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的影响力

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既有科学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国际分工形式、性质和特征。他不可能涉及20世纪以及21世纪国际分工的新特征。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对后世主要国际分工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1. 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影响西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国际分工思想形成

（1）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对要素禀赋差异的国际分工理论影响

生产力、市场、社会制度以及国际贸易都是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生产力不仅仅来源于要素禀赋，而且受科技、分工水平、组织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对此有比较系统的体系。

新古典学派只看到了影响国际分工的生产力的部分成分，比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矿产资源、科技因素，只强调部分因素的国际生产分工影响，没有从整体上认识到生产力对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影响，并存着新古典学派国际分工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新古典学派发展了古典学派的国际分工学说，在严格假设条件下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丰缺的差异可以影响国际生产分工的学说。新古典学派考察的生产要素不仅仅限制于劳动力要素，还包括资本、土地资源等要素。马克思关于自然分工和资本对国际分工作用的理论对要素禀赋差异引起国际产业分工的新古典国际分工理论有着深刻影响。

要素资源禀赋差异在决定初始国际分工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初始的资源禀赋会因贸易而改变，不能起到决定国际分工关系的作用。资本、技术与劳动要素是流动的，其组合的技术路径、劳动关系和生产方式存在很大国际差异。国际分工的布局取决于资本国际竞争能力、追求盈利的风险态度、国家产业政策等因素。

（2）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对技术差距、产品生命周期的国际分工理论影响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对国际分工影响的理论有丰富的内容，对后人提出技术差距、产品生命周期的国际分工理论形成有一定的思想影响。直至20世纪60年代，波斯莱（Posner，1961）和费侬（Vernon，1996）等试图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国际差别解释国际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结构，提出了技术差距和产品周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学说。^[75]

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社会分工劳动形式，在国际之间各国对于技术创新的分工劳动效率差别直接导致国际技术水平的差别。由于技术是构成现代生产的重要因素，技术差距将体现到国际生产力的差距上，这种技术创新差异就表现为国际分工的差别，因而会引起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作为一种技术突出体现形式的机器的运用既是分工生产的结果，又是促进和深化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强有力工具。在社会分工下运用大机器生产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一切分工能够存在是由分工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率决定的，机器在生产中的运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才使社会分工得以存在。经济体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乃至国际分工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尤其分工是能够更加适宜于使用机器进行大生产，因而，这种分工就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现代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充分体现了生产国际分工对于财富创造能力的巨大推动力量，也体现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对于国际消费者福利的巨大增进。

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日益重要的力量。应用科学技术和在生产过程中引用机器设备与工艺可以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把复杂工艺分解成为独立分工的简单过程，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动了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的扩张，生产和流通的规模经济都有利于促进分工的发展。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的产业与产品层出不穷，新产业不断裂变出来，新产业与新产品的不同区位都可能分散为不同的社会分工，由不同的国家和企业来完成。世界各国的企业界都非常重视生产力中科学技术因素对于国际分工发展的影响，正由于如此，科学技术的战略意义才是被关注的焦点。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知识分子与物质生产的工人之间的分野更加明确和难以弥合。现代信息化和知识化社会里，人力资本化和知识资本化已经使一部分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成为资本家阶级，从雇佣工人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76]这种生产分工的发展表现到生产关系上将会和已经引起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又会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产生深刻的影响。

尽管在未分工状态下人们之间没有多大的才能差异，但是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却使得这种差距更加拉大，最终将表现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上。亚当·斯密对此也有独到见解，他说：“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任务，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而在于观察一切事物，所以他们常常能够结合利用各种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极不类似的物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这种分工，像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77]因而“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78]近一个世纪以来，各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各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分工更加细密，各个领域的专家终生中只专注一门专业领域，这种分工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与分工由来已久。但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分工更加深化和趋于成熟，尤其是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分工发展更加迅猛，这种分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知识进步，加速了知识更新换代，大大提高了知识生产力。但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发达国家的分工生产日益倾向于科技、文化、信息等知识的专业化生产，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能够分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实物产品，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的结果很明显地应验了马克思关于分工产生畸形局部工人的理论，落后国家工人将慢慢失去大脑生产知识的能力，结果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由于分工关系将日益对立和分离，而且发展差距日益拉大。这将是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和矛盾。这种纠纷已经在而且将在未来国际之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摩擦中日益凸现。

总之，国际分工发展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产物和体现，分工发展水平是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尺度或者一个侧面。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力发展互为条件和因果，它们相互促进而共同发展。一切可能影响生产力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与资源、生产要素资源及其成本、科学技术、生产组织技能、管理知识、社会习俗、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和上层建筑等等，都可能影响和决定社会分工或者国际分工的形成。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生产力还会受到市场和贸易因素的制约，市场的广狭和贸易的规模都可能影响生产力的水平和规模，从而决定和影响分工的发展。此外，还有很多可能会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国际分工的因素，例如国际之间收入差距、消费生活方式差异和市场需求的差别。然而，任何因素对于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影响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例如，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丰缺在自由贸易下都可能通过国际贸易而得到弥补，这种资源要素丰缺对于分工的影响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各种影响分工的因素中，知识是决定国际分工的最根本性的因素。^[79]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国际分工关系是经常变动的。任何企业参与任何新的国际分工的利益都不是只看眼前的短期利益，他们参与分工有无竞争优势也不能只从当前的短期状况来判断，它们会从一个长远的战略利益眼光判断是否参与某种新的国际分工。任何一个新进入某种分工的企业起初都不会有很高收益，但是随着市场逐步打开和生产达到规模经济之后，企业就可以获得比较丰厚的利润，企业最终的国际分工决策取决于战略利益的规模大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符合、满足和服务从资本对于经济剩余的追逐，不能够满足资本发展的任何潜在分工都不可能变为现实。理论上政府指导国际分工的政策目标是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就业和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企业追求剩余规模和剩余增长率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如果不与企业战略目标要匹配，政府制定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无论多么美好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政府制定的产业分工目标必须符合和服从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利益要求。

2.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影响“新”贸易理论的国际产业内分工思想形成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价值规律、国际价值规律以及内部分工、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的理论提供形成国际产业内分工理论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关于部落内部、家庭内部以及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影响当代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理论的形成。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80]

企业间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可以相互转换，结果一个企业内部生产某一产品的各环节或工序分工可以与相关企业间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相互转换，内部分工、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可以相互转换。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转换依托市场机制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转换。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之间的转换依托国际市场机制与国际化公司之间的转换。国际化公司可以是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基于社会分工、国际分工关系的集群或集聚企业，或者是具有上下游产业价值链关系的属于多个国家的不同企业。

虽然马克思赞成和支持自由贸易，主要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国际分工问题，但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不完全自由竞争和保护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影响的思想，对“新”贸易理论产生和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不仅创立国际分工理论，而且认识到政府干预国际分工与国际合作或协作的经济意义，认为协作劳动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集体生产力。国际合作或协作不仅带来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或区域分工格局变化，而且导致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以及战略性贸易对国际分工的新影响。

“新”贸易理论认识到现实经济中不完全的自由竞争，呼吁政府干预，在突破新古典学派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学说的严格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非常数回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技术进步等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对国际分工与贸易起决定性影响的一系列理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从某些产业对工业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垂直分工，发展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在某些相同产业部门的不同企业分别具有竞争优势的国际产业内分工格局时，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流量超过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流量。基于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分工理论基础上，战略贸易国际分工理论不认同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分工学说。“新”贸易理论从生产的不同侧面对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局限进行完善和修正，这既说明新古典学派理论的片面性，又说明“新”贸易理论在严格假设条件下所具有的一定科学性。特别在消费需求差异化、个性化时代，产品差异化国际分工学说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之间关系的理论对巴拉萨（B. Balassa，1967）关税同盟理论^[81]、斯托夫斯基（T. Scitovsky，1958）^[82]和德尼奥（J. F.Deniau，1962）^[83]的大市场理论以及小岛清（1987）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84]，产生不同程度的思想影响。他们共同的主旨就是扩大市场规模，增加规模经济效果，增加生产分工的市场空间，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多边贸易谈判还是区域范围内协商或谈判形成共同市场，都是各国政府作为上层建筑干预市场，形成有利于本国产业分工的结果。WTO谈判也就是成员方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和分割市场的谈判，各成员方都期望通过谈判和妥协获得最大的市场规模。

当然，大多数企业受能力与效率限制只能够参与某一个或者某些产品生产分工，甚至只能够参与某一整体产品的某些零部件生产分工。以前某种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设计与调试、各种零部件加工与组装、市场营销战略决策与实施等各个环节由单一个企业在其内部完成，现在可能在一国内或者在不同国家由不同的企业分工完成。不同企业之间同一整体产品的不同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的分工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加工贸易发展和更加密切的世界市场联系，推动了生产分工的全球化进程。生产分工的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由产品差异化所引起的产业内分工主要是来自于每个产品品质的不同组合和对多样化产品特征的消费需求。随着人类消费需求个性化偏好的日益增加的要求，以及生产规模经济的要求，同一产品不同质量性能的纵向差异化产品和不同款式、规格等横向差异化产品可能由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提供和生产，这样国际之间同一产品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盛行起来。可见，产业分工不仅从不同产品之间分化出来，而且从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同一产品的差异化之间分离并独立出来。社会分工以及国际分工因此而深化，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也因此而进一步扩大。

总之，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之间具有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与依存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将推动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分化，新的产业和国际分工将不断涌现，产品生产分工将越来越向更高层次的细分与专业化。“从80年代后期开始，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主要方向是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材料、新能源以及海洋开发等。下个世纪肯定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人类将进入信息时代。由于两次深刻的科技革命，生产的专业化和国际化进一步提高，国际分工发展很快。交通与通讯加速现代化，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85]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份额制约着我国产业的规模和分工水平，我国需要利用信息技术积极调整和改造我国产业结构，并使我国产业水平不断升级，从而使我国产业结构更加符合世界消费市场需求结构及其发展趋向，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扩大我国产品的出口规模，增加我国出口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国际市场和生产分工都可能受到来自政府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关税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干预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我国已经是WTO的成员，未来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努力联络世界各国各民族感情和进行国家形象宣传，这样才有利于我国产业界开拓世界市场。

3.马克思宗主国-殖民地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理论影响中心-外围国际分工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关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依附国际分工学说成为后来普雷维什（Prebisch）、伊曼纽尔（Emmanuel）关于世界中心-外围国际分工学说形成的直接思想源泉。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宗主国的工业中心地位与围绕着“太阳”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秩序理论在20世纪进一步具体化和理论化。

普雷维什认为最初中心国家以军事、暴力和残酷殖民统治等超经济手段获得初始经济条件的优势，随着旧的国际分工秩序建立和稳固下来，工业中心国家在经济循环中一直保持分工上领先的优势地位，结果发达工业国家日益演变成为高度发达的工业中心，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明显地拉大。^[86]根据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87]和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Amin）^[88]等提出不平等交换理论。这种不平等交换是指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不平等经济地位之间的交换。

国际分工所造成的国际生产力与消费差别也需要通过贸易经济关系来弥补。这种贸易关系不会引起不等价交换和国际价值转移。尽管不平等经济地位的交换双方分割经济剩余不可能均等，分割的结果可能一方获得较大的剩余，另一方只能获得较少的剩余，但是，任何贸易关系都是等价交换关系，生产上的不平等导致交换上的不平等也不会产生一国以较少劳动交换另一国较多劳动的价值转移和不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明显的以较少劳动交换较多劳动的不等价交换通常难以成立。在常态下，国际价值转移不可能出现，除非采取非经济手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欺诈和暴力对殖民地附属国进行不等价交换，垄断资本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来出售和收购产品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残酷的剥削。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如果贸易仍然按国际价值进行，那就并未发生不等价交换。^[89]剥削是指超经济的无偿占有。在自由经济贸易过程中，不存在国际剥削的贸易，即使在交易中一方处于不利地位也不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交换关系。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宗主国对殖民地附属国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来剥削和掠夺殖民地人民，这是旧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二重性之一。^[90]

但是，在殖民地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新的国际分工下，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自由的国际贸易也不存在不等价交换和国际价值转移。在自由的国际贸易中，剩余分割不均等不是由于贸易上的不平等交换，而是由于生产上的不平等水平和能力造成的。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分割贸易剩余上的不利地位必须从生产方面着眼，只有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设计、质量和生产工艺水平，运用最现代的商业思想组织经营活动，才能够缩小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差距，才能够逐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获得较大的贸易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