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识双运界”中生活

在如来藏思想体系中，人应该怎样生活呢？宁玛派的如来藏教法，教人要“境来心应，境去心无”。

这便是以“智识双运”见地为根本的生活态度。也可以说，是如来藏思想的生活态度。因为一切识境都只是智境上的自显现，然而这自显现却受因缘支配，所以只需改变一点缘，整个事件的发展就会不同，然而事件的任何发展，却都以佛内自证智为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或者更正确地说，有了这个与识境永不相离的智境），人就可以借清净心以为缘，将逆境转为顺境。

所以“境来心应”的心，即清净心。然而，什么是清净心呢？

首先是感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如来法身中的识境随缘自显现，因为有这因缘，事件才会发生，事件发生之后，又再牵入因缘的网，倘若我们不断住心于识境，作千般计较，事件可能会发展到无可收拾，现在我们可以借一逆境的出现，及时检讨事件的因缘，那就是认识如来法身上自显现出来的识境，这时，我们就有机会静下来体会如来法身功德（生机中的因缘运作），是故我们应该感恩。

其次是忏悔。一切识境的自显现都离不开因果，如今逆境发生了，我们自己到底作过什么因，作过什么缘，因此才出现这逆境。这就要自己深刻检讨，任何事件都不要先怪对方，应该先行自我忏悔，因为自己是因缘的造作者。

最后是发愿。当逆境过去之后，自己会怎样端正自己，并且为社会作出点怎样的贡献，或者会为别人做点有益的事，如是等等。

这样，经过感恩、忏悔、发愿之后，心就清净了。然后凭着直觉，持着清净心去应付事件，那时候，一定心平气和，处事持平，事件往往就得到解决，甚至可能，这一事件的结局会成为将来得到顺缘的因。

不妨叙说一件在笔者身上发生的事———

1970年，笔者开了一家公司，代理澳洲和新几内亚的黄金。澳洲需要一家中国香港代理机构，是因为香港黄金市场大，加上伦敦五大金商都在香港开有分公司，交易方便。

公司初开，相当好景，可是后来渐渐经营困难了，公司分红减少。那时公司的经理是笔者的旧同事，相识了近二十年。他跟笔者商量，可不可以借五百万港元给他做点私帮生意，因为工资要交给太太，花红不够他开销。

笔者问他做什么私帮，几经盘诘，他才神神秘秘地透露，他最近结识了一位小姐，有办法在法国卖白粉，也有办法从东南亚入货，一次走私，至少有八倍利钱，所以借我五百万，他可以还我一千五百万。笔者听罢，当然严词拒绝。

也是合该有事，隔一个月，澳洲来人看业务，他携同太太，他太太很想去澳门一游。

笔者心中盘算，如果星期六晩上去，星期天晩上返，那就刚好是人多来往的时期，假如星期六上午去，星期天上午返，那就可以避过人潮。如是决定之后，星期六一早便把银行保险箱钥匙交给那位经理。事后想起，那是天大的疏忽。

果然星期一回到办公室，公司职员个个面色有异，看看办公桌上，有一大沓“当票”，附上一张字条，说保险箱的黄金他暂时借用，当票的银码总数是一千七百万，他赚到钱，三倍奉还。笔者见时才知道他不死心，唯有跌足长叹，因为等于自己欠澳洲一千七百万，70年代初期，那是一笔大数目。

跟澳洲那边商量，他们同意借给我一千七百万，将黄金赎回，借款分五年还清。那真的已经是天大人情。

第二天打开报纸，中环的一家大厦易手成交，成交价一千七百万，笔者哑然失笑，原来自己的负债是一幢高等商业区的商务大厦。

那时候，笔者已在学以如来藏为见地的“四部心要”法门，在负巨债的压力下，很难专心学习。然而正当心乱如麻之际，便想到“境来心应”，现在“境来”了，如果再“以心转境”，盘算计度，徒然给随着盘算而来的境界动乱心意，因此决定万事不理，依旧专心学习。笔者相信，凭自己的意志力，凭自己对上师与教法的信心，一定可以将逆缘转化为顺缘。

果然五年之后，不但弄通了如来藏思想，且能于观修中得“智识双运界”的决定，熟习了于识境中作四重缘起层层超越的观修脉络。同时，债务亦得以还清，一切都是顺缘。

于还清债务那一天，真的觉得世事如梦如幻，于瞬息间变化万端。如果当时中断学佛，将二十四小时都放在香港、伦敦金市，企图赚钱还债，结果恐怕反而会焦头烂额，因为那几年恰是金价暴涨暴跌的几年，愈是贴近市场的人愈容易被市势惊吓，到头来，钱赚不到，学佛也不成，竹篮挑水两头空。反不如放开心事，总算不负法王之所望，总算对如来藏思想有点心得。拿着这些心得去研究西方哲学———怀疑论、经验论、本体论、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至西方哲学的精华———辩证法，都可以看出它们的脉络，可以用如来藏思想来跟它们定位。因为这些哲学因素，都可以在如来藏思想中找得到。

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就是实在。

另外，还有一件事。香港金刚乘学会于1986年，写一封信，证明学会派笔者往美国传法。笔者因法王嘱咐静修，便决定往夏威夷客居，同时拿着该证明信向移民局申请入境。

这申请，一申请就前后八年，不批准，也不拒绝。期间发生了一件事，笔者在丽晶酒家喝午茶，凑巧碰到导演张坚庭也来吃中饭，见到笔者，热烈招呼。当下闲谈几句也就别过了。谁想第二天，丽晶酒家的徐隆辉却来找笔者，告诉一件事———

有一位美国人，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是丽晶的常客，那天他问徐隆辉，笔者到底是什么人，跟张坚庭那么熟，徐告诉他，笔者就是“王亭之”，那美国人闻言跳起来，惊奇地道：“他真的是王亭之？”后来又喃喃自语：“对了，据说王亭之到了夏威夷。”

于是他就告诉徐隆辉，他是联邦调查局（FBI）的人，负责跟踪笔者，因为收到香港的一封告密信，说笔者是特务，为中国收集情报。如果笔者是王亭之，那就可以结案，证明是诬告了，因为他曾长期在香港工作，每天追看笔者在报章上发表的专栏，十余年下来，了解笔者的言行，肯定笔者没可能做特工。

他对徐隆辉说：“我本来老早就肯定这个人不是特工，他不懂开车、不懂拍照，除了喝茶吃饭就老泡在家中，交际应酬十分之少，哪会有这样的特工！”

他还对徐隆辉说，这件事对笔者申请移民十分不利，应该请教律师。当晚，他还约徐隆辉喝咖啡，将告密信给他看，叫他告诉笔者谁是告密者。此举显然犯规，他敢这样做，大概是出于老读者对写作人的同情。

徐隆辉将这告密人的名字抄付笔者，笔者一看，大吃一惊，为意料所不及。

笔者虽然吃惊，但亦只是感慨，不动声色，万事由他去吧。结果有如长居夏威夷，离境就要向移民局申请。笔者亦无意离境，趁有余暇，拿着屈映光上师送给我的一本《同文韵统》，自学梵文、藏文，于1990年开始试着翻译龙青巴尊者的《四法宝鬘》。这书有英译，对当时翻译藏文有很大帮助。

及至1993年，移民局一位高级职员向笔者坦白表示，笔者的申请无人会批准。问他为什么，他说，FBI沾过手的事，没人想理，但又没理由否定你的申请，所以一拖多年。再问他，这调查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他笑笑说：虽然已经结案，但毕竟弄到案情复杂，最好的办法是回到香港重新申请，他还提示，可以申请加拿大。

于是笔者办理加拿大移民，移民官接见时十分客气，当场就安排笔者一家验身。

定居加拿大之后，笔者深深感到逆缘可以变成顺缘的道理，因为多伦多大学藏书丰富，而且还有大量藏文文献，对翻译与著作都十分有帮助，若躲在夏威夷，一定不可能由1993年起至今，翻译、著作，出版了六十多本书，更不可能专门研究甚深秘密的如来藏思想。

给人告密，是给笔者制造了逆缘，但平心而论，倘若笔者着意于传法，就一定不会热心于翻译和著作；倘若移民夏威夷成功，那就可能安居夏威夷，翻译和著作都没可能得到今天的成绩，此所以横逆相加，反而助成笔者花甲以后的事业。

笔者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如今藏传密宗的传法人已经够多，若自己也热心参与，那无非只等于在食肆林立的街道多开一家小馆子，倒不如尽有生之年，将如来藏的见地与观修公开，让所有密乘弟子都有可能知道藏传佛教的真相，同时知道，汉传佛教的禅宗其实跟藏传的如来藏思想同源，所以禅法等同最高密法，因此笔者才热衷于翻译和著作，传法云云，随缘可也，收一个弟子就要为一个弟子负责，要令他通达“智识双运”的生活境界与解脱道境界，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是故与其高调开道场，吸引弟子，倒不如将法门说清，将正法扶正。笔者不热衷于当上师，肩上重责，只随缘教道，亦已压力相当。

因此笔者从不以上师自居。自己只是一个佛陀的弟子，一个从事如来藏思想研究的学人。所以热衷开山收徒的人，对笔者实在不必防范。

通过笔者这件将逆缘转为顺缘的事实，读者大概就明白什么叫“境来心应”，那是不应之应，然后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至于“境去心无”，那是不必解释的事。此事笔者从不萦怀，也没有任何反击的动作，事隔二十年重新提起，只是因为已时过境迁，同时想将这件事作为实例，说明如来藏思想的生活态度。

这态度，不是纯粹的退让，只是将不利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对方的心病在于传法，如果笔者偏要热心传法，那就要高调、要反击，但如果将自己的精神放在学术而不是宗教，那便无须跟对方计较，同时，可以将学术利益所有学佛的人，而不光是自己的弟子。

倘如热心收弟子传法的人，读过笔者的书，肯将如来藏思想正确地弘扬，而不将自己对如来藏的偏见加于如来藏身上，亦不将如来藏当成是神秘的思想，故作高深，那么，笔者的努力便也得了回报。

人若能持着如来藏思想来生活，不但对自己有利，对人也有利，所以不光只是修养。笔者自己就觉得，能将传法转移为学术，即将逆缘转为顺缘的关键。若忙着收弟子，笔者肯定无法将真正的如来藏思想传播，只能任由纯粹站在唯心立场的人继续污染如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