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宗文化简述

日本禅宗文化简述

李桂红

一

在唐代，道瑞、道昭、最澄、圆仁和中国僧人义安等已经把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尚未形成有影响的宗派。被尊为日本禅宗初祖的荣西禅师，德行学问高妙，在宋代两次来到中国多方参学，于虚庵怀敞禅师处得受临济宗禅法的心印和衣具印信。荣西回日本后，大力弘扬临济禅法，认为兴禅可以护国，并得到镰仓幕府的信奉和护持，以致朝野尊崇，随学者云集。其著作《兴禅护国论》对日本禅宗的弘扬传播影响深远。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在南宋时来到中国，历访诸山禅宗大德，在天童长翁如净禅师处得受禅法心印，并得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道元回日本后，盛弘禅法，创立日本曹洞宗，并创建永平寺作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并著有《正法眼藏》、《永平清规》、《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等传世名作。

镰仓时代的中国南宋临济宗高僧兰溪道隆，是第一个到日本传法的中国禅师，他在当时统治者的支持下，开创了镰仓时代的第一个禅宗道场和日本临济宗建长派，确立了禅宗在日本佛教各派中的领导地位，并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国家命运产生深刻影响。“镰仓盛世”的局面，与兰溪道隆的东渡传法息息相关。其后，中国的无学祖元等禅宗高僧陆续赴日弘法，他们对日本禅宗的繁荣和发展，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室町时代的禅宗得到室町幕府的大力护持，禅宗的高僧也受到将军和武士们的尊敬和拥护。禅宗一枝独秀地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并逐渐产生了浸润着禅宗精神的日本园林、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等，也促进了武士们善良高尚人格的培养，佛寺常是学问的中心，僧侣们也负起以佛法教育民众的责任。

宋末元初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德行高洁，被敕封为“妙慈弘济大师”，并奉诏赍国书东渡通好日本。他在日本弘法二十年，恢复了元初因两国争战而中断的中日邦交，开创了“二十四派日本禅学”之一的“一山派禅学”。其学识渊博，持戒精严，以致朝野敬重，仰慕其德而来求学瞻礼者络绎不绝。他圆寂后，日皇深为哀悼，谥“国师”并亲题其像赞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

一山一宁门下的英才甚众，如龙山德见、虎关师炼、雪村友梅、梦窗疏石等。其中有“七朝帝师”美誉的梦窗疏石，学问精深，德行高妙，与他门下的高足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春屋妙葩、古剑快妙等，开创了集“汉文学”之大成的“五山文学”的黄金时期。

当时五山十刹的禅僧，人才辈出，很多人都精通汉诗文、新儒学及中国书画等。这些高僧因其德行学识备受室町幕府的尊敬与护持，待遇优厚且以很高的社会地位著称于世。不少高僧常参与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机要事物，甚至多次担任出使中国的使节。

江户幕府（或称德川幕府）时期，把持日本国家大权的德川幕府对佛教基本上是保护的。中国明代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隆琦禅师，应邀请赴日本弘传禅法，因其崇高的德行和精妙的佛学修养，受到江户幕府的尊崇和皈依。隐元禅师在日本开创了黄檗山万福寺，弘扬黄檗禅风，并设坛传授佛戒，从学者如云。他被崇奉为日本黄檗禅宗的初祖，并被日本朝廷尊为“大光普照国师”。跟随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弟子大眉性善、独湛性莹、慧林性机等都是当时的禅门英秀。隐元的法嗣汉僧木庵性瑫、即非如一被日本禅门尊称为“二甘露门”。继承日本黄檗山法席的禅师，在第十四代之前一直都是从中国赴日弘化的禅门高僧，第十四代以后，才有日本人继任法席。日本黄檗山的修学清规乃至起居饮食都是中国风范，下属的各个分寺，至今仍保存有中国近代禅林的风格。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佛教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与出版、佛教史与佛教教义的研究、佛教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发展、培养佛教人才、兴办社会教育、推广社会慈善事业、促进国际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些佛教派系有世俗化和学术化的表现，但也有一些佛教派系宗风犹存，注重清净持戒和实践修行。

二

禅宗对日本文化的茶道、园林艺术、花道、书道、绘画、建筑、剑道、武士道等方面都有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奈良时代赴唐的僧人在修学佛法的同时，也接触到唐代盛行的茶文化，并将饮茶的风尚传入日本，在上流社会引起较大反响。王公贵族们以茶为雅，品茗颂佛之风日盛。

据日本史籍记载，天平元年，圣武天皇诏高僧百人在皇宫中持诵《般若经》，并赐茶以表嘉奖。这是饮茶之风传入日本的最早的记载。日本禅宗初祖明庵荣西将中国禅宗传到日本的同时，也将中国茶种和种植制作茶叶的技艺传入了日本，并著作有《吃茶养生记》一书，大力促进了日本禅茶的产生与发展。室町时代的“唐式茶会”，源于禅僧们在禅寺中的雅兴，对日本茶道仪式影响很大。

被尊为“茶道始祖”的著名禅宗高僧村田珠光创立了早期茶道“茶之汤”。他以禅理来阐发茶道之理，认为“茶之汤”的要旨是一个“心”字，“心本清净”，“心本自然”，“我心即佛”，茶人要用一颗清净灵明的禅心来领悟“茶之汤”的化境和闲寂之美。“茶圣”千利休禅师继承了珠光禅师“禅茶一味”的思想，以拂去俗尘、体悟和表现本来清寂的佛心为第一要义。他大力发展普及推广“和敬清寂”的茶道。其中的“和”，指对人和事物不生贪瞋，而用清净的禅心去体悟“佛我一如”的“和”境。“敬”，是指“心佛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万事万物都应有恭敬心。“清”，是指“本心清净”，及与之相对应的清静淡雅，超尘脱俗的茶道风韵。“寂”，是指空寂无为，淡泊闲静。茶道的“和敬清寂”四规及七则（茶为宜服而点，炭为沸汤而置，花为本相而插，夏凉冬暖，时限早至，未雨备伞，心系同仁），充分体现了茶道所着重的，是茶人的心灵觉悟与美德修养。

茶道的茶室大量使用不加修饰的自然材料，结构朴素，色彩优雅沉静，茶叶罐、茶壶和茶碗都常采用自然质朴的中性色。茶室中的插花、字画风格简洁素雅，常会通过颇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使有限的茶室空间体现出无限宽广的时空境界和大自然的宁静美好。茶室附属的茶庭，格调清幽恬淡，富于山林隐逸的自然情趣。由喧嚣入寂静的茶庭园林设计，使茶室的内外空间都呈现出简朴雅致、清净安详的韵味，使身置其中的茶人能感悟到空灵的禅意，进而净化私欲烦恼，体味禅茶合一的化境。

日本的园林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深受中国山水园林文化的影响，注重自然风景与人文思想的体现。据史籍记载，飞鸟时代著名的苏我马子园林，在庭院中修湖造岛建亭阁，以表现中国传说中的蓬莱仙境。到中国求学的日本禅僧，对我国充满自然情趣和灵性的名川大山及江南园林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他们回日本以后，在禅寺园林中巧妙地塑造我国泰山、庐山、西湖等的湖光山色，并模仿江南一带的园林，精心营造飞瀑清溪、绿萝花廊、荷映水榭、柳岸闻莺等美妙景致，以美化禅寺，并帮助修禅者和来禅寺参访的人体会到远离红尘喧嚣、清净脱俗、优雅恬静的禅意。

具有浓郁禅意的日本枯山水园林，被誉为“凝固的俳句，立体的水墨山水画，用眼睛去品味的茶道”。禅寺中常见的枯山水是一种象征性很强的园林艺术，一般以白砂和形状各异的岩石为主体，以砂代水，以石代岛屿和山地，配以苔藓和常绿树木。这些寥寥数笔、素简静止的元素，蕴涵着很深的空寂禅意。在禅者的眼中，它们可以是海洋、溪流、瀑布、岛屿、山脉、大地；可以象征着苦海无涯、回头是岸的佛教慈悲教义，和禅者在人生苦海中普度群迷到涅槃的彼岸的慈悲精神；可以体现着色空不二、不可思不可议的禅境和摩诃般若波罗蜜……

日本的花道是各种插花艺术的总称。根据佛教典籍，在佛菩萨圣像前供花是一件有很大功德的善举，日本古代上流社会信佛的贵族们也很乐意用花瓶插上鲜花供在佛菩萨前，以祈求吉祥如意。随着佛教在民间的普及，插花供佛也逐渐深入民间，并演化出富于禅意的花道。花道的关键在于要用一颗清净的禅心来体悟一花一叶的和谐与美丽，以及这些花草所体现的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与美好，生命的温馨与祥和，进而领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美妙禅境。

日本的书道是以中国的汉字和日本的假名文字为素材的书法艺术。日本书道史上，有很多大书法家都是出家僧人。如天才的空海大师自幼学习书法，擅长篆、隶、行、楷、草等诸体，青年时代就已经颇负盛名。他在中土大唐师从韩方明学书法，并广泛吸收诸家草书之长，书艺臻于化境，被誉为“草圣”，与同时代深谙书法之道的日本的嵯峨天皇、橘逸势共称“三书圣”。嵯峨天皇曾写诗赞美空海大师的书艺：“深山居住振奇名，冰玉颜容心转清。世上草书言为圣，天纵不谢张伯英……华苑正开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对之观者目眩曜，共赏草书笑丹青。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民间传说空海在中土大唐求学时，皇帝请空海补足长安宫墙上已脱落缺字的王羲之手书真迹。空海口衔一笔，左右手足各持一笔，同时挥毫，瞬间写就。皇帝观之，与王羲之的手书毫无二致，从此人们尊称他为“五笔和尚”。

禅宗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书法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宗样”书法艺术。“禅宗样”的作者大多是禅僧，其内容也大多着重于禅宗的高僧语录，悟道的诗偈，参禅的公案等。其书法风格或宽博淳厚，方重安详，雍容自然，或疏朗典雅，清圆秀逸，流丽稳健，或秀注笔端，高山流水，气象万千。“禅宗样”的作者大多很注重参禅和心性品德修养，认为应摒除俗杂之念，凝神静虑，以一颗清净的禅心来写作书法。禅修生活的一切体味，自心的灵性与感悟，都有可能通过这些充满禅趣的精妙的心灵痕迹表现出来。

日本禅宗史上有很多高僧都是“禅宗样”书法大家，并有很多书法作品传世。如临济宗祖师荣西的书法代表作《誓原寺盂兰盆——品经缘起》，曹洞宗祖师道元手书的《普劝坐禅仪》之序文等，都为“禅宗样”书道名作。赴日传播禅法的中国高僧大多是“禅宗样”书道艺术的高手，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无学祖元的书法《无学祖元、高峰显日问答语》和一山一宁手书的《一山一宁法语》流传至今，为日本国宝级文物。黄檗宗祖师隐元隆琦及其弟子即非如一、独立等都擅长“禅宗样”书法，因其笔力雄浑，意境深远，在日本书道史上有“黄檗流”之誉。以善草书而闻名的即非如一是“黄檗三笔”之一，独立则篆、隶、楷、行无不精通，其弟子北岛雪山是“唐样书道”的创始人，对日本近现代书道的发展颇有贡献。

深受禅宗影响的中国水墨画，在镰仓时期开始传入日本，到中土参访修学的日本禅僧也带了许多中国著名画家的作品回国。如室町时代编撰的《御物御画目录》就记载有中国唐、宋、元名家名画290多幅。禅宗思想和这些浸润着禅趣的水墨画作品，对日本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画家都从学这种意境高远、禅韵悠长的水墨画。五山的一些禅僧在禅修之余，常以挥毫作禅意水墨画为雅兴，并涌现出雪村友梅、越溪周文、竺芳祖裔、如拙等著名画师，其作品影响波及丛林之外，在日本水墨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在日本美术史上有“画圣”之誉的雪舟等扬禅师，自幼出家，在相国寺跟随水墨画巨匠越溪周文、如拙学禅学画。后于明代赴中国学禅三年期间，师从张有声、李在等大画家学习水墨画及破墨等画技法。雪舟等扬集日本水墨画之大成，其名作《山水长卷》、《寿星赏梅图》、《破墨山水图》、《仿玉涧山水图》、《天桥立图》等，技法纯熟，富于禅意。自然界的云水烟霞、山川风雨、人物花树等流注于其笔端，显现出一派脱俗清雅的禅趣，堪称精品。其画风流芳后世，对日本美术的发展贡献巨大。

禅宗的“顶相画”对日本画坛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到中国南宋修学禅宗的日本禅僧，为了证明自己所修学的禅法是传承师从中国高僧的佛教正统，回国前大多为其师画像，并请其师在画上题字，称为“顶相赞”。这种做法成为后世禅僧效仿的范例，“顶相画”也逐渐成为禅宗画派的重要画风。日本禅僧圆尔辨圆最早请得“顶相画”,他带回的无准禅师画像至今保存于东福寺，为日本国宝级文物。希玄道元带回的如静禅师顶相画，入宋日僧桂堂琼林带回的虚舟普度禅师顶相画等也保存至今。

禅宗东渐后，日本寺院建筑亦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日本从中国宋朝输入的建筑式样有天竺式和唐式两种。其中唐式又名禅宗式，是模仿宋朝禅刹的式样并应用于日本禅寺建筑。最初把禅宗式建筑传到日本的，是荣西和圆尔辨圆。荣西在中国学习禅法期间，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很是推崇，并曾营建宋天台山万年寺及天童山千佛阁等，有着丰富的建筑经验。辨圆在径山住了六年，熟知宋朝禅式建筑。他们归国后，仿照宋朝禅寺的式样，修建了博多圣福寺、镰仓寿福寺、京都建仁寺及东福寺等禅寺，并逐渐引起了一股模仿宋代禅宗建筑式样的热潮。后来，南宋东渡的禅宗高僧兰溪道隆、大休正念、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等都大力提倡修建宋式禅寺建筑。兰溪道隆亲自主持修建镰仓建长寺，大休正念亲建禅兴寺，无学祖元主持修建圆觉寺等。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初期，日本禅宗的五山十刹兴起，仿造中国禅寺之风更甚，数千禅寺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结构，都模仿宋代禅寺的式样。

三

在战乱频繁的日本战争时代，出于自我保护和战斗等需要，逐渐形成了剑道、柔道、拳术、相扑等“古武道”。其中的剑道在注重用剑技法的同时，非常注重用剑者的武德和意志力的修养，尤其推崇禅宗的化境。许多剑道流派和著名剑师都深受禅宗影响，一些剑道流派的祖师和剑师本人就是禅僧和参禅的居士。如开创“新阴流”的上泉信纲，参禅颇有体悟。他依据禅宗的妙理，悟出被誉为日本剑道的最高境界、不用刀剑就可以制敌取胜的“无刀取”剑道。他通过参禅领悟到，可以克敌的剑道，更应当用于慈悲普渡众生，解救芸芸苍生的苦难；要想制敌取胜，首先要制服我们自心的贪嗔痴嫉慢疑等五毒烦恼，因为这才是真正能伤害我们的最大的敌人；已经能调服自心烦恼的人，心剑禅合而为一，是战无不胜的。

“二天一流”剑道的创始人宫本武藏，是江户时代最负盛名的“剑豪”，至今在日本剑道界仍享有“剑圣”之誉。宫本武藏非常重视武德修养，经常参禅修道。他的许多悟禅和论剑的故事，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并深受人们的喜爱。近代日本剑道“三大剑豪”山冈铁舟、胜海舟、高桥泥舟，都是身怀绝技的剑师。他们都剑术高超并且参禅悟道。如山冈铁舟的剑术能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出神入化、所向披靡，世人赞誉他富于禅机的剑道为“禅剑”。至今日本的剑客很多都深谙禅理，崇尚“剑禅合一”的化境。

武士道是指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武士道在平安时代随着武士团体的形成逐渐产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有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以及谦让等美德。日本理想的传统武士道的楷模应具备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忍耐、勇气、智慧、团结、献身、牺牲精神、无偿行为等品质和精神，这也是封建武士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

禅宗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得力于武士掌权的幕府政权的鼎力支持。作为大乘佛教的禅宗是以利益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和菩提心为根本，与战争活动并无任何关系。作为统治阶层的幕府武士们知道，佛教禅宗对日本国的兴盛与稳定发展、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对武士的道德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利益。禅门规矩的严正，禅宗高僧们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德行，淡泊清净、专心修道、与世无争的人生境界，高雅闲静脱俗的气质和生活情趣，得到重礼节尚志气、以勤俭朴实为旨趣的武士们的崇敬。在一些禅师语录中可以见到，不少武士们在繁忙的公事之余，皈依佛教禅宗，并孜孜不倦地热心参禅修道，访学禅门善知识。“武士兴禅”作为一种社会风尚，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武士道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和借鉴了禅门提倡的修心养性、完美道德、质直朴素、忍辱奉献、去除贪欲妄执等，并以此作为武士的道德修养及行为规范的重要参考。

禅宗为了严正宗风，帮助禅僧们排除身心内外的干扰，一心悟禅修道，制定了种种禅门清规。这些清规对一些上层武士制定的“武家礼法”“武士家训”等武士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修养，有着较大影响。如最早的武士家训，是镰仓时代的权力中枢、以崇信禅宗而闻名的北条氏家族的《六波罗殿御家训》。此家训把禅宗清规中的许多条规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其中第一条即“崇佛敬神”、“从主事亲”、“刚毅、勇武”、“善以待人”。首创“武家礼法”的是镰仓后期的武士小笠原贞宗。他曾跟随元代到日本弘法的中国禅师清拙正澄修学禅宗。清拙正澄根据中国的《百丈清规》，制定了在日本禅林影响很大的《大鉴清规》和《大鉴广清规》。小笠原贞宗对这些清规极为推崇，并参考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日本传统武士道的许多内容都与小笠原礼法颇有关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侵略军队冷酷与残忍的所谓的“新武士道”，其实是被军国主义者歪曲利用了，与传统的武士道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深受中国禅宗文化影响的日本禅宗文化，为日本岛国增添了无限的风光和文化魅力，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人类文明宝库的奇葩。

（李桂红：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