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土六祖

第二节　关于东土六祖

如前所述，西国八代、二十八代诸说，着眼点不在西国，而在东土；不在历史，而在光大其宗。就禅门而言，如此攀龙附凤以显其源远流长，虽然情有可原，但据历史而论，以菩提达摩为初祖，上接印度禅学，所谓单传直指的六代传宗，也就不能不让胡适作进一步的核查。

考察史实，被推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并不见于梁慧皎之僧传，最早之记述见于《洛阳伽蓝记》，但其中既无传心之说，更无创教之迹。至7世纪唐道宣编《续高僧传》才于《习禅篇》给了达摩一席之地，自然也没有其为禅宗思想之发端的痕迹，而是强调禅之二轨，即僧稠与达摩两宗，并指出:“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事理难通。”不难看出，达摩在唐高宗之前，不仅无炙手可热之势，即便在佛门，也只是被视为事理难通而不屑一顾者。只是到后来，由于神会的错认或改窜，加之后来禅门攀龙附凤之习愈演愈烈，才使得菩提达摩身价倍增，而如火如荼。在胡适看来，这全是菏泽神会于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无遮会上，公开宣扬“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并为之奋斗20年的结果，也就是“他实行了‘一句假话，只要反复说了一百万遍，就成为真话’的宣传大原则”⁽¹⁶⁾的结果。8世纪以后，一切禅学史料上便开始出现自达摩至慧能的东土六祖的传法法统。换句话说，六代传宗只是神会编造的假历史。胡适考证:

1.达摩事迹以道宣所记近古，以“凝注壁观”为禅法，其四行可解作道家式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直到8世纪前期，净觉《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还沿袭道宣之说，不敢妄加改窜，但8世纪以后，伪书迭出，如《圣胄集》、《宝林传》等，编造了许多神话，后之僧人便习非成是。

2.慧可虽奉达摩为师，但亦奉头陀(Dhuta)即苦行。史实记载“遭贼砍臂”，而非“自断其臂”。《宝林传》等擅造历史，《景德传灯录》取此伪书妄说，立雪断臂便成了公认的“史实”在佛门不胫而走。

3.胡适同时强调:达摩以四卷《楞伽经》授慧可，其下凡28人，皆以《楞伽经》师承表里，奉头陀苦行，故乃楞伽宗。而所谓的三祖僧粲，“史料最少”，以“可后粲禅师”载诸法统，其依据均不过是“枯窘的杂凑”。⁽¹⁷⁾

4.史传虽载，道信曾于皖公山受法，说粲信乃师徒授受“也许有所根据”，但以目前资料，也只能说是想当然的传说。信临终言:“生来付嘱不少。”应当说是“付法传衣的神话起来之前的信史，可证此派原来没有‘付法传衣’的制度”⁽¹⁸⁾。至于弘忍，续僧传中无传，而见于宋赞宁之僧传，“那已在道信死后211年，其中弘忍传(在卷8)已受8世纪以下的传说影响，很不可信了”。不过，在此之前，楞伽宗在8世纪的“气焰熏天”，便“已起了一些攀龙附凤的法统之事”，“牛头山一枝自称出于道信门下”，这一趋炎附势运动也就使得禅宗法统无中生有了。

5.至开元盛世，慧能弟子神会异军突起，“采用神秀碑文里的菩提达摩一系的传法世系”，但指斥神秀“师承是傍”，而立慧能为六祖，并“伪造了袈裟传法”的神话及西国八代、东土六代的伪史，这同样是一次攀龙附凤的运动。⁽¹⁹⁾

至此，不仅“神秀的法统终于被推翻了”，而且奉头陀苦行的楞伽宗也被打倒了，《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经》，南宗革了北宗的命，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

胡适关于楞伽、般若之分宗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揭示了慧能以下与达摩一系思想的不同则是极具启迪意义的。换句话说，撇开历史不论，慧能之禅学与菩提达摩修行进路有本质上的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而这场“革命”，其实也就是门户之争，只不过是神会的攀龙附凤的运动。

“大历至元和(766～820年)这五六十年，是南宗成为正统，而各地的和尚纷纷作第二度的攀龙附凤大运动的时期。”他们争作韶州慧能的儿孙，于是东土六祖之说由第一次的无中生有转向以假为真，其后便习而不察，习非为是，作为禅宗信史而以讹传讹了。

如果说，西国诸祖之说尚有其史料依据，仅仅是出于宗派的需要而攀龙附凤的话，那么，东土六代单传付法的传说，便是牵强附会的蓄意作伪了。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胡适之前，日本学者以及蒋维乔等对六代传宗的传说同样提出了怀疑与否定。他们认为，不仅禅学入华由来已久，前有安世高之小乘禅和鸠摩罗什之大乘禅，而后道生“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可成佛”之说，已开后世禅宗思想之端绪，而且“自来传述达摩事迹多不足征信，其言行所传多涉怪诞”；慧可立雪断臂也是《续高僧传》本传及附记中遭贼砍臂与慧满夜宿会善寺柏墓中遇雪三尺的附会之谈⁽²⁰⁾，皆可作为胡适立论的旁证。当然，胡适也指出，慧皎著《高僧传》，其中记述习禅者已有21人，皆在菩提达摩来华之前；至神会时代，神秀同门玄赜的弟子净觉，也制造了以《楞伽经》译者求那跋陀罗为第一祖的七代传宗的宗系，将菩提达摩置于其下为二祖，不仅捏造世系，而且“开了后世捏造语录和话头公案的恶风气”⁽²¹⁾。所有上述，皆可说明东土六祖的故事是在不断的演绎中传为美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