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坚志》看宋代密咒的流行及其神异功能

从《夷坚志》看宋代密咒的流行及其神异功能

姚海英

密教是大乘佛教发展到后期的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俗信为主要特征，主张口诵真言咒（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便可即身成佛。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传入中土，唐代为发展的高峰，有“开元三大士”前来弘传密法，形成了密宗一派，当时的皇室宗亲，特别是肃宗、代宗崇信密宗。而经过唐武宗的灭佛走向衰落，故以往学界的观点是密宗信仰在晚唐便已销声匿迹了，而随着对密教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已形成新的看法。严耀中指出唐武宗的灭法并没有对密教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到了宋代，密教再度高涨，更深入地向社会的四面八方渗透。⁽¹⁾（P37-47）刘黎明认为密宗在宋代江南拥有大量的信徒，并未因武宗灭佛而灭亡。[2]>（P53）而民间密教信仰的兴盛，表现为大量密教咒语的流行。南宋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保存了大量密教的咒语，在该书描写的51例咒语故事中，密咒为36例，约占70%，说明在宋代，密咒较之其他类咒语，在民间影响更加广泛、使用频率更高。关于这些密咒的来源与基本情况，学界已有初步的研究。在此，本文就密咒的流行范围、神异功能及其在宋代民间流行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一

据笔者初步统计，《夷坚志》所载密咒种类大致如下：

①《大悲咒》：从上表可见，当时最为流行的是《大悲咒》，全名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又略称为《救苦陀罗尼》、《千手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大悲神咒》等。此咒共八十四句。关于此咒的来源，佛经称观音为初地菩萨时，于千光王静住如来处闻此咒，即超第八地，乃发誓若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即生千手千眼，此誓一发出，菩萨身上实时具足千手千眼。该咒功效众多，诵此咒者可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治八万四千种病，还可延年益寿、致福除罪、成就功德等，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凡在山间为鬼神相扰，诵此咒一遍，鬼神魑魅立刻被缚。在宋代，《大悲咒》非常流行，念诵《大悲咒》是寺院僧侣及居士们必修的功课。如《夷坚丙志·安国寺神》云“饶州安国寺长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绕廊诵大悲咒”。[3]（P509）《夷坚甲志·佛救翻胃》言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饮食，日持大悲咒百八遍，病遂愈。[3]（P89）而在民间，佛教信徒念诵《大悲咒》的风气亦相当盛行，主要用于驱鬼避邪、治病避祸等方面。如祈门汪氏子，自鄱阳如池州，欲宿建德，迷失于道，为人执入古庙，欲杀之祭鬼，汪氏平时习大悲咒，但默诵乞灵，最终得以脱险。[3]（甲志卷14《建德妖鬼》，P126）洪迈族人洪洋夜路遇鬼，“素持观音大悲咒，急诵之，且数百遍”，鬼遂去。[3]（乙志卷14《鱼陂疠鬼》，P304）就连商贾贩夫、乡野村夫也能持诵《大悲咒》。如海商杨氏溺于大洋，漂至鬼国，“诵大悲咒”，“鬼不复相亲”。[3]（支癸卷三《鬼国续记》，P1239）余干一乡民见妇人为巨蛇缠绕，“素能持大悲咒，乃高声诵念，奋而叱蛇，即解去”。[3]（支庚卷8《余干民妻》，P1195）乡村小民平素诵习《大悲咒》，遇危急关头便可当作护身法宝。如绍兴二十九年（1159），建州政和县人往莆田买一处子，欲杀之祭蛇神，在危难关头，该女冥心诵《大悲咒》而免遭其难。[3]（志补卷14《莆田处子》，P1683）因此，《大悲咒》的神异功能在民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②《秽迹咒》：《秽迹咒》的传播范围也很广，小说描写一些乡里小民能称诵此咒，如姜氏客房为鬼所据，有“程三客者，古田人，平昔食素，持秽迹咒有功”，“乃潜结法印诵咒”，女鬼大笑而去。[3]（三志己卷2《姜店女鬼》，P1314）其实，《秽迹咒》是《秽迹金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秽迹金刚法》，全称《秽迹金刚禁百变法经》，唐阿质达霰译，一卷，讲述秽迹金刚神咒用法。秽迹金刚又称“不坏金刚”、“火头金刚”等，“《秽迹金刚经》称此金刚用释迦佛从左心化现，以扫除不净，降伏魔王，有除病避难、伏敌、得福等功能，其形相以一面四臂居多，身青黑色或蓝色，手持剑、棒等，足踩莲花，赤发上竖，放大光焰。”[4]（P50）当时民间利用秽迹金刚法治病、驱妖者众多。如“漳泉间人，好持秽迹金刚法治病禳禬，神降则凭童子以言”。[3]（甲志卷19《秽迹金刚》，P171）《夷坚乙志》卷十四《全师秽迹》详细地描写了僧全师以《秽迹咒》驱邪治病的过程：

乐平人许吉先，家于九墩市，后买大侩程氏宅以居。居数年，鬼瞰其室，或时形见……吉先招迎术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谢祀神祷请，略不效。所居侧凤林寺僧全师者，能持秽迹咒，欲召之。时子妇已病，鬼告之曰：“闻汝家将使全师治我，秽迹金刚虽有千手千眼，但解于大斋供时多攫酸馅耳，安能害我！”僧既受请，先于寺舍结坛，诵咒七日夜……命一童子立室中观伺，谓之开光。见大神持戈戟幡旗，沓沓而入。一神捧巨纛，题其上曰“秽迹神兵”，周行百匝。鬼趋伏妇床下，神去乃出。[3]（P304-305）

③《楞严咒》：《楞严咒》即《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般刺蜜帝译。该咒宣称上尽诸天，下迄幽冥，为一切法藏之锁钥，功德威力，无与伦比。《夷坚三志》己卷二《东乡僧园女》载：庆元三年，浮梁东乡寺僧法净，以暮冬草枯之际入茶园根株。于林深处遇一美女，两丫鬟从于后，遂袖手掐印，诵楞严咒，大声咄叱以威之。女大笑：“和尚，你也好笑，纵然念得楞严神咒数百千遍，又且如何？我不是鬼，怕甚神咒。”良久，三人俱化为狐，大呼而奔。[3]（P1312）小说对《楞严咒》的记载还如《韶州东驿》言抚州王氏兄弟往广州省亲，夜宿驿舍遇鬼，其兄但蒙被坐，诵楞严咒，得免鬼祟。[3]（丁志卷3，P559）另一故事《南禅钟神》云南禅寺寓客马氏妾为妖厉，“呼僧诵首楞严咒祛逐之”。[3]（乙志卷14，P302）

《楞严咒》又作《白伞盖真言》。《蜀士白伞盖》载蜀士有登科者，因赴调，投宿失道，客店主人欲杀之以祭鬼，蜀士默诵《白伞盖真言》得以脱险。这里的《白伞盖真言》即《楞严呪》。故事的叙述者讲到“白伞盖咒三千一百三十字，在诸咒中最为难读，颇与《孔雀明王经》相似。僧徒亦罕诵习，故妖魔外道敬畏之”。[3]（志补卷14，P1682）

④《佛母咒》（《孔雀明王经》）：《佛母咒》即《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为唐代不空所译，三卷。又称《孔雀明王经》、《孔雀王咒经》，简称《孔雀经》，是早期译出的密宗经典之一。此经译本较多，另有鸠摩罗什译《孔雀王咒经》一卷，僧伽婆罗所译《孔雀王咒经》二卷、义净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三卷。此经在印度源远流长，是早期密教经典的代表。据学者研究，牟利人建立孔雀王朝以孔雀为图腾崇拜，视为该族的守护神，阿育王朝使得孔雀神升格为佛教的守护神，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与孔雀王的形像混合，形成密教的孔雀明王。[1]（P182-183）孔雀明王，梵名摩诃摩瑜利，亦称“佛母大孔雀明王”、“孔雀佛母菩萨”等，密号佛母金刚。在小说中，孔雀明王具有治病驱邪等多种功能。《夷坚支景》卷二《孔雀逐疠鬼》讲抚州宜黄人邹智明，家饶于财，暴得疠疾，语其妻请师叔，师叔者，“为僧，住持临江寺，能诵《孔雀明王经》，至则曰：‘可于房内铺设佛像，而即床前诵经。’……僧诵两卷毕，出就饭……一孔雀以尾逐疠鬼”。[3]（P888）《孔雀明王经》的功能广大，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祈福护育。小说云“金华县孝顺镇农民陈二者，其妻怀妊将产，诣镇市太平寺，请僧于佛前许《孔雀明王经》一部，以祈阴护”[3]（支乙卷8《陈二妻》，P860）。而《孔雀王经》的流行与密教信仰是紧密结合的。《夷坚支癸·野和尚》描写了一位密教僧人谈诵《孔雀经》的情况：

襄阳南关寺僧宝枢，姓野氏，本泰州人，来驻锡时方二十岁。能谈诵《孔雀经》，声音清亮，人家多邀请。富有衣钵，俗呼为野和尚。……寺前临江，其北有人烟市井。僧尝渡北岸，憩于张氏客邸，从其妻谈未了，一优伶携女子入邸，僦室以居。僧见之心颇动。未几，厥优病，僧每日必到彼为治粥药，因与女接杯酒之欢。既而优死……娶之（女）为妻，连岁产三男，生计益进。凡十余年，妻病亡，复用故度牒披剃，三子以次继为僧。徙居南漳双池寺，而弹《孔雀经》如初。[3]（P1262-1263）

密教发展到晚期，大约是公元10世纪，出现了无上瑜伽密教。该教将金刚乘的大乐思想与印度教的性力崇拜相结合，主张利用女性作“乐空双运”，实行男女双身修法，是以欲制欲、以染达净的修法。受此修行方法的影响，僧侣多游居乡野，不守寺规，男女相混，僧俗不别。[5]（P77）上述故事中的和尚饮酒吃肉，娶妻生子，谈诵《孔雀经》，显然是受到无上瑜伽修行法的影响，说明印度的无上瑜伽密教产生以后，迅速传入中土，最迟在南宋时期，这一修行方法已为僧侣切实所用。

二

在《夷坚志》所载36则密咒故事中，从念咒者的身份来看，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群体：包括僧人20则，士人5则，商人1则，村民2则；另外，妇女念咒为3则，儿童念咒为1则。从念诵密咒的群体可以看出，密咒在宋代民间传播广泛，波及面大。当时寺院的僧侣大都会持诵密咒。密咒是僧人日常修习的重要功课之一，不同宗派都有学习密咒的传统，如天台宗内有密法咒术的世代传习。[1]（P67-68）《夷坚丙志》卷十六《陶彖子》云天竺辩才法师元净，传天台教，特善咒水。因有事至秀，遇嘉兴陶彖子得疾甚异，法师为其宣说《首楞严神咒》。[3]（P498）从诵咒的具体用途来看，僧人诵习密咒用以治病、驱妖、度生等。如“台州僧处瑫，中年病目，常持诵大悲咒。梦观音传授法偈，令每旦咒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眼患遂愈，寿至八十八。[3]（志补卷14《观音洗眼呪》，P1681）又如《庐山僧鬼》（乙志卷十九）写僧闻修行脚至庐山，夜宿小刹遇鬼怪，闭目合掌，诵《大悲咒》，鬼怪遂去。《宗演去猴妖》（甲志卷六）讲福州永福县能仁寺有护山神灵猴王为祟，长老宗演为诵《大悲咒》资度之，其怪遂绝。

僧人念咒除了日常功课的需要之外，他们还为平民大众提供念咒服务。特别是一些僧人因修习某一密咒而闻名，常出入民家驱妖降灾。《夷坚志》中的相关描写很多，如青田民女为祟所凭，“有行者善诵秽迹咒，能祛斥鬼物，勉邀至民家”[3]（丙志卷5《小令村民》，P403）；南城尉妻有祟孕，呼僧诵《孔雀咒》，下鬼雏。[3]（丁志卷19《江南木客》，P695）又如抚州宜黄人邹智明得疬疾，召僧诵《孔雀明王经》，疬鬼去；[3]（支景卷2《孔雀逐疠鬼》，P888）都昌荐坛段氏全家染疫疾，邀僧众诵《楞严咒》，见蛇怪流血自毙。[3]（志补卷17《段氏疫疬》，P1712）显然，这些诵习密咒的僧人在周围民众中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与可信度。如明州僧法恩“以持秽迹咒著验，郡人颇神之”[3]（丙志卷12《僧法恩》，P470）。而且，僧人通过念诵密咒，掌握了驱邪除妖的技能，从而更加频繁地融入世俗社会，与此同时，僧人的世俗化色彩也越来越浓。

值得注意的是，在密咒流行的宋代，就连修炼仙丹的道士也杂采密教咒语。如《夷坚甲志·张端悫亡友》云处州人张端悫，“尝为道士，平生好丹灶炉火”，与一乡友泛海如泉州，乡友病亡，张为殡敛，后遇其亡魂，“即闭目默诵大悲咒。才数句，友已知”，遂即去。[3]（P96）在紧急时刻，道士通过念诵密咒以防身驱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密咒的佛教色彩已经极度弱化，而其实用性、功能性反而得到彰显。而民间的巫师，为了提升巫术的功效，在行法驱妖时多利用密教咒语，以提高法术。《夷坚丙志·福州大悲巫》云：“福州有巫，能持秽迹咒行法，为人治祟蛊甚验，俗呼为大悲。”[3]（P417）从中可以看出，巫术作为宗教的原始形式，在佛、道二教兴起与发展之后，其地位不断受到排挤，故巫师要在民间立足必须不断吸收其他宗教的有益养分。

此外，儒人士大夫学习密咒也很普遍，主要用以防身避祸和治病。《夷坚甲志》卷七《炽盛光咒》记载：

瑞安士人曹瑴，字觉老，少出家为行者。其家累世病传尸，主门户者一旦尽死，无人以奉祭祀，瑴乃还儒冠。后数年亦病作，念无以为计，但昼夜诵炽盛光咒。一日，读最多，至万遍，觉三虫自身出，二在项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状。瑴恐畏，不敢视，但益诵咒。忽顶上有光如电，虫失所之，疾遂愈。[3]（P62）

上述故事说明《炽盛光咒》具有神奇的杀虫功效。《炽盛光咒》为密宗咒语，即《佛说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唐不空译。“三尸虫”是道教的说法。道教认为人体内有三尸虫，分别居于人之头、腹、足中。此三尸虫专引诱人犯戒、滋生色、爱、贪三欲，故道教有“守庚申”的传统，即在庚申日静坐不眠，以“杀灭三尸”。而发展到后来，此三尸虫与人体内的寄生虫混为一谈。[6]（P68）许多士人相信密咒的强大威力，不仅个人诵习密咒，还向周围的朋友、亲戚传习密咒。如袁可久教其弟昶《宝楼阁咒》，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诵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绍兴三十年夏，有直斋卒汪成，夜梦魇，昶书“唵摩尼达哩吽拨吒”八字咒语，“贴于柱，此夜晏然”。[3]（甲志卷1《宝楼阁呪》，P2）

从功能来看，《夷坚志》宣扬了民众念诵密咒的神异功能，表现在驱鬼、治病、防身、避祸等方面。民众对密咒的威力一般深信不疑，密咒如同巫术一样其功能被无限夸大。在上面的36则故事中，驱鬼祟占20则，治病7则。这反映出在巫鬼观念非常浓厚的宋代，人们不仅相信妖鬼的存在，还对其心存一种畏惧，并认为人体生病也是妖祟缠身所为，而密咒宣扬的神奇威力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一心理需求。在《夷坚志》中，只有一则故事涉及密咒的解脱功能，《古步仙童》写余干古步民陈青，与自称前世妻的女鬼同居，并在其帮助之下以仙童术游行乡闾，为民众占验赚钱；期年之后女鬼别去，从容言：“我以生前曾诵佛母咒百万遍，上帝命往生西方，兹来叙别。”[3]（三志辛卷2，P1395）生前称诵《佛母咒》，死后便可往生净土。说明，对一般俗众而言，修习密咒更多是为了眼前的现实生活考虑，而很少怀有超脱、往生佛国等想法。

三

那么，密咒在宋代民间滋生繁衍的原因何在呢？密教是大乘佛教发展到后期的产物。密教强调佛法修练为个人秘密的行为，关键是得到大日如来的密法，包括身密、口密、意密，而与大日如来沟通就是通过咒语。这与中国本土的巫术思想有着不谋而合之处。远古之人就认为念诵咒语具有通灵的作用，说明咒语在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为密咒的传入与流行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再加上密咒方便修习的实践性与功能性，使得密咒在民间大受欢迎。这样，密教入土中原以后，密咒的神奇功能逐渐由宗教层面向世俗化层面转移，本来密咒作为修持的法门，为的是得到大日如来的加持，而密咒到了世俗民众那里，其突出的是治病、驱邪等现实的功用。也许正是密咒所具有的功能性特点才使得它在民间影响深远，曾历佛难而不衰。尽管唐代的会昌灭佛，使佛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些密咒并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反而是在不断地使用、诵习中得以传播扩散而显得更为生机勃勃。因为这些密咒早已深植人心，民众使用密咒的意识不可能因为佛像的被毁而磨灭，纵使经书被毁，民间依然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习密咒，再加上密咒简短实用、方便记诵的特点，其传播的速度比一般佛经更为迅速。

参考文献：

严耀中：《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2006年。

刘黎明：《宋代民间密宗信仰——以《夷坚志》为中心的初步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

刘黎明：《〈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党圣元、李继凯：《中国古代的道士生活》，商务印书馆，1997年。

（姚海英：浙江缙云人，扬州大学图书馆助理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注释】

(1)详见刘黎明《〈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宋代民间密宗信仰——以〈夷坚志〉为中心的初步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