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

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1]

1928年10月，太虚在访问欧洲期间，曾于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作题为“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的演讲，太虚将中国佛学的特色，归纳为四点：

第一，以中国老庄派的自然哲学为影响，开展了普遍的远微玄妙、特别是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的玄义理论，并养成一般佛教之洒脱、高逸、淡泊的山林素朴风尚；

第二，以中国孔孟派的人伦哲学为影响，开展注重人类的伦理道德，先养成贤善的人格，再渐由菩萨行以进佛果的理论和事行；而表现为调和大小乘律的南山律宗及禅宗丛林清规，与天台、华严的宗义。

第三，以中国民族重生怀死、畏神敬祖、趋福避祸之一般俗尚为影响，传习至今流行中国民间的密宗、净土宗的佛教，且为一般外国人所观察到的佛教；

第四，最独特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身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各直证佛陀的心境。

以上关于中国佛学的四个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最重要，即指禅宗。太虚明确指出，“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惟中国佛学握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2]太虚将禅宗称作“核心”、“骨髓”，就是说明中国佛学的四个特色中，第四个特色即禅宗佛学最重要，所以他称作“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

时隔15年，即1943年下半年，太虚于汉藏教理院讲中国佛学，进一步指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何谓“特质”？太虚说：“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许多因缘和合乃成，而所成的东西，一个有一个的特质，一类有一类的特质，因为他各有各别不同的特殊质素。”^[3]“特质”即“特殊质素”，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据。何谓“禅”？太虚说：“这里所说的禅，不一定指禅宗，禅宗也当然在内；今讲之禅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的，所以比禅宗之禅的意义来得宽广。禅那即静虑之意，就是在静定中观察思虑，所以禅那虽可名‘定’，而‘定’中有观、有慧，方为禅那之特义，故禅那亦云禅观。”^[4]

对于中国佛学之所以形成以“禅”为其特质的原因，太虚则从“梵僧的化风”与“华士之时尚”两方面来探讨。

其一，梵僧的化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传教者，不管来自印度的，还是西域各地的，统称为“梵僧”。而梵僧教化的风度极佳：

1.端肃之仪态：在当时到内地的梵僧，大概道德高深，学问渊博，他们行住坐卧四威仪，态度端严，使人肃然起敬；

2.渊默之风度：他们因深有修养，其幽深寂默的风度，使人见之，觉得深不可测；

3.神妙之显扬：他们智慧既高，种种方技、神咒、术数也极其精妙，且其修禅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也常有流露，这种以神异显扬的力量，功尤显著；

4.密奥之探索：佛法初来之摩腾、竺法兰及汉、魏、晋初之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等，所至有神德感通；这在《高僧传》中处处都有记载可知……故这些梵僧皆能使人崇敬，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观感，使一般趋向修学的人，皆视佛法为深奥神秘，肯死心刻苦探索。

太虚特别指出，“当这些梵僧来华时，中国文化已经发达很高，他们从端严寂寞之中显其无穷之神功妙智，使瞻仰者起一种高深莫测而极欲探索之心。这在达摩来华后，亦即以此成为禅的风化，学人皆从禅中去参究，探索其秘奥，遂即成为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5]

其二，华士之时尚。佛教初传中国时，当时中国的社会风尚如何呢？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已相当发达，一般“华士”之思想，皆尚简括综合的玄理要旨。在言谈上也推尚隽朴的语句，或诗歌之类，要言不烦，能实在表示出精义。至于一般士君子品行，也唯清高静逸是崇，如竹林七贤等，皆从事于高隐静修。在生活上，重于自食其力之俭朴淡泊。如诸葛亮、陶渊明二人，在当时可算作士人的代表。诸葛亮与陶渊明皆躬耕田园，品格高逸而生活恬俭；所写诗文皆简要精妙；他们读书都只观大略，不求甚解，不尚言论辩析。有人说渊明得主也可成为诸葛；诸葛不遇刘备亦可成为渊明。此为中国一般大夫之崇尚。所以太虚指出：“佛法由梵僧传人，在通俗的农、工、商方面，即成为报应灵感之信仰。在士人方面，以士思想之玄要，言谈之隽朴，品行之恬逸，生活之力俭，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简要的佛学，适合当时文化，机教相扣。同时乐于山涧崖窟，过其简单生活，禅静修养；遇有访求参问者，为示简要而切于实际之要旨。如此适于士人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学在禅之特质。”^[6]

显然，印度及西域各地的僧人来中国传教，使中国士大夫领受了印度的佛学，而中国士大夫玄简高逸的时尚又决定了他们选择习尚禅定的佛学。当然，在当时传习上，也曾有过重于律仪，以小乘律行化，虽少数人学，但终不能通行，又传习过毗昙、成实、中论、唯识、因明等重分析辩论的佛学，但由于烦琐，不能握其简要，也昌盛不起来。只有习尚禅定的佛学因适合士大夫玄简高逸的时尚而得到流行。所以，太虚特别指出：“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半由中国原有之士人习尚所致。因为若抽去此士大夫思想关系，仅由敬崇梵僧则变成神咒感应之信仰，或成为乐着分析辩论之学术。”^[7]

任何一种宗教，都在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调整、革新宗教论，就必须一方面要了解自身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一方面要回顾自身的历史，清楚其来龙去脉，并对其历史重新认识，反思其传统。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的复兴和改革，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揭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是服务于复兴、改革中国佛教的总任务的。比如，在太虚生活的年代，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很是热门，密法的传播也成一时的热潮，这是否就是中国佛教的复兴呢？如果你认识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你就不会被一时之热所蔽，而坚信中国佛教的复兴仍在于禅。再如，人生佛教是太虚为调整、变革佛教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而提出的，他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流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人生佛教根据的就是：直探佛陀觉源心海的禅宗，不过要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改写成“直依人生，增进成佛”或“发达人生，进化成佛”罢了。^[8]

（姚南强）

【注释】

[1]本条依据李明友《太虚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收于明生《禅和之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2]《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太虚大师全书》第4册，第929—930页。

[3]《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49页。

[4]《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0页。

[5]《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1—552页。

[6]《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2—553页。

[7]《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3页。

[8]《即人成佛的真现实》，《太虚大师全书》第47册，第459—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