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

一、 新时期 “四个全面” 治国理政方略提出的背景

2012年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就如何全面贯彻十八大的精神， 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 如何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还有生态文明建设、 军队国防建设， 和平发展道路， 外交、 国际战略， 还有如何建党、 抓党的建设、 反腐倡廉、 干部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 都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提出了很多新观点、 新判断。

概括起来，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要包括：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论述， 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不断激发全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活力； 关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论述， 坚持开放的发展、 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 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切实提高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能力和水平等。此外， 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就贯彻 “一国两制”、 做好我国港澳台工作、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论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把握的三个关键词如下。

第一个关键词——中轴线。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是按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中轴线来展开的， 可以从五个视角来理解： 第一个重要的视角， 就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理解； 第二个重要的视角， 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发展来理解； 第三个重要的视角， 就是从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奋斗历程来理解； 第四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社会主义500年的历程中来理解； 第五个重要的视角， 就是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来理解。

第二个关键词——时空观。 这个时空观有它的纵坐标， 也有它的横坐标， 纵横两条线交叉在一起， 它才称得上是一个时空的坐标体系。 纵坐标包含两条历史发展线索： 一条就是以1840年为起点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 另一条就是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史。 横坐标就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两大关系： 第一大关系就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也就是 “金砖国家” 的关系。 第二个重要的关系， 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第三个关键词——中国梦。 就是需要把握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系列论述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 要看到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 成就和问题也是并存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未来路上要过好四个关口： 第一个关口就是市场经济关； 第二个关口就是民主政治关； 第三个关口就是国家治理关； 第四个关口就是利益调整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新要求， 深入阐释了党的十八大精神， 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 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

综上所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这些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无可置疑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从而进一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全面落实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 正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的，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不是别的， 就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在变化， 时代在前进， 形势在发展， 实践在深化， 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 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 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 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 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 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 我国经济、 政治、 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 与时俱进， 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 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二、 “四个全面” 治国理政方略的具体内涵

2014年年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 要协调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首次提出的 “四个全面”， 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 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 “四个全面” 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有着很强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 理解 “四个全面”， 是读懂中国故事， 读懂中国复兴的重要窗口。

2012年11月，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 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

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 展览中思接千载， 追寻中国梦； 深圳莲花山， 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 激荡改革潮； 纪念 “八二宪法” 颁行， 重申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 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 以上率下言出必果， 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 起笔落墨之际， 前进航标已然确立。 两年多来， 从党的十八大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 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 “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 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中国古籍上就有 “小康” 的说法， 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 “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 中国执政党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 有学者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中国特色的 “中产社会”。 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 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 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 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 而 “理性” 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 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 还是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都是中产社会， 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 从社会结构上说， 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 不如说是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 反观中东和南亚、 拉美的一些国家， 中产阶层弱小、 穷人众多， 不仅社会不稳、 经济不稳， 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 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 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 优质社会， 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 劣质社会。

因此，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的现代化国家， 首先是一个 “小康” 之国， 即中产之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 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 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 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 在西方， 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 但是， 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 则会贻笑大方。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 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 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 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 也就是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 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 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 而不是其他。

（二） “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党史上， 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均被赋予了改革色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 的战略决议， 正是在向外界宣示， 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 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 中共的成功、 中国道路的成功， 最大的密钥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国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释， 即大量分利集团、 分利联盟的存在。 他认为， 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 这种特殊的利益组织或集团， 不仅降低经济效率， 而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 更为严重的是， 分利集团一旦大到一定程度， 就会成为排他性组织，尽力限制或分散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和价值。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 寻租腐败、 贫富分化、 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 然而， 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 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需要指出的是， 分利集团在很多个国家都是存在的， 包括英、 美等发达国家。 破除利益集团， 需要一场革命， 然而这样的革命在西方是举步维艰的。 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 “否决政治”， 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 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 中国的全面深改， 却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举措， 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 中国执政党内部相继成立多个工作小组， 并由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便是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使公共决策既不受分利集团的影响， 也不为非理性选民所左右。 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 《理性选民的神话： 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里提出， 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 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 可见，中共党内成立多个议事协调小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 此举可以保持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 不受利益集团和非理性选民的干扰。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 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 那么，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 来自人民的力量， 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 突破既得利益， 让改革落地， 需要有决心、 有担当。 无论是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 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三） “全面依法治国” ——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决定， 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 “国无常强， 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 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 强政府、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 而且， 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 民主并不是第一位， 强政府才是。 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 纵观世界各国，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后发展国家， 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 例如， 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新加坡， 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 反观之， 那些忽视法治、 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 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 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曾经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 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 然而， 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 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 法治兴则国家兴， 法治衰则国家乱。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必须依靠法治。

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 渗透着习近平等领导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劫难的习近平等领导人， 深知如果国家没有法治， 人人都无安全感。

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 群体性事件、 信访不信法、 “塔西佗陷阱” 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 要想解决中国 “成长中的烦恼”， 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 最文明、 最有效的手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的法治改革举措， 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 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 改革难度大， 社会关注度高， 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 然而， 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 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 意义非凡， 必须下死决心。

（四） “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 是习近平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正式提出的。 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曾专门安排了党建内容，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 “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党内潜规则盛行， 政治生态受到污染， 从政环境不够纯洁， 其根源在于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 在习近平的认知里， 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 苏联亡党的最大教训便是治党不力。 只要把这个党管好、 治好， 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 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 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 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 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 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 这与福山所认为的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 因此， 只要坚持从严治党、 制度治党，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有序稳定的， 就是可以实现的。 从现实来看，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 一个管理严格、 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 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 如果党内不纯洁， 缺乏正气， 被团团伙伙、 利益集团充斥， 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 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 “三严三实” 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党建是最大政绩” 的重要原因。

当前， 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 廉洁从政、 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 这说明， 全面从严治党是非常必要的、 非常紧迫的。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 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 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 现代化。 因此， 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这个角度说， 能否从严治党， 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可以说， “四个全面” 是一份庄严的政治承诺， 背后隐藏着深层的中国复兴逻辑。 相比西方政党政治的空头支票， 中共的政治承诺给人印象深刻， 是执政治理的一大基石。 中共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 最大的执政党， 有着一份强烈的历史担当， 那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下的国家， 如果顺利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那么， 世人的制度偏见、 政党非议当可休矣。

马克思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四个全面” 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正是中国 “发展起来以后”， 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很多时候， 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 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 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 90多年来， 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 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 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 如此艰辛， 也如此壮阔。 “四个全面” 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 增创中国优势。 这一战略布局， 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 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 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 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谋小康之业、 扬改革之帆、 行法治之道、 筑执政之基， 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 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 行走在复兴之路上， 中国的昨天， 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国的今天，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的明天，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33页。

[2]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52页。

[3]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6页。

[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3页。

[5]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5页。

[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72页。

[7]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64页。

[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