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与佛教三大革命

二、太虚与佛教三大革命

任何宗教都有其超越凡世的一面，也有其涉世的一面。佛教也不例外，它分别以彼岸和此岸、理想的极乐净土和现实的污浊尘世，诱。导人们绝尘弃世，入佛超凡，因而显然具有极端的出世倾向。它把此岸世界看成绝对的负面而予以否定，这种性格当然和中国人强烈的入世精神格格不入。但是，汉魏以下，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此岸愈来愈不足留恋，厌世之心顿起，佛教终于乘虚而入。它不仅渗透到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而且也逐渐主宰了中国民间文化和社会习俗。尽管如此，佛教终不能离此岸而存在，它的出世倾向和中国传统的入世精神，经过长期复杂的相互拒斥和渗透而终于并存于世。其间自有传统文化的积极干预，也有佛教自身的逼迫性改造，因而尤其表现了俗世史的一面。佛图澄不仅是后赵政权下的宗教活动家，而且是后赵政权的军事顾问，封建统治者“有事必咨而后行”。鸠摩罗什为了传播佛教文化，也曾做后凉的军政顾问。道安明确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⁹¹⁾康僧会则进一步提出了“以佛明法，正心治国”⁽⁹²⁾这样颇似儒家入世精神的方针。所有这些，说明佛教一踏入中国这块土地，其涉世的素质便开始萌发并滋长起来了。

显而易见，佛教入世既非骤变，也非孤立。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宗教革命，基本方向也是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向，也就是由消极的赎罪到积极的涉世。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惟恃信仰，始可得救”(Salvation by faith alone)的宗教个人主义，与当时欧洲鼓吹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基本精神遥相呼应，虽然他在人们心中恢复了信仰的权威，却破除了现实世界中桎梏人们思想和形体的外在的权威信仰，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人们称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为中国的马丁·路德，足见其对佛教革新的贡献。而太虚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了挽救佛教内外交困的危机，公开倡导僧制改革，在佛教的入世转向方面，又向俗世横跨了不同寻常的一步，以致被人们称为近代的政治和尚。这既说明了太虚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也反映了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实践的意义讲，太虚被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⁹³⁾也是当之无愧的。

释太虚，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旧历一月八日生于浙江崇德吕氏家，幼失怙恃，5岁依外祖母于大隐寺，同时受学于塾师。外祖母奉佛甚虔，太虚常循声依诵，故深受佛教影响。13岁时，为生活所迫，入杂货店做学徒。16岁，披剃于苏州乡间某小寺，法号惟心。其师祖奘年老人器其识度，多方摄护，曾在佛前求名，得弥勒签“此身已在太虚间”，故名太虚。⁽⁹⁴⁾同年，依著名诗僧八指头陀敬安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于天童寺。初亲近水月法师，研读《法华》、《楞严》，并学作诗文。18岁游道阶、谛闲诸名宿门下，听讲诸大乘经典。19岁，入慈溪西方寺，展阅《大般若经》等经藏，自此，在三藏中探幽索微，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据其自述，一日读《般若经》有省，忽觉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若万顷之澄波;无数尘刹焕然炳现，类千光之互涉，顿觉身心愉悦，持续数日;“伸纸飞笔，随意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言;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⁹⁵⁾他说此后悟力倍深而记忆力稍减。

宣统元年，太虚21岁，时清王朝已经朝不虑夕，濒临灭亡的前夜。仁人志士在中国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中寻求强国富民方略的革命之火方兴未艾。太虚涉猎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子书》、严复《天演论》之译文及谭嗣同《仁学》等书，受吴稚晖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的影响，思想豁然开朗，乃有志于革新佛教，“作激昂之佛教新运动”，⁽⁹⁶⁾慨然以佛化救国、救天下为己任。他参加了江苏僧教育会，开始从事佛教革新运动。同年，闻杨仁山居士创祗洹精舍于金陵，欣然从之，与栖云、释仁山、智光、欧阳竟无、梅光羲等同学。后来这些人大多数是近代佛学大家和佛教社会活动家。

辛亥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太虚揭佛教革新之帜，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之说，并赴南京筹建中国佛教协进会。

1914年，掩关于普陀，著述《整理僧伽制度论》、《楞严摄论》等。1917年出关，漫游台湾、日本各地，考察明治维新以来之日本佛教，俾资参证。后归国，为陈元白、章太炎所推重。遂与章太炎等共创觉社于上海，和蔡元培、章太炎等所组织的爱国学社互相策应，期以佛法启迪众生，促成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同时编《觉社丛书》。翌年，取“梵音海潮音”之义，改为《海潮音》月刊，这是中国佛教历时最久的一个刊物。1922年，创建佛教学院于武昌，组织“佛教正信会”于汉口，致全力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事业。

1924年，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大林寺，集中、日、英、德东西佛子于一堂，谋求佛教在国际上的合作与发展。翌年冬，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召开于日本之东亚佛教大会。越明年，应新加坡星洲讲经会之请，弘法于马来半岛，讲经于维多利亚大礼堂，力图创建世界性的佛教文化。

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其年仲秋，奉电召至奉化雪窦寺与蒋介石长谈竟日，并为之讲解心经大意，其间即时赋诗，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句，表达了他那诚惶诚恐的感戴之情。

1928年，应蒋介石之请，在南京开办僧众训练班，讲授《佛陀学纲》，由此声名大振，益为朝野名流所重，遂创设“中国佛学会”于南京。同年秋，游历讲学于英、法、德、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为中国人弘法欧美之第一人，有《寰游记》记其事。在巴黎曾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法国政府慷慨解囊，施以基地，热望其成。

1929年归国，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次年，太虚北上，讲学于北平，并任柏林佛学苑苑长。1931年，入川弘法。创办汉藏教理院于重庆北培，借以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继而，在蒋介石邀请下，住持雪窦寺。再度筹组世界佛学苑于南京，其所属有武昌、闽南、柏林、汉藏诸学院及大林、雪窦寺等。其年，日军进犯吴淞口，太虚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大声疾呼:“将系铃之议陈之日本当局”，指出战则必致两败，“中、日非复东亚之主人也”。以期遏止两国战争，实现亚洲和平的愿望。

1937年，日军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太虚率僧众入蜀，并游历黔、滇、湘等省，教示佛徒自救救国，踊跃参加抗战事业。同时组织佛教青年救国团，训练僧众在各战区救护，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

其年春，日本法西斯长驱直入，妄图切断滇缅国际路线。为了加强国际间的团结，赢得抗战胜利，减免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太虚奔走于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间，拟重建中缅关系，粉碎日军切断中缅国际路线的阴谋。他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由滇入缅，回访缅甸，继而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圣雄甘地以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诗人泰戈尔会晤，通过中印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他在与尼赫鲁的晤谈中，强调中印文化侧重于人和心的共性，以及受欧美物质文化凌辱的共同遭遇，希望携手并进，争雄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时，还游说南洋群岛，所到之处，借弘扬佛法宣传抗战建国的国策，赢得了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1940年回国，讲真现实论、中国佛学于缙云山。他把佛教概括为学和行两方面，撰写了《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和《我之佛教改运史》二文，以启迪学僧和其他学者。

1943年，邀于斌主教，冯玉祥、白崇禧等达官显贵，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同年秋，创办大雄中学于重庆北培。

太虚交往涉及党派、无党派社会名流，如张君劢、邵力子、李济深、陈枢铭等，曾有组建政党之意。后经蒋介石圈定为国民大会代表，终因陈立夫反对未遂。

1944年，太虚患脑血管病，体力骤衰，但仍身赴国难、教难，出组“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以推动佛教革新运动。1946年春，受胜利勋章。拟于本年佛诞日(旧历四月初八日)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代表大会。但是，3月12日，脑血管病复发，施治无效，于3月17日在上海玉佛寺弃世，终年58岁。

综观太虚一生，以一孤苦失学的青年，自学成才，精研三藏，22岁便讲经说法，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六百万言的巨著——《太虚大师全书》，尤其为佛教之革新，苦心孤诣，奔走于僧俗、朝野，其三大革命之说足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