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禅化之全真与禅道之争(下)
综前所述，全真撷取禅宗明心见性之学和理学天理人欲的观念，形成了它那以性命双修为手段，修身济世为目的，全功全行的思想。它兴起于金，贵盛于元，而禅宗也藉元代帝师制倍受恩宠。纵观人类历史，文化冲突总在隐显之中，自汉以来，佛道之争时起时落，此起彼落，即使在共存、互补中也时有争端。虽无道教之实，而有道教之名的全真派，在宋、金、元三家角逐中，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或者说宗教力量，元朝统治者也不得不借助其思想的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基础(17)，以定鼎中原并实现民族文化的交流。他们先尊丘处机为“万乘国师”，继以其弟子李志常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并受诏教授蒙古贵胄弟子，赐金符宝诰，遍诣岳渎，以行祀事。全真贵盛，已达炙手可热的程度。其与同样受到尊崇且流布更为广泛的禅宗逐渐产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感，于是虎视禅门，侵占禅寺，两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原本文化的互补变成了门户之争、利益之争，并以廷辩的形式和禅宗的胜利而告终结。事实上，禅宗也在这场斗争中暴露了它那颓变的性质，组织上尤其表现出步入末路的衰相。
全真派虽以苦己利人为宗旨，丘处机居燕还“使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但其“持牒召求战乱中被掳掠之生口男女”(18)，也是出于门户利益即组织扩张的需要。所以，一旦事涉全真利益，尤其是当他们已步入宫廷，有条件与其他派系抗衡时，便暴露出“苦人利己”的作风了。丘氏在世时，全真派“屈僧人迎拜”，甚至“统管僧尼”，“持力侵占”(19)佛家寺产，其弟子也在各州县改禅寺而为道观，毁佛像改塑天尊，禅与全真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至李志常领长春宫事兼主天下道教，门户之见益盛，公开向禅宗进行挑战，欲以全真置于禅宗之上，甚至全盘取代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
李志常，河南范县人，丘处机得意弟子。太祖十五年(1220年)随丘处机西行，至大雪山朝觐成吉思汗，后据其事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于是名噪一时，继丘处机而为全真首脑，倍受宪宗皇帝之青睐，其骄纵恣肆的气焰，日甚一日。在其领得金符宝诰之后，放纵全真之徒，在全国范围侵凌禅门，“打拆夺佔，碎幢磨碑难可胜言，略知名者五百余处”(20)。同时他又指使令狐章、史志经编撰并刊行《老子八十一化图》和《老子化胡经》，遍散朝廷近臣，力图用伪造之经，散布释迦为老子门徒之说，借此排斥禅宗，从历史和现实各方面向禅宗发动了全面进攻。禅宗同样为了自身的利益，奋起反抗也就在所难免了。
宪宗五年(1255年)，少林寺曹洞宗僧人福裕等上书朝廷，控告全真诋毁禅宗的行为。宪宗蒙哥命福裕等与李志常于御前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问题等。李志常辞屈。于是，诏令查检道藏伪经，命烧毁《老子八十一化图》等刻本，并将全真“住著寺院地面三十七处，并令分付释门”。诏中还指出:“教那先生依前旧塑释迦、观音之像”，“坏佛的先生依前例要罪过者”，“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例要罪过者”。(21)从表面上看，禅与全真打了个平手，禅争得了与全真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全真在出尽风头之后，自此便急转直下，再也难与禅宗，尤其是禅宗思想抗衡了。次年，福裕等少林寺僧要求与全真再辩，李志常羞愤而卒。九月，蒙哥诏曰:
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观其本，各自夸衒，皆是群盲摸象之说。(22)
皇帝以掌喻佛教为本，全真与其他教派如指为末，全真派更是自贵盛一落千丈。1258年，蒙哥又依少林僧人之请，再次组织廷辩，并以八思巴为仲裁，共同订正《老子化胡经》，于是，全真派不得不自弃其学。蒙哥则下令被全真侵夺的482处寺产，归还禅门237处，焚毁被视为“伪道经”45部。禅宗不仅大大出了一口冤气，而且也稳固了被全真动摇了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忽必烈即位之后，思想明显地倾向于禅门。于是，在他的支持下，禅与喇嘛联手，对全真派“化胡”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这次禅与全真，或者说佛道之争，并非由于全真不甘失去往昔的年华，也不仅仅出于禅门得寸进尺的需要，主要还是由于忽必烈要清除妨碍其征服华夏民族的夷夏之防，具体说即以夏化胡的思想。所以，这次对全真的毁灭性打击，看起来仍然是以福裕为代表的禅僧，实际上，则是由忽必烈和八思巴等在前台执导的。
至元十七年(1280年)，道教提点甘志泉因指使放火烧粮案被判处斩刑，余犯或割耳、割鼻，或流放边陲，元室向全真为首的道教稍示杀戒。翌年，忽必烈召禅道首领，其中有全真掌权祁志诚，正一天师张宗演、大道教之李德和等以及翰林承制，“诣长春宫辩正”，重点考察道经之真伪。忽必烈故做开明地说:“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23)遂命枢密副使孛罗守司徒和礼霍孙等谕张宗演、祁志诚等四人各择一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四人皆曰，此妄诞之说，入火必为灰烬，而不敢试，因而也不得不承认除《道德经》外，所有道教经书皆为伪经。这实际上不仅否定了全真，而且否定了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同年十月，世祖降旨:“除《道德经》外，说谎做来底道藏经文并印板，尽行烧毁了者”(24)，并集百官于悯忠寺，由福裕的同门，报恩寺长老林泉从伦主持下火仪式，尽烧道藏伪经杂书等。所幸的是，圣旨中尚有“民间诸子医药等文书自有板本，不在禁限”(25)，因而保留了一大部分道藏中的精华。不过，这次佛道之争，使全真与道教的元气大伤，其势力剧落千丈，全真自此也就一蹶不振了。一场并非义理或者说并非文化的冲突，而是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争，权力之争，却以本质上属于政治思想斗争，表面上则是一场无聊的闹剧而结束。
这场闹剧之后，世祖忽必烈有论三教的一段话云:
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达性命，唯说现世，止可称为贤人。佛之垂范，穷尽死生善恶之本，深达幽明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此真大圣人也。至今以后，三教图像，不得与佛齐列。(26)
虽然，他对三教的判析不尽正确，但其崇佛之意溢于言表。然而，从表面看，他推尊禅家幽明生死的性命之道，而实际上，意在镇护国家，佐治太平的治世之理，所以，他对禅宗即心是佛，向上一路，实在如盲人瞎马。他说:“顿教即心是佛，诸佛境界，凡夫不修，如何得到?”(27)由此可见，其尊禅而抑全真，或者说尊佛抑道，并非真理的探讨，而是基于实际的政治需用。全真欲以化胡之说诋毁禅宗，即使禅宗不予反击，其在骠悍的蒙古铁骑下也是注定不能行之甚远的。当然，禅宗在其义理穷极的情况下，元朝统治者所尊者，实有为之功德，推崇禅宗也只能使其朝着政治化、神秘化的方向转化，因此，禅宗的异化也可以说是政治条件下的逼迫性改造。
正因为如此，禅宗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时过七年之后，即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在禅教的冲突中，世祖又命藏僧，江淮释教都总统杨辇真迦组织了一场教、禅廷辩(28)，集江南禅教诸僧朝觐，登殿对御问答。禅宗方面参加的是径山妙高，教者代表则是仙林。廷辩中，仙林说禅宗不立文字只是为了对治南人“伶俐的说谎”，此说虽纯系杜撰的无稽之谈，但却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民族歧视的思想倾向，故得世祖之默许。而妙高又墨守禅门旧迹，反复固有之说，强调佛祖四十九年说法，未尝谈及一字，“以无说之说是名真说”，并大讲“净智妙园，体本空寂”，“非见闻觉知之所可知，非思虑分别之所能解”之禅道，显然不能获得世祖皇帝的理解和支持。妙高在这场辩论中，徒争口舌之胜，反而引起了世祖的不满。于是大皇帝故伎重演，用曾经对付全真的办法向妙高发难。他说:“俺也知你是上乘的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烧，于热油锅中教坐，汝还敢么?”对付江湖骗子，这尚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屡屡以此对待不同政见者，或以此解决门户之争，痛快倒是痛快，却未免显得无聊。妙高虽然思维敏捷，应对自如，谓“此是神通三昧，我此法中无如是事”，才得以搪塞；并且老调重弹，大讲禅教一体，佛心、佛语、百川归海之类；最后他还以元朝统治为例，说明禅宗彻证、顿悟之理，其间又说了一些赞誉的话，如“天下一统，四夷百蛮，随方而至”(29)，方能塞教家之口，熄皇帝之怒，而与教家打个平手。但事实上，不仅廷辩之后，教冠于禅家之上，前此“从教入禅”的局面，一变而为“从禅入教”之风，禅宗宗门再也不能如以前之盛，而且禅宗内部的思想亦可谓之化石矣。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全真初起，经贵盛而至衰落仅及百年；禅宗自宋向窄而深的方向发展与全面的思想渗透，直到与全真交恶而两败俱伤。全真原本汲纳禅学而得以发展，最终却因扩张自己的势力导致与禅宗的门户之争。为此，它们均借助政治的力量以求压倒对方，其结果必然要削弱它们的思想内容。所以，元代禅与全真、禅与教下的斗争，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三教异同、优劣之争；不同于魏晋时期形神因果、夷夏之辨；不同于本无、即色、心无以及瑜伽与般若观念的对立；也不同于禅宗内部顿渐以及《金刚》与《楞伽》的分说。总之，它们不是思想、义理和方法之争或南北相嘲，而是完全基于派系利害得失，因而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争!这种争宠夺利的组织交锋，于思想的发展绝无建树。全真派自此一蹶不振，禅家也精神非旧，仅存躯壳了。这固然与元朝统治者尊崇密教，弘有为之功德而尚神通有关，也是学术思想演进之自然趋势，即所谓盛极而衰者。思想上的衰落必参与无聊的斗争，无聊的斗争进一步导致它的衰落。然而，它们在思想上的衰落并不等于它们的思想贡献减弱。禅宗思想借助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广泛渗透，恰恰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丰富了传统的理性思维，陶冶了士阶层的审美观念。元明以下禅宗思想的变异，不是在禅宗内部，而是沿着这个方向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所以，特别是在清以下，包括禅学在内的佛法已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了。
【注释】
(1)《从容庵录》76《首山三句》。
(2)《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二十三套第一百一十七册，第811页下。
(3)《元史·耶律楚材传》。
(4)《湛然居士集》。
(5)有语病，应为鼎足。
(6)i ā gk pé，交错之义。
(7)《青华秘文序》载:王邦叔19岁侍紫阳为弟子，九年不得大道之自然。紫阳令其至静室思。至夜紫阳入，邦迎。紫阳曰:“尔两日寻他不得其杳然。”邦窘，坐至五更大悟，旦而呈颂曰:“月照长江风浪急，鱼龙遁迹水天平。个子谁唱真仙子，声满虚空万籁清。”紫阳问:“谁唱谁听?”邦答:“莫问谁，莫问谁，一声高了一声低。阿谁唱，阿谁听，横竖大千说不尽。先生有意度迷途，急撞灵台安宝镜。镜明澄静万缘空，百万丝条处处通。斗转星移入睡定，觉来红日正当中。”于是紫阳付《金丹图》于邦叔。紫阳引而不发，邦叔贵在自得，其颂也有禅家之三昧。
(8)《紫阳观记》。
(9)《甘水仙源录》。
(10)王重阳:《二十四诀》。
(11)《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
(12)祥迈:《辨伪录》。
(13)黄宗炎:《图学辨惑》。
(14)《马丹阳道行碑》。
(15)上引文均见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
(16)丘处机:《答李四秀才邀往渭北》。
(17)有记载说全真十室之邑，必有一席香火之奉。元遗山说它“南际淮、北至溯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佰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河溯之民，十分之八皆归全真。
(18)《丘处机传》。
(19)祥迈:《辨伪录》。
(20)祥迈:《辨伪录》。
(21)祥迈:《辨伪录》。
(22)祥迈:《辨伪录》。
(23)《佛祖历代通载》。
(24)祥迈:《辨伪录》。
(25)祥迈:《辨伪录》。
(26)祥迈:《辨正论》。
(27)《佛祖历代通载》卷35。
(28)《佛祖历代通载》卷35记:“戊子春，魔事忽作……有旨大集教禅廷辩。”
(29)上引文均见《佛祖历代通载》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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