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对禅学的扬弃与改造

第十六章　清儒对禅学的扬弃与改造

曾经以一花五叶辉煌于唐末五代乃至宋初的中国禅宗以及中国禅学，经历了宋以下的综合、渗透，元明的变异与转化，至清初，禅门尤其成为亡明士大夫励操幽栖、全其志节的嘉遁之所，也成为利欲熏心的禅僧广结豪贵、争荣求宠、党同伐异的根据地。加之清初诸帝对禅学的利用和限制，禅宗、禅学既盛于斯，也衰于斯。特别是雍正对僧争的直接干预，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氛围中，禅宗思想虽然向世俗化的方向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但其文化渗透的力量也无疑成了强弩之末。对之进行反省、扬弃、改造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学者的肩上。

毫无疑问，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宋代理学，是同禅宗思想分解不开的，而有明一代的心学，特别是致良知的姚江之学，走的完全是明心见性的道路，即所谓阳明禅。王学，或者说阳明禅对于思想解放，固然不乏振聋发聩、摧枯拉朽的作用，但其空疏的一面也导致其末流手无缚鸡之力；放下即是，随缘任运更教他们放纵得不成样子。这些人行为不加检束而类似狂禅，即所谓“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或者如颜元所讽刺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难怪清初的学者把明亡的罪责推到了王学的头上。他们痛定思痛，对宋明的心性之学大张挞伐，如李塨所言: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抉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

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¹⁾

于是，清初学者抛弃明心见性之空谈，专讲经世致用之实学。清初尽管程朱之学高居庙堂之上，然而，学术界却以宋学、王学为批判的对象。如此，与理学、心学联姻，或者说如影随形的禅宗思想也势必一起受到清算，禅宗研究，也一反束书不观之惰习，回到隋唐深研佛理的途径。禅宗思想也正是在时代转换、文化批判、理论改造的过程中，实现其入世转向的。

还应当说明，禅宗思想经历了六七百年的综合与转化，雍正以下，几乎也就没有其他宗派的存在。人们言禅即言佛，研佛即研禅，尤其是净土、天台、华严之类的中国佛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完全被淹没在禅海之中，禅宗思想已经泛化而为整个佛学。所以，清代学者对佛教的研究、批判、改造和利用大多是从禅宗思想入手的。直到清末民初，一部分学者志在法相理论的重建，才使这一现象有所改变。不过，他们也是不能离禅而纯言法相的。

既然，清初学术“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²⁾，所以实学家对禅宗思想多持批判态度。而王学之余脉，以及恭崇程朱之学者，对禅学则多予以维护、赞誉，乃至于更新。直到今文经学崛起，禅宗思想在经历了一番批判的洗礼之后，转而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伏流。至晚清新学家以己意进退禅学，以禅法为世法，而使禅宗思想以人生佛学的面目再度辉煌。当然，与实学相关的汉学家也有对禅学颇为倾心者，如被阮元称为清代考据学之开山者毛奇龄，著《汉学师承记》的江藩，他们的立场或偏向于王学，或偏向于宋学，以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等(章氏更喜欢法相之繁难的名相分析)。这也可以说明禅宗思想的文化渗透力，已经超越了学术对立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