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佛教传入初期，曾受到本土文化的强烈排斥，特别是儒家和道教。南北朝时有道士作《三破论》认为道家精思得道，长生入圣，而佛教学死得死，“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

唐代韩愈辟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谏迎佛骨表》。当时西安附近的法门寺发现有佛骨舍利：“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剧谈录》），“岐阳法门寺鸣鸾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骨指节，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1]，唐宪宗遣使迎入禁中供奉。韩愈特上表谏劝，指出在迎佛骨中，“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这样下去，“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劝宪宗“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而且自云“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宪宗极为震怒，定其为死罪，后经丞相裴度等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南方的潮州刺史。在贬放途中爱女病亡，但韩愈毫无怨悔，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愈之谏佛骨在唐代影响很大，其先后又分别有傅奕、狄仁杰、李峤、张廷圭、苏壤、韦嗣立、桓彦范等几十人在整个唐代都排佛。韩愈之反佛，其根本的出发点是要维护封建统治：“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送灵师》）这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认为信佛有社会危害性。这与儒家历来指责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2]、“浮屠害政”、“桑门蠹俗”的说法是一致的，当时的佛道二家也常常争法赌胜。韩愈对此也有辛辣的讽刺，如诗《华山女》：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福罪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

扫除众寺人迹绝……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云窗雾阁事恍惚……

这是说和尚开讲，敲钟吹螺，热闹非凡，一直闹到宫里去了。道观中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怎么办呢？求助于华山女的姿色来抗衡，结果竟然使“众寺人迹绝”。华山女的狐媚又轰动了后宫，于是像神仙一样被请进宫去，然而这位神仙却与豪家少年演出了一场“云窗雾阁”的风流事，这真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活报剧。

儒、道、佛又曾互争为师，如道教讲“老子出函谷关化胡”，说老子是释迦牟尼的老师。而佛教针锋相对：“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3]

其次是功用之争，南北朝时有道士作《三破论》认为道家精思得道，长生入圣，而佛教学死得死，“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当时的刘勰即作《灭惑论》反驳：“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宋代张商英的《护法论》也说：“孔子的道只是仁、义、忠、信，如果再进一步探索人生之道是什么呢？是大觉慈悲，明心见性，这才是无上菩提之道。”

南朝刘宋道士顾欢作《夷夏论》用以排斥佛教。唐道宣《广弘明集》说：“禹生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欲居夷，聃欲适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

故汉代牟子《理惑篇》云：“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

唐代的法琳进一步指出：“大厦为众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圣智比尘沙而不穷，八万法门倾河海而莫测。故有此圣彼圣殊方……惩恶劝善，其流一也。”^[4]

佛教又认为，儒佛本是一体，是相容的。南北朝孙绰《喻道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教不殊。”道安《二教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

白居易也看到佛教“治心”、安国，“诱掖人心，辅助王化”^[5]的作用。唐代的宗密《原人论》也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

到了宋代，儒家的纲常伦理已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必须与这种主导文化协调才能被社会认同。智靑说：“深知世法即佛法，何以故？束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实契实录，诚实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刺防杀，尚书明义让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6]这里除了五行的比附比较牵强外，其他的都为后人所认可。

佛教又用佛的“度化”取代儒家的“仁”“孝”规范。儒家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把佛门剃度视为不孝。对此，牟子反驳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豫让吞炭漆身，聂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为勇而有义，不闻讥其自毁没也，沙门剃除须发，而比之于四人，不已远乎？”^[7]这是讲战国时晋国的豫让为故主智伯复仇，吞炭漆身来改容，以便于去刺杀赵襄子；韩国的聂政为严仲子复仇而自己毁伤面目，以便于刺杀韩相侠累；伯姬夜逢失火，守礼不逃而死，寡妇高行为守贞而自割鼻毁容。这些都是为儒家所推崇的。佛门出家只不过是剃去须、发而已，其程度相去甚远，故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出家人是“苟有大德，不拘于小”。佛教反对儒家“亲亲”的狭隘仁孝观：“五经之义，立嫡以长，文王见昌之志，转季为嫡，遂成周业，以致太平。娶妻之义，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伦。……须大弩亲世之无常，财货非己宝，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国受其祚（福），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毋是不为孝？是不为仁？孰为仁孝哉？”根据儒家的“亲亲”原则，应立嫡子为继承人。但周文王看到了小儿子姬昌（武王）有大志，破格立他为嫡，然后成就了周的灭商大业。又按照儒家的规范，娶妻必先征得父母的同意，但舜却“不告而娶”。佛的前生须达弩太子亲悟世事无常，个人不可能永久地占有财富，故尽量予以布施，最终成就大道，由此，其所在的国家受到他的福佑，妻子家室不能成为他的拖累。而一旦成佛，父母兄弟都可得到救度，如果这都不是孝和仁，那么到底什么是仁孝呢！

总之，自唐之后，儒佛融合，“儒门浅薄”，收拾不住，由儒入佛，形成“直指自心”的南宗禅，由佛入儒，形成宋明的理学。以至颜元说：“朱子（即朱熹）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

一种外来文化的传入，必须与本土文化融合，佛儒的关系经历了撞击、排斥而逐步转入融合、贯通，使佛教彻底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相反的例子是基督教的传入，从唐代、元代和清代，西方的基督教也曾多次传入中国，有不少传教士或戴儒巾、或削发称僧，做了很多本土化的工作，但到了清代，罗马教廷极力反对，逐形成了“礼义之争”和雍正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几起几落，始终未能扎根，直到近代开始的“本色化”运动才真正走上了正轨。

（姚南强）

【注释】

[1]《佛祖统记》卷四一，张仲素《大圣舍利塔铭》。

[2]道宣：《广弘明集》卷七。

[3]《清净行法经》。

[4]道宣：《广弘明集·破邪论》。

[5]白居易：《策林六十七·议释教僧尼》。

[6]智凯顺：《摩诃止观》卷六上。

[7]牟子：《牟子理惑论》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