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西国诸祖
胡适认为，“印度人是没有历史观念的民族”，“故佛教的历史在印度就没有可靠的记载”。(3)只是“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历山大东征之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4)。以此点明，所谓印度禅法传承诸祖之说，无非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攀龙附凤之谈。
胡适于考据《坛经》古本之后指出:神会是制造禅宗假历史的第一好手，而“西国八代说是造作最早的法统伪史”，“二十四代说、二十八代说、二十九代说，以至五十一代说，都是根据同一错误，即误认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为同一个人”(5)而逐步演化形成的。此推断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
其一，胡适断然指出，神会在滑台会上为应付崇远之发难，作出一个大胆而又荒谬的答案——西国八代，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的传法系统，即如来下有: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须婆密(?婆须密)、僧伽罗叉及第八代的菩提达摩。
通过史料分析，胡适进一步说明:当神会回答崇远追问“据何得知菩提达摩西国为第八代”时，“神会未免大露出马脚来”。神会说:“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又惠可禅师来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中说。”针对此说，胡适认为:神会既不懂梵文，又不考历史，因而把《禅经》的作者达摩多罗(Dhavma-tivata)认作菩提达摩(Bodhidhavna)，如此便引出了上述禅宗的假历史。
事实上，《禅经》首段云:
佛灭度后，尊者达迦叶，尊者阿难，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婆崛，尊者婆须密，尊者僧伽罗叉，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不若密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
胡适分析曰:达摩多罗生在“晋中兴之世”，远在菩提达摩之先，此达摩决非彼达摩!然而神会“怕人怀疑，故又造出惠可亲问菩提达摩的神话。前者还可说是错误，后者竟是有心作伪了”。毫无疑问，这一错认，或者说有意的偷梁换柱，显然是造成一千余年中国禅宗历史错误的源头。
应当说明，神会还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和尚，不像胡适说的那样“不考历史”(6)。西天八祖的法统也不能认作“神会最早捏造的”(7)。神会的依据就是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共著的《禅经》，即《修行方便禅经》，只不过达摩多罗由于神会的攀缘之习，“随行就市”一变而为十年面壁的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了。如此一人之误，或者说二字之差，便造成了整个中国禅宗史的历史错位。
《禅经》西天八祖说正确与否姑且勿论，仅把达摩多罗误作或者说换作菩提达摩张冠李戴的错误，起码证明菩提达摩与禅学原无宗系瓜葛，佛门所谓中国禅宗六代传承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荒诞的历史错误，而成为无源之水的。更何况，菩提达摩之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8)。早在20世纪20年代，汤用彤先生在思想上已将菩提达摩置于禅学宗系之外了。胡适亦有同感。只不过他断言，菩提达摩是“佛教行到南天竺与锡兰与外道教义相结合”，的“南方新佛教的产儿”(9)，是注重头陀苦行而与注重般若心性的禅宗不同的楞伽宗的“托始”(10)人。
由上述可知，第一，西国八代的禅宗法统，最早见于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共著的《修行方便禅经》。神会的西国八代之说，还是有其文献依据的，即使是造假之作，也不能说它“是造作最早的法统伪史”(11)。第二，《禅经》八代之说，与菩提达摩全无关涉，神会以之取代达摩多罗，显然是造成中国禅宗六代传宗错误的源头，据此说它是“造作最早的法统伪史”也未尝不可。无论是一时疏忽，还是偷梁换柱，其着眼点不在西国，而在东土。正因为如此，“神会死时尚未修改他的八代说”(12)。尽管其后有各种不同代数而起，胡适也曾认为“二十八代之说，大概也是神会所倡”(13)，只是胡适自己又作了修改罢了。
其二，以后七八十年中(762～841年)，禅宗各派先后撰出了许多种修正之说，最后归结而为两种大同小异的二十八代说。其中有:
1.据《续法藏传》的二十四或二十五(加末田地为二十五)代说。如刘禹锡《牛头山第一祖法融新塔记》曰:“凡二十五叶，而达摩得焉。”独孤及《三祖镜智禅师碑铭》的“二十八世，迭续微言”。《唐文粹》与《文苑英华》皆注自迦叶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达摩至璨又三世。
2.混合《续法藏传》二十四或二十五代说与神会八代之后四代成二十八代或二十九代说。见《历代法宝记》之二十九代，宗密二十八代(删末田地)，敦煌《坛经》二十八代(有末田地、脱弥遮迦)。
3.道一门下惟宽据《出三藏记》提出五十一代说。
4.八代太少，五十一代太多，惟宽之说终被后世搁置而成修正后之二十八代说，即《宝林传》、《祖堂集》以及《景德传灯录》之二十八代说。修正后之二十八代说要点有三:
第一，师子比丘为二十四代，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代；
第二，神会八代及旧说二十八九代里的婆须蜜或须婆蜜多改为婆须蜜，移前为第七代；
第三，删去三人，另补三人，皆随意捏造，而无经典之依据。(14)
至《景德传灯录》刊出后数十年，契嵩在嘉祐六年(1061年)仍存“宗不明，祖不正”的忧虑，而欲以“推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亦可见早期禅门对西国诸祖各种不同的说法，也心存疑虑，而不得正解。
不过，胡适还考出，二十八代说的前二十三代，出自元魏时期所译《付法藏因缘传》，其真伪虽不易确考，但已知天台智者大师早在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已用此传，历叙付法藏人。自迦叶至师子共二十三人”，其欲“尊大其门”，“以慧文直接龙树”，“这是天台宗自造法统的历史”。神会等禅门诸子也不过是抄袭智者“定天台法统的故伎”(15)。由此又可说明，西国诸祖之说早在神会之前已经问津佛门，但那里更不可能有菩提达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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