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按需分配”的制度构想

胡丹丹　陈玲芬

内容提要：在人同自然的关系方面，始终存在着“人的需要”与自然资源的基本矛盾，深入探析、缓解这对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本文从“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呈现方式、“需要”在一定时期的具体形式入手，寻找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矛盾”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按需分配；需要；资源；生态文明

作者：胡丹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陈玲芬，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人对自然的需求及其实现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1]。当前日益尖锐的生态问题，实质是“人的需要”不断提升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这对矛盾是伴随着“自然”概念的产生而与生俱来的：马克思把现实的自然界看作实践改造的对象，明确界定了自己新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自然的社会性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安置在人类的社会活动框架内，通过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及其矛盾运动得以展开和解决。

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解决是贯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线索，人对自然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是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一个重要维度。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需缓解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状态，促进两者之间可持续“新陈代谢”。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从“按需分配”的制度层面寻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途径。剖析按需分配的制度内核，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系列各个环节的全面展望。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成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运营的结果。按需分配是与共产主义社会相符合的制度构想，作为一种前瞻性的制度安排，认知该理论的内在合理性因素，可以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现实反思。

一、“需要”矛盾的历时展开

马克思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探讨“需要”的现实展开及其矛盾形式。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需要”的内容和实践方式存在根本不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原始社会中，人类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开展劳动实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并无多余的剩余产品进行再次分配，所以原始人的初次分配是根据生理需求而进行的物质索取。这个阶段是朴素的“按需分配”时期，一方面是没有特权阶级干涉分配权利，另一方面没有高度的生产力水平产出丰盛的剩余产品等待人类选择，因此这个阶段的物质需求表现为低欲望、低生产力、低特权干涉、低资源消耗，人与自然的矛盾基本是不存在或者微存在的。

人类历史发展到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机器的发明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剩余产品大量产出，分配问题随之涌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人类不再满足于当下的基本需要，而享受型需要、长远性需要不断增多。同时，社会阶级开始分化，统治阶级凭借其政治特权制定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得全社会的劳动成果及物质利益向阶级内部倾斜。货币的产生使得社会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需求的不同层次，分配制度的不同导致了需求内容的差异：在统治阶级获得基本需要和享受型需要之时，被统治阶级只能维持最低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产生并且迅速激化，而需求满足以牺牲自然资源为发展代价。处于对自然进行物质索取与形态转化的粗加工阶段，人的物质需求表现为高欲望、中等生产力、高特权干涉、高资源消耗，人与自然的矛盾极度凸显。

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高社会形态，也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此时，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再次登上舞台，以适应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状况：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足够水平，物质财富丰富到能满足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需求，左右分配的特权阶级也不再存在，人们的需求成为分配的决定因素。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人类需求结构中精神需求的比例远大于物质需求，内在的精神满足高于外在的物质索取。这个阶段人类物质需求表现为低欲望、高生产力、无特权干涉、低资源消耗，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以调和、化解。

二、“需要”矛盾的表现形式

从共时性维度看，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中“人的需要”矛盾最为凸显，具体形式表现为资源矛盾、生产技术矛盾、制度分配矛盾以及消费供给矛盾。资源与需要的矛盾是当今全球面对的重要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拥有生产资料驱使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在这个阶段，资本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而凌驾于人之上，产生劳动“异化”现象。自然资源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对象性存在，成为为金钱利益服务的基本素材——从航海发现、殖民运动开始，人类对地球土地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资本的累积额度。在生产力起步阶段，技术改进进程缓慢，个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就是不断拓展殖民地，获取自然资源占有权。随着生产技术因素在利润比重中的不断加大，人类生产同等价值产品的自然资源消耗量会逐渐降低，自然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得以逐渐缓解。

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与人类“需要”膨胀的矛盾是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时期的个人对利益的追逐强烈，基本需要之上，享受型需要的窗口被人类开启，而工业技术革命又保障了人类享受型需要的不断扩展与外化。结果是，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限，社会生产的物质生产总量不能满足每一个个体的享受需求，另一方面，低生产水平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紧缺状态，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污染。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机器的发明是激发人地矛盾的关键因素，人对自然的改造欲望被机器开启，自然成为人类机器运作的试验场。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这是人类技术发展过程的一段必经过程，只有不断推动技术革命以减少对自然的依赖，才能推进自然与人类的真正和谐。

制度矛盾与消费供给矛盾是私有制社会中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阶级分化日益明显之后，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控制了生产，从而控制了产品的分配。需求的制度矛盾集中体现在分配制度的阶级倾向性：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制定分配制度，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的产生和尖锐。按资分配的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状况——社会财富集聚的资本家在保障基本生存需求同时，能够追求更高层面的享受型需求，而无产阶级只能在机器的支配下获取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此外，制度矛盾激发了消费供给矛盾。西方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生产相对过剩，市场供过于求所致。工人有限的劳动报酬对社会物质产品无力购买，资本家为了保证商品价格而清理商品，造成了资源与劳力的极大浪费。经济危机是需要制度矛盾的现实历史呈现，启发了民众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与现实探索。解决分配制度的矛盾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从资本主义灭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需要经过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里，第二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推翻资产阶级，完成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是解决分配矛盾的必经之路。

三、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需要矛盾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需要矛盾具有相对性，矛盾双方的人与自然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就人类主体而言，“需要”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需要的客观性指人的生理需要是客观存在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基本的动物性生存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需要又具有主观性：从需要的层次而言，具体的享受型需要是人类能够主观选择的，可以分为物质性需要与精神性需要。其中，物质性需要必须通过外求，通过客观的物质进行转化而得；获得精神性需要的路径是内求，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支撑，而是通过观察、学习等途径获得自身的情感满足。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类涉足的、带有人类印记的自然界。因此人类对自然作用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人化自然”的现实状态。一方面，事物具有联系性，马克思在将“人化自然”从整个客观自然界中区分出来，也就区分出一部分“非人化自然”。生态问题的凸显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这两个自然的不适当行为产生的：在“人化自然”领域，人类对自然资源索取超过了其再生能力，对自然的污染超过了其自净能力，而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在现实呈现上互相交融，没有明确分界线。所以人类对人化自然的污染，会自然延伸到“非人化自然”区域，损害整个自然的规律运行状态。另一方面，人类先进的技术为不断开拓“人化自然”区域提供技术保障。当前的地球表层，没有一处地方不在卫星的监控之下，所以人类主观需求对自然具有决定性作用。

1.破解人的物质需求与自然资源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从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中间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渡期。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资源在生产线的利用率低，人与自然的矛盾呈现日益尖锐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的分配制度是所在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经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综合作用，最终影响了人的物质需求满足程度。

共产主义时期的“按需分配”是“按劳分配”之后的制度形态，也是人与自然矛盾得以真正缓解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3]他在论述这一原则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时，提出了三方面的预设：“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这段文字中，按需分配是社会满足上述条件之后呈现的自然状态，其中社会制度的规范意义少，更多的是对社会自然运作状态下人类获得物质的方式形容。它能够实现的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出的物质能够完全满足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需求。高端技术水平保证了社会成员在没有劳动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生活所需，劳动不是生存的必要前提，而只是生存的兴趣所在。在物质需求上，共产主义阶段的人类生产的物质足够丰盛，对人的当下生存不构成压力，为人类提升个人精神品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下社会的物质产品丰盛程度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状态，我们必须合理协调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而得到物质需求的相对满足。生产和消费是人类满足物质需求的直接过程：生产是人将主体需求对象化的过程，消费是对象化的客体作用于主体，使得外在需求最终在主体实现。共产主义时期，人的需求是适中的，绿色健康的，自然不再是人肆意掠夺的无生命对象，而是与人和谐共处的友好伴侣。人们感恩自然给予人类的物质资源，在行为过程中将资源的可持续性与适中性作为行为做出的第一原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自然界真正地成为人的“无机身体”，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界的人化实现了有机统一。在当代的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要以发展的、可持续的理念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进行环保技术研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处理能力，将绿色生产、集约型生产纳入生产的原则标准。马克思把消费能力看作“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5]。个人消费是个人生理需求、文化需求、经济需求的现实呈现。消费需求与享受能力是对应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普遍提升，人类不会超过自己的需要去占有物资，也不会浪费、破坏公共物品，而是最大程度满足正当需要。这种需要的构成中，精神需要占有了更高的比例。因此在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消费者应该提升自身的消费品位，树立适度、节俭、绿色的消费观念，为生态文明建设践行可持续的消费价值观念。

2.提升精神需求

“按需分配”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全面发展为客观背景的。人类不是通过消费物质产品本身，而是更直接地从精神产品中得到需要的满足，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高效的资源利用得以缓解。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工已经消除，随着人力从直接劳动过程的退出和谋生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变，充裕的闲暇时间使个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表现在对自然的态度上是人与自然达到了真正的和谐统一。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自由意志，正如马克思·克普来所说：“现在，人们不只是编篮子，用笛子吹曲子和造桌子：篮子成了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乐曲，在造桌子的行动中，所造的不是桌子，而是人自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资料生产十分有限，人们可以通过提升精神品质来满足生活所需。满足精神需求是一个知识内化的过程，通过心灵补偿得到一种精神的愉悦和需求满足感。精神满足也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比如书本、电脑等，较之广袤的物质资料界，知识载体数量相对较少。与物质需求相比，精神需求的满足具有延续性、自主性。因此，国家、社会可以为个人的精神提升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制度层面，国家要完善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活跃文化市场，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为社会成员营造丰富的文化场所和文化产品。同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将自然生态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普及、解读。另外，政府还需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弘扬绿色生态理念。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要高度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不断提升精神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注重自身品德、审美、体质的全面发展。在消费层面，个体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倡导绿色生态、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当下点滴中践行和谐生态的价值理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3]汤在新、曾启贤认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的。参见汤在新、曾启贤：《枙德意志意识形态枛既没有否定“按劳分配”，也没有提出“按需分配”》，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2‐2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