的反对力量，“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6]。由此使意识形态具有某种刚性，难于变迁，意识形态资源供给日益滞后于需求，存在成为社会发展消极变量的可能。建构能力是意识形态掌控能力中最为基础的能力，缺乏科学建构与有效更新的意识形态难以掌握群众、发挥思想整合功能。

2.意识形态教化能力

意识形态教化是意识形态掌控主体宣教和意识形态掌控对象接受双向统一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教化是一种人力资本投入，“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7]，使个人拥有现行制度安排合乎义理性的信念，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概率。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意识形态教化能掩盖自身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使受教育者产生对意识形态社会再生产功能的误识。对于个体而言，接受意识形态教化是取得与现代社会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由自然存在转化为社会存在的必由之路。无论个体是否愿意、是否承认，意识形态都是个体由自然存在转化为社会存在的必由之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在客观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阶段，个体要进入“法权状态”中的社会，就必须扬弃自然存在，在异化了的现实世界中获得自身的社会存在。意识形态教化使“自我意识在它本有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化得符合于现实”^[8]；个体接受了多少教化，就会有多少现实性和力量。意识形态是个体获得社会成员身份的必要手段，也是个人的社会资本，能降低形成亲社会行为的成本。如，虔诚是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较为充足的意识形态资本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相应地减少“搭便车”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 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9]

3.意识形态情感沟通能力

传统观念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在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中，感性形态已经具有重要地位。“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上层建筑”正是指整个意识形态，不仅包括哲学等理论形式，也包括情感、幻想、信念、偏见等感性形式，而这些正是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中包含的思想意识。^[10]现代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理论形态，也具有感性形态；不仅意识形态的内容呈现感性化趋势，其表现形式也由单一理论逻辑形式转换为理论逻辑形式与感性形象形式并重。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简单视为需要认知的理论体系，通常采取政策宣讲、理论讲授、集中教育的方式进行，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情感的汇通。意识形态的感性化趋势要求对意识形态工作思路做出重新部署，更加重视情感沟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就要求意识形态传播不再仅仅是宣教者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更多地应采取社会成员之间平等互动的方式进行；不再单纯借助于书刊、文件、传统课堂等手段，而应更多地借助于即时、交互、丰富的互联网技术进行传播。

4.意识形态整合能力

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的核心是观念整合能力，基础是利益的整合。意识形态作为精神生产的产物，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基于整合多元思想观念的需要，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主流意识形态通常采取普遍化策略，“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1]。这种观念的整合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如此重要，以至于马克思早就警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2]。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前所未有地激烈。但若就意识形态考察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与斗争单纯归结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问题，则如同马克思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同现实的影子所做的哲学斗争”^[13]一样浅薄，根本不能触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风险的增大、结构的急剧变迁、利益的冲撞与分化。随着全面市场化改革内在遵从的资本逻辑的展开，资源重组的“马太效应”使得传统整齐划一的利益格局日益为变革分化的格局所取代，反映在观念领域里，是文化多元、观念冲突、心理失衡、思想动荡，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与维系。正如丹尼尔·贝尔对现代社会的经典诊断：“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是一种精神危机。”^[14]然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15]，意识形态工作正是在思想观念多元与共同信仰诉求的张力下努力寻求发挥整合功能的出路，这种观念的整合以利益的整合为必要前提。

5.意识形态批判能力

现代之所以为现代，就在于一切事物都需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身的存在做辩护。作为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身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围之中，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的状况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取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6]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容不得犹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若不能发挥批判功能，意识形态阵地必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占据。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苏联解体正是在西方敌对势力意识操纵下，苏共从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修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到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本质区别，最后提出所谓意识形态多元化主张，主动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是未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反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历史殷鉴。

三、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方向

基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基于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迫切需要国家通过合法渠道自上而下推动意识形态变迁。推动意识形态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实现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意识形态掌控的物质基础、话语体系、组织基础、方式方法的现代转化。

1.实现对资本的实质性掌控，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

作为思想观念之“第二性”的存在物，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领域矛盾与问题的观念表现。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17]，但这种颠倒具有现实基础即颠倒的社会状况。“颠倒的意识是颠倒的经济结构的表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颠倒的意识其实是对‘现存社会’的‘正确’反映。”^[18]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又并非是单向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关系。“信念体系并不仅仅是经济社会转变的后果，他们影响经济社会状况，同时受到后者的影响，相互间的影响是一种互动的方式。”^[19]当代中国存在着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弱化的隐性危机，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虚无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侵袭，实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冲突与矛盾。三十多年来市场取向的改革极大地释放了资本逻辑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总体财富剧增。但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收入分配从较为均衡转变为极不均衡^[20]。市场经济具有局限性，内在遵从的资本逻辑自发导致贫富分化，一极是财富的倍增式的积累，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的积累。^[21]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以社会主义之逻辑规约资本逻辑的泛滥，使之为社会主义所掌控、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变质的内在要求。在社会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程度的当下，应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更多地强调并推进公平。除了直接的收入分配制度，还应配套推动遗产税、房产税等其他改革措施的实施，并由政府提供覆盖面更广、水平更高、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建立较为完备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2.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化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由于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提供了一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当性话语体系。”^[22]提升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当务之急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自信与再编码能力。一是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创新，理应具有理论自信。坚定理论自信，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价值与生命力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和理性自觉。二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编码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再编码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更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适时对发展着的实践做出科学总结与理性概括是革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这种革新同时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由之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耻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再编码需要在沿袭优秀传统文化与适应现代社会思想观念新变化间保持必要张力。一方面让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意识形态再编码，使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更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易于大众化。另一方面适时革新用于意识形态编码的语词元素，增加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

3.建构多主体协同一致的意识形态建设网络

在我国，由于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曾高度依赖单位、学校、社团的力量，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组织政治学习、开展政治教育等方面具有集中统一的政治优势。但在社会组织结构变动、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传统思想权威受到冲击的当下，扩展意识形态建设的网络结构至关重要。作为意识形态掌控主体的，不仅包含执政者、宣传工作者、学校教师、社团工作人员，也包括所有理论战线、新闻战线、出版战线、文艺战线的工作者。推动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集中夯实领导干部、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理论战线工作者、新闻战线工作者、文艺战线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与能力，形成多主体协同一致的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一是增强领导干部掌控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与能力。执政者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很大程度上是执政者的能力建设，意识形态掌控能力又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然而，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际操作中异化为经济主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识，在工作中存在消极情绪和形式主义。据浙江金华市委宣传部调研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态度时，35.75%的党员干部表示“偶尔会主动关注”，7.25%的党员干部是“被动接受”，还有3.5%的党员干部甚至“不关心”。要通过严格的理论学习、集中培训、宣讲活动，增强领导干部掌控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他们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变革了的社会实践的清醒认识与理性自觉，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化能力、整合能力和批判能力。二是强化高校教师的阵地意识和教育能力。高校肩负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是意识形态主阵地。应倡导与强化高校所有教师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意识，尤其是要落实高校“两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意识，集中提高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情感沟通能力。现代意识形态工作应更加尊重个体的自主性，遵循情理交融、寓教于情原则。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是争取人心、获得认同的工作。获得认同，需要晓之以理，坚持理论的彻底性，赢得受教育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3]动之以情，就要关注受教育者的心理诉求，遵循心理接受的一般规律，赢得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4]任何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都是赢得受众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的过程。三是落实理论战线、出版战线、新闻战线、文艺战线的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所有上述战线的从业人员中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政治责任意识。坚持党管宣传、党管舆论导向、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上述战线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肩负起把关人的角色，使所有的作品与党中央在政治方向上保持一致。绝对不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出现，绝对不允许资本力量左右意识形态，绝对不允许上述战线成为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工具。

4.借助互联网络革新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方法

现代新媒体技术解构了传统社会金字塔式的意识形态传播结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呈下滑趋势，以网络、手机短信、移动电视、数字广播等为主的新兴媒体以其特有的即时性、交互性、个性化优势成为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手机网民人数达5.5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达85.8%；博客用户规模为1.09亿，微博用户规模为2.49亿……某种程度而言，现代人是“网络人”，网络已经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个体生存与交往方式。互联网络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已经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的主战场。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必须革新以适应“网络人”现实思想状况。一是掌握网民信息获取方式，积极争夺网上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网络信息发布的绝对优势，并借此开展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监控与操纵。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网上意识形态霸权成为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握紧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必要条件。面对蜂拥而来的各类思潮，倡导“做战士，不做绅士”，进行理性分析、开展合理引导，在交流交锋中明辨是非曲直、剥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外壳。二是掌握网民情感接受心理，切实发挥网上意识形态领导权。当前对于媒体的意识形态传播监管不严，客观上纵容了大量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负面新闻、虚假消息大幅度递增。利用网民的从众心理与暴力心理，有些媒体通过弱化、丑化、矮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赚取点击率，有些甚至沦为西方垄断资本的喉舌与附庸。在近年来的历次网络舆论风波中，缺失意识形态监管的微博、微信都发挥了负面信息策源地、发布地、扩散地的作用。必须完善网上意识形态监管机制，通过对网络媒体开展审批、年检等方式，督促网络媒体自觉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对于公然违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媒体要依据相关法律给予严肃查处。必须坚持正面宣传原则，在网上理直气壮、积极主动地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积极主动地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管理权、领导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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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河，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吴学琴，等.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注释】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1‐1.

[2]郑吉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J］.重庆社会科学，2014（4）.

[3]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俞可平主编.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24.

[4]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2.

[5]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2.

[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刘守英，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80.

[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刘守英，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68.

[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

[9]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刘守英，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67.

[10]刘少杰.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0.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74.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1‐1.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90.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99.

[18]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9.

[19]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3.

[2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总体攀升状况，1999年为0.317，1999年越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08年进一步攀升至0.483，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2013年为0.473），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2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4.

[22]鄢一龙，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

[24]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