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播的语言

二、佛教传播的语言

释迦牟尼在传教过程中，广泛接触下层百姓，所以他说教时所用的语言，不仅通俗易懂，便于人们接受，而且善于运用方言，在摩竭陀国用摩竭陀话说法，在萨罗国用萨罗话说法。他这样做，使当地人感到亲切，易于接受佛教教义。

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释迦牟尼派出许多弟子到各地去传教。佛经上记载，对于出去传教使用什么语言，弟子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弟子认为，应该用梵语传教（梵语是古印度的一种书面语言，有比较规整的语法）。释迦牟尼对此进行了批评，指出梵语在当时主要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婆罗门使用的书面语言，下层百姓不易接受。他要求弟子们到达无论哪里，就用当地的方言传教，尽可能使人民大众理解和承认。

释迦牟尼去世后，佛经的第一次结集在摩竭陀国王舍城举行。当时结集出的“三藏”，据说用的就是这一带的语言，早期佛经中，有不少半摩竭陀语的因素，想必与第一次结集有关。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佛经的传播，各部派由于流传地区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比如，上座部使用派湿恰语，南传上座部使用巴利语，正量部使用阿巴勃朗姆湿语，说一切有部使用梵语，等等。

《楞伽经》（图8）

到了公元4世纪前后，印度婆罗门教的实力又恢复了，因此梵语又得以盛行，并成为学术用语及通用的标准语。尤其是成文的书面记载，都用梵语来取代以前各地使用的方言俗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多数佛学传播者，也开始使用梵语来弘扬佛法，而且还用梵语来改写原来的方言俗语佛经。

比如，被达摩祖师定为禅宗传法的理论依据、被唯识宗奉为主要经典之一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图8）），即以优美的梵文作为它的语言载体。由于它的表述精练、准确，所以就便于传播。中国禅宗自达摩开创以后，正法眼藏的传承，就是以《楞伽经》为印心之据。后来楞伽之学渐渐转为只是名相之学，那是四祖道信以后的事了。《楞伽经》传入中国后，被看作“如来心地要门”而受到高度重视，有三种译本（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本、唐实叉难陀译本）传世。它的文体分为偈颂和长行（散文）两大部分，摘录如下——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俱，从彼种种异佛刹来。

是诸菩萨摩诃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慧菩萨摩诃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义。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究竟通达。

尔时大慧菩萨与摩帝菩萨，俱游一切诸佛刹土，承佛神力，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偈赞佛：

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远离于断常，世间恒如梦，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知人法无我，烦恼及尔焰，

常清净无相，而兴大悲心。

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

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

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

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

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

这部经名的“楞伽”二字即为梵语，中文可意译为“不可往”、“不可到”或“难入”，指的是一座山名，也是一座城名（因为这座城在楞伽山顶，所以山名也就成了城名），由于这山城极高，原为夜叉王所据，在此噉食生灵，无路可通，无神通者不可往，故名。经中还有许多梵语音译之处。如“佛”即梵语“佛陀”的简称，“僧”是梵语“僧伽”的简称，“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简称，“偈”是梵语“偈陀”的简称，等等。而绝大部分，都是用的意译。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传播的方便。

包括《楞伽经》在内的许多佛经，当初改用梵文著录时，比较容易将散文译成标准的梵文，而韵文就难以译成标准的梵文了。这就如同现在翻译外文诗歌，难以保持它原有的韵律。因此，大多数佛学传播者，只能仅将散文部分译成梵文，而让韵文部分仍保持原来的语言状态。如现在存世的梵文《法华经》、《无量寿经》等佛典，散文部分都是梵文，而韵文部分则是方言俗语，但一旦翻译成中文后，就全然没了最初的“俗”气，而显得文绉绉的了。试以《法华经》（图9）的一偈为例——

修戒行布施，作福为良田。

从是至彼岸，常到安乐处。

唐写本《法华经》（图9）

将方言俗语翻译成梵语的佛经，看上去已具备了梵语的形式，但它的不少词汇、词形，尤其是音韵，还有着方言俗语的因素。因此，学术界称佛经中的梵语为“混合梵语”（因为梵语中夹杂着方言俗语）或“佛教梵语”（因为某些词汇是佛教专有，日常使用的词汇中不会出现）。

随着梵语的使用越来越普及，后来新写的佛经都改用梵文了。特别是大乘佛教各大流派基本上都是用梵语撰写佛经，并习惯用梵语来进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