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在当代的实践基础,验证了国际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及其在国际贸易模式的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1.经济全球化的递进发展
从国际价值理论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可以看出其对国际贸易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拓展了国际市场上商品(包括货物与服务)交换的广度与深度,而商品交换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又构成了价值规律的形成及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国际价值的决定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充分与稳定。
经济全球化直接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的世界贸易报告,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全球出口贸易的增长有5个年份保持在4%以上,1个年份接近6%,4个年份高于7%,均明显高于对应的GDP增长比率。从整个90年代来看,GDP平均增长接近3%,而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接近7%。国际贸易的规模明显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参与到了国际贸易之中,越来越多的商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各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程度在加深,一国所需的商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国,各国之间商品交换的深度与广度持续拓展。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环节的整合,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还是一个跨国公司在全球调整生产布局的重要时期,这一趋势的出现与20世纪最后20年诸多经济体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不无关系。加工贸易不仅仅是一种贸易方式,它本质上是由生产方式的调整创造出来的贸易方式,反映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它为一种产品的生产空间扩展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生产布局的调整,对产品生产流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整合。加工贸易的大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分布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中的厂商融合在一起,实现了生产链条的国际延伸,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向生产领域的深入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推进了国际贸易的深度。
经济全球化推进了对生产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发现。通过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国际贸易活动对分布在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生产要素及其要素的禀赋特征进行间接地调整与整合,国际贸易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各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这一配置的合理程度以及各个国家与地区发挥其要素禀赋的优势成正比,显示出其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通过要素的配置,提升全球经济发展的潜能。
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为要素市场的拓展以及生产要素的直接整合创造条件。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各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转型经济国家与地区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经济体的开放取向为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了广阔的商机。开放的利用外资政策,宽松人才流动政策,对知识产权及管理模式的渴求,都加速了生产要素在更广泛地范围内的整合。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各种生产要素的间接流动与直接流动,开放经济的国际化潮流,催发了产业布局的全球调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布局作为经济全球化深层次发展的集中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它不但带来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扩大了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建立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推动了产业的国际转移,而且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提升了相关经济体的要素配置效率。
2.国际价值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阐释
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其基础内涵反映的是价格,在花色品种等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同类产品价格上的优势,其背后所揭示的是对要素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通过劳动生产率高低表现为产品的国际价值,表现为具体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相对关系,通过与国际价值相对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国别价值之间的关系,即国际竞争力的对比关系。
国别价值广泛参与到国际价值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国别价值通过贸易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比较,加厚了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性及其在国际价值确定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全球范围内商品率提高的表现,作为商品交换的具体表现即国际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比较和国际价值的形成。
国别价值的提升来自于对世界市场份额以及追求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一般都会表现为扩大出口的意愿与努力,而一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往往意味着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结果是国别劳动生产率的改变,进而伴随着国际市场对国别价值的重新确认。
对国别价值的确认程度是递进的,即通过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推进,或表现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现象,以及产业在的国际转移,逐渐确立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性特征。以此为基础运行过程,使得一国的国别价值逐渐被确认为趋近或等同于国际价值。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国别价值提升的动态源泉。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流动为国别生产率的提高和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了更为广泛的条件,是国别价值提升的动态表现和深度发展的空间,同时也是国际分工格局形成或调整的基础。
生产要素的流动即直接流动与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不同,生产要素的配置可以通过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而生产要素的流动恰恰是国际贸易难以实现的。要素直接流动的大方向与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资本的流动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且一般为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所欢迎,而劳动力的流动多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且一般会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因此,对不同要素流动的制约因素不同,方式也不同。制约因素与流动方式会影响国际价值的形成以及国别价值的调整进程。
国际分工模式趋于合理化调整。经济全球化对贸易的促进首先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的发展,即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垂直分工,随着要素流动的发展,产业竞争力发生了变化,原来具有出口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为后起的国家或地区所取代,形成产业的国际转移,国际分工的格局由此改变。其后表现为分工在产业内部的细化,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从产业间深入到产品内部,从而为产业内贸易提供了空间,国际分工开始由垂直分工转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重,在某些产品类别中有可能走向以水平分工为主。国际分工的这一调整趋势随着各国要素优势的细化,导致了加工贸易的大量出现,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的主流形式,造就了深入生产链条或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新格局。
随着国际分工模式的调整,国别劳动时间(一国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形成的国别价值有了多元化的表现形态,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国际价值之间的关系趋于多重表现。正如加工贸易方式所揭示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态那样,一国在产品构成上的国别竞争力及国别价值水平,决定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是处于资本密集环节、劳动密集环节还是技术密集环节,从而确定了一国在国际价值分布于产品价值链条上的细分地位。
国际分工模式调整的结果势必引起产业的国际转移。随着国别产业相对竞争力的提升或萎缩,某些产业会逐渐被淘汰,或逐渐形成,或获得增长。国别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一方面会表现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现象渐次发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国际产业的转移。从本质上看,这一现象或结果,揭示出要素成本的相对关系,改变了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之间的相对关系,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原有模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价值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从更深层次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发生与发展。
3. 从国际价值的角度阐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作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主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等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随着其国别价值及其与国际价值的相对关系变化而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反过来对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断进行着调整。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侧重及国别竞争力与产业转移改变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别价值及其与发达国家国别价值水平的相对地位,即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国别竞争力处于弱势的产品上追赶、超越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揭示出其国别价值随产业转移的变化,或者相反,随国别价值变化而引起国际产业的转移。用另一种理论概念加以解释就是所谓的雁行模式,20世纪60—70年代,特定产业从美国向日本转移,20世纪80—90年代从日本向所谓的“四小龙”国家或地区转移,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又开始向一些转型国家转移。其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一种产品的国际价值或者说是代表着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别价值,从一类国家或地区向另一类国家或地区变化,随着这种代表着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别价值在国家或地区间的变换,生产这种产品的产业便逐渐随之而移动开去。
转型经济体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现象,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逐渐对其自身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或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大大提高了其自身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去,与原有的开放型经济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于转型经济国家和地区来说,开放的经济意味着更多地开展了对外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活动,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提高了国别经济的商品率,同时也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国别价值因商品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流动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具有普遍可比较的意义,对国际价值的确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就各种经济体在国际价值决定中的关系来看,世界范围内影响生产力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开放。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与生产力水平相关因素的国际分布格局,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型经济体的开放性特征,为不同产品种类的国际价值决定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为产品的国际价值决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由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的转移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过程,生产与流通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既是对国际价值的验证过程,同时也是对国际价值进行重新定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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