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整合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理论

1.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形成的主体

跨国公司在当代国际分工转向全球化分工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现代跨国公司将国际分工推向全球分工方向发展。现代大型跨国公司已经不满足于利用所在国的资源进行国际之间的生产分工与贸易关系，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最佳分工结构来组合和配置垄断资本，实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规模经营，利用各国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等合理布局生产力，以规模经营来提高经济效益。^[121]同时，跨国公司把一些有利可图的国际分工转变为公司内部的全球化分工，扩大公司内部分工容纳的空间范围和公司内部贸易的市场容量，获得范围经济效果。不同于企业组织内部分工分解成为社会化、市场化的社会分工或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却把社会化、市场化的社会分工或国际分工整合进入一家公司内部成为组织内部分工。跨国公司这种内部和外部全球化分工扩张，直接导致全球范围内投资、生产与贸易的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国际分工新变化的主体，组织、协调、调整和控制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

2. 跨国公司价值链整合与内部化的动机是规避市场缺陷和克服自身资源短板

价值链整合与价值链分解、剥离和外包业务的方向相反。价值链整合有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两种方式，其中垂直整合分后向垂直整合和前向垂直整合两个方向。水平整合主要为了扩大规模效果，利用闲置资产，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与对手展开竞争的能力。跨国公司面对外部市场不确定、不完全与不完善等高风险或者失灵，会引起交易费用高、交易不可控，甚至不能实现交易等问题，他们以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他们必须以企业组织内部分工取代市场分工。而且跨国公司内部资源浪费、管理与技术知识及优势能力利用不够也需要优化资源配置，重组资产，提高效率和竞争优势。

每个企业都有资源和能力边界，都是有限的，他们都希望摆脱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资源能力不强的部分，纳入更高效率和更强能力的资源，实现吐故纳新，提高效率和能力，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提高分工地位和价值链控制权。跨国公司与这些在全球价值链上具有特定资产的企业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对其没有实际控制力，价值分配处于不利地位。

为了规避市场缺陷和优化利用资源，跨国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战略进行全球价值链垂直或水平一体化，将市场上效率和能力强大的独立主体纳入自身组织之内，增加能够提高公司竞争力的资源，增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能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把市场化的国际分工整合为组织内部国际分工，增强公司对整个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促进公司全球价值链系统更加优化。

3.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整合价值链进行内部化分工的主要途径

跨国直接投资有新设投资和并购投资两种方式，其中并购投资就是通过谈判和证券市场交易方式获得东道国企业部分或全部股权和经营控制权的一种直接投资方式，可以划分为跨国收购投资和跨国兼并投资两种。跨国收购投资有全资收购、控股收购和非控股收购三种形式。跨国兼并投资有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形式。跨国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形式。

为了适应竞争需要，跨国公司广泛开展跨国直接投资、业务兼并、重组扩张，进行垂直或水平价值链整合，形成组织内部国际分工。跨国公司把在母国的某价值链上企业关停，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新设同样价值链的同样企业，这种直接投资并没有进行价值链整合和改善，只是进行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布局，但是价值链没有调整、改善、增减和优化。

跨国公司海外控股分支机构和独资企业是跨国公司母国的企业。从所有权角度讲，外国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的销售与进出口贸易属于出资国，不应计入中国贸易统计之中。因此，作为拥有最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的美国不仅仍是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和服务贸易国，而且是世界上GDP、GNP规模最大的国家。一国综合国力不仅要看GDP，更取决于GNP规模。中国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重视做大国内GDP，更要重视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在世界范围的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做大GNP。中国GDP中由美国在华企业所形成的部分应计入美国GNP，虽然中美GDP规模日益接近，但是中美GNP规模相差巨大，在世界的影响力相差悬殊。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统计，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090亿美元，引进外国直接投资8328亿美元，逆差3238亿美元；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1911亿美元，引进外国直接投资39319亿美元，顺差12592亿美元。可见，美国GNP规模远远大于中国GNP规模，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主导力和控制力无与伦比。

4. 跨国公司管理成本、管理知识与管理效率是价值链整合与内部化的决定因素

虽然跨国公司通过价值链整合与内部化可以规避市场缺陷和克服自身资源短板，但是公司组织扩张不是无边界的，不可能无限替代市场，公司自身管理成本、管理知识及其能力以及管理效率是价值链整合广度和深度的限制条件。

一般来说，公司组织管理的价值链越长、越多，组织管理运营的成本越高，难度越大，出问题的风险随之增大；公司组织管理的价值链越短、越狭窄，管理幅度越小，管理成本越小，管理难度越低，管理专业化水平越高，造成管理资源闲置、管理效率反而不高等问题。实践中跨国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战略需要，设计与公司管理成本、管理团队能力和管理效率最佳相适应的价值链整合方案。

过长、过多的价值链整合进入跨国公司，可能造成管理成本过高，管理能力不及，内部管理分工过于繁杂，管理幅度过宽，管理层级过多，管理效率较低的问题。一旦公司发现内部分工协调的管理成本高到不可承受，高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公司就有剥离非核心业务和削减管理成本的动机。当公司发现内部价值链治理成本与外部市场分工下的交易成本达到大体一致时，公司吸纳价值链和剥离价值链的意愿大体趋于平衡。

全球价值链治理、升级与价值分配是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利益分配和竞争优势与各主体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密切相关。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体现分工地位。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已不能完全通过产品本身反映出来，而主要是依据各国在同一产品的生产经营中占据哪些环节来判别。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所提供的附加值（或产品增加值）不同。因此，国际分工位次是按各个环节提供的产品附加值的多少来区分的（裴长洪，1999）。^[122]这个判断无疑是科学的。但是裴长洪（1999）认为，世界级的创新、发明让富国去干，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投入技术研究的财力还很有限，应当主要用于能较快产生收益的地方的国际分工模式。这种认识是传统比较优势思想的生动体现。

实际上，国际分工地位是动态变化的，而且参与任何新的国际分工在初始阶段都不能期望很高的回报。假如一个企业只以当前比较优势和利益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决策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就只会固守在原来的分工格局上而不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尽管企业把很稀缺的资源投入世界级技术创新从眼前成本和收益以及比较优势上可能并不合算，但是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险胜优势都可能使不具有经济优势的企业首先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从而在产业升级与优化中可能赶超和领先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世界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点。例如，在英国人以蒸汽机、纺纱机主宰世界贸易时期，美国人开始以电子技术、钢铁和汽车制造技术发明领先于英国，日本从开始在并无优势的形势下在电子技术和汽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控制权和分配权。所以，比较优势原则不是国际分工的一般准则。

深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内部分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我们在产业经济发展中需要特别强调利用适当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劳动方式以及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提高我国经济效率。而且这些分工所带来的效率几乎是不费成本的经济利益。但是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必将导致社会分化和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国际生产分工新变化无疑将推进经济水平向前发展。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对现实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

【注释】

[1]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5—156页。

[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3页。

[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1页。

[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

[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6页。

[6]参见恩格斯著：《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87页。

[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495页。

[8]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169页。

[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7页。

[1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页。

[11]同上，第400页。

[12]同上，第530—531页。

[1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1页。

[1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

[1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16]同上，第397—398页。

[17]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9—160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

[19]参见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7—458页。

[20]参见马克思：《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1847年10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2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9—390页。

[22]同上，第95页。

[23]参见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2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8页。

[25]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96页。

[2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27]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2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

[29]参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页。

[30]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3页。

[31]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3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3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34]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5页。

[3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495页。

[36]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3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39]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

[4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

[41]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01页。

[4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

[4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45]同上，第393页。

[4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

[47]同上，第487页。

[48]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169页。

[49]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162页。

[5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

[51]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5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页。

[53]参见马克思：《论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8页。

[5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6—127页。

[5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395页。

[5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61页。

[5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8页。

[58]同上，第307页。

[59]同上，第312页。

[6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1页。

[6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6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8页。

[63]Part 6, Globalization and Colonialism: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obert J. Antonio(ed.). Marx and Modernity: Key Readings and Commentar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3.

[64]Chu-Shore, J. “Homogen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Cultural Goods Exceptional?” World Development, Vol.38, No.1, 2010, pp.37-47.

[6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5页。

[66]同上。

[67]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彼罗·斯拉法主编，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3—114页。

[68]参见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69]同上，第7页。

[70]同上，第8页。

[71]参见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页。

[72]同上，第12页。

[73]参见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74]同上，第16页。

[75]See Posner, 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ical Chang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3,1961. Vernon, Raymon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0, 1966, pp.190-207.

[76]参见夏先良：《知识论——知识产权、知识贸易与经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

[77]参见亚当·期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 —11页。

[78]同上，第15页。

[79]参见夏先良：《知识论——知识产权、知识贸易与经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

[8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81]See Balassa, B.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Economic Journal, vol.77, 1967, pp.1-21.

[82]See Scitovsky, Tibor. Economic The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ion,1958.

[83]See Deniau, J.F. The Common Market. London: Barrie & Rocklliff, 1962.

[84]参见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5]参见杨圣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理论基础》，《国内市场接轨的理论与实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86]参见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Vol.7, No.1, February 1962, p.1-22.“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9, No.2, May 1959, pp.251-273，《外国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87]参见伊曼纽尔(Arghirl Emmanuel)：《不平等交换》，美国《评论月刊》，1972年；《不平等交换》，中国对外经济交易出版社1988年版。

[88]参见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73）著：《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89]参见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获奖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55页。

[90]参见杨兴赋：《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1983年编，第325—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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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参见陈家勤：《国际贸易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22]参见裴长洪：《关于中国对贸易发展的若干结构问题》，宋立刚、黄卫平主编：《外贸、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