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佛教之禅宗研究，当然也是两途并进。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史的考证，自然是以一个学者的科学精神，而非宗教信仰，所作的文化历史的考察，其结论与宗门多有异趣，也在常理之中，这里勿需详细辩说。而其“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禅宗史研究中的应用及其不迷信成说的贡献，尤其应当引起佛教史家的注意。
第十八章 胡适对禅宗研究的贡献
宗教是借助心力，即认知能力的扩张，超越有限，领悟无限，乃至把握无限，实现人生终极价值的合理性形式，或者说思想实践。而人们通常所指的宗教，实际上是这一合理性在社会实践中的折射，只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实体，即宗教组织。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宗教实体，都把对无限追求的合理性，化作一种不可移易的信仰，并为维护这种信仰的权威而制造一些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传说，应当说这是社会宗教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要它们对宗教合理性的折射不是扭曲的，只要有益于对终极的追求，就是爱因斯坦说的科学与宗教。藉考据追溯史实以明义理，以传说坚固信仰而纯化心志，这也是学者和宗教徒的重要区别。对中国佛教之禅宗研究，当然也是两途并进。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史的考证，自然是以一个学者的科学精神，而非宗教信仰，所作的文化历史的考察，其结论与宗门多有异趣，也在常理之中，这里勿需详细辩说。而其“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禅宗史研究中的应用及其不迷信成说的贡献，尤其应当引起佛教史家的注意。
胡适对禅宗研究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实；二是对禅宗思想的梳寻、归纳。
胡适在其手稿中说:在《坛经》的三个最古本中，他“还没有发见真历史，只发见了假历史的制造人们，只发见了假历史如何造成的来历与经过”(1)。并强调:“禅宗里的大部分经典著作，连那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十三世纪相延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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