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初输入
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有知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 一引)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往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243—217，阿育王:西纪前266—230)。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四万八千塔，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俘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奉送缣帛，赎愆。……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2]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路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谈，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阅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袚除，庶以察觉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注释】
[1]原误作“慈”，今改正——编者注。
[2]原误作“词”，今改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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