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唯识论

2.万法唯识论

然而，真如本体的确立，仅仅是建立哲学体系的第一步。只有说明本体和大千世界万象万物的关系，本体才有立足之境。于是章太炎又利用法相宗“三性”、“四分”、“八识”的理论和缘起论的思辨方式，提出“万法唯识论”，进一步阐明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既是认识论，也是宇宙发生论。

阿赖耶识，梵文ālaya-vijňāna的音译，它是佛教的特殊范畴，是在人类感觉器官和意识活动之外另设的一个既不存在于此岸，也不像康德的“自在之物”存在于不可知的彼岸，而是在人的自心中先天而生的“精神实体”，所以谓之“识有”。它含藏诸法种子，能变现森罗万象的事物，所以仍不失诸行无常、诸法性空的缘起论之义，故叫作“境无”。上述佛法中的理论危机，在法相宗“有”、“无”的辩证关系中，被掩盖起来了。

章太炎借用佛教的真如作为他哲学上的本体，固然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托，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理论抽象。他竭力把真如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区分开来，就是要赋予真如本体以更为具体的内容。法相宗的阿赖耶识，既包含真如的内涵，又有上述之具体属性，所以章太炎很自然地把它作为真如的显现物，搬到他的哲学里来了。

认识论是哲学中的一个古老课题，也是一个永远新鲜和陌生的课题，在社会屡经丧乱，精神极度饥荒的20世纪初，更显示它的活跃性格。章太炎说:“康德以来，治玄学者，以认识论为最要。”⁽⁴⁴⁾其实，何止自康德以来!但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出发点在于解决认识论问题罢了。这里所谓的认识，归根结底是对自我的认识，他说“立教惟以自识为宗”⁽⁴⁵⁾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说明自我认识活动的全部过程，他提出了“归敬圆成实性，随顺依他起性，排遣遍计所执性”⁽⁴⁶⁾的思维方式，作为他的认识论，也作为他的阿赖耶识的基础。

三性，亦名三自性，梵文Trilaksana的意译，是瑜伽行派和法相宗的中心教义。据《成唯识论》的解释:(1)遍计所执性，即普遍观察性。此性系视一切事物为客观实在的世俗认识。(2)依他起性。“他”，指佛教中的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和增上缘。概括地说，就是“因缘”，即条件。此性中心内容是“众缘所引心，心所虚妄变现”。⁽⁴⁷⁾其意在说明，一切现象都依条件而生，特别依能够直接产生果的内在原因——做为“因缘”的阿赖耶识种子——而生，故幻而不实，非有而似有。(3)圆成实性。谓“二空(指我空、法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即在依他起性上，远离遍计所执性的谬误，破除“我执”、“法执”，证成“人空”、“法空”的真如实性。

依他起，以心识为因缘而派生现象界，对此现象周遍计度，认为是客观实有，就是遍计所执性;排除客观实有的观念，体认识性，便能契合真如，而达圆成实性。这就是章氏“随顺依他起性”、“排遣遍计所执性”、“归敬圆成实性”的意思。如此“唯识无境”、“万法唯识”即可成立。

章太炎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法相宗认识过程的全部内容。他首先声明，“由三性”立此唯识义，继而指出:“第一自性，惟有意识周遍计度刻画而成”，事物的一切差别，“其名虽有，其意绝无”。

第二自性，由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末那识，与眼、耳、鼻、舌、身等五识虚妄分别而成。即此色空，是五识了别所行之境;即此自他，是末那了别所行之境;即此色空、自他、内外、能所、体用、一异、有无、生灭、断常、来去、因果，是阿赖耶了别所行之境。

这段话的意思在于说明八识和境的对应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一定的现象依一定的“识”而起，这就叫依他起性。为了明白起见，列图如下:

它告诉我们:前五识的对境和意识一样是色空(相当于物质和精神)，末那识的对境是自他，阿赖耶识的对境则是一切有形、无形的差别相。接着他又以“四分”中的“见分”、“相分”说明依他起性的实质。

赖耶惟以自识见分，缘自识中一切种子以为相分。故其心不必现行，而其境可以常在。末那惟以自识见分，缘阿赖耶以为相分。即此相分，便执为我，或执为法，心不现行，境得常在，亦与阿赖耶识无异。

“分”为分限差别之意，指八识的作用。“见分”，谓见照，了别的作用，即对“相分”进行分别的作用，相当于认识的主体。“相分”为心内所现之境，有认识对象之意。从总体上讲，法相宗的认识对象不是外界的客观实在，也不是阿赖耶识所藏的种子，而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相状在心里的映像，即感觉意识在心扉的投影。这进一步说明法相宗的认识过程就是认识自我的过程。

上述引文指明阿赖耶识的认识对象就是它自身所有的一切种子。因为这些种子是常在的，且不必发现各种色心相状(即不现行)便能直接进行了别，所以它所缘之境常在。这是和前六识活动的根本区别。末那识，梵文Manas的音译，八识中的第七识。“恒思审量”为其特色。它也是以阿赖耶识的相分为所缘而生之识，所以它思量的对象，是阿赖耶识的自身。章太炎说它“缘阿赖耶以为相分”，故其境也常在，且以阿赖耶为“内自我”，视阿赖耶所具之性为“实我”和“实法”，因而形成“我执”和“法执”。据此而言，阿赖耶识和末那识的见分能直接了别所缘之境，无需借助因缘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为依他起性。这也是由性空和本体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新的二律背反。

五识惟以自识见分，缘色及空为相分。心缘境起，非现行则不相续;境依心起，非感觉则无所存。

前五识以阿赖耶识种子所变现的色心诸法，实际上指客观事物在心中的影像为认识对象。无阿赖耶识的现行作用，这些识便无从发生;没有这些识的感知功能，也就没有这些境相的存在。它说明认识的主体和客观(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它们只存在于自体之内)相互依存、相互为条件而形成的辩证关系。

然后他指出，阿赖耶、末那及前五识，都是依相对的境为条件而生起之识，“非如意识之周遍计度执着名言也”。也就是说，它们不像由意识所生的遍计所执性那样，把以名言、概念表示的一切现象，视为各具自性的客观实有，而是依各自所缘，产生见分和相分，因而看到一种似有非有的幻相。所以他说，“其境虽无，其相幻有。是为依他起自性”。

至于第三性，他认为是由真如本体自然而成，是阿赖耶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它“离遍计所执之名言外”，去掉对一切现象的虚妄分别，从而获得对万有事物的最完备、最真实的认识，显示法我两空，圆满成就的诸法实相。

以上章太炎对三性、四分、八识的繁琐论述，其目的就在于证成“以唯识为宗”的“万法唯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他的认识论。简单地说，依他起性，依相应的识为条件而派生现象;以遍计所执性对此现象界加以分别，认为是客观实有，则是妄见;以圆成实性，离名言所执，排除客观实有的妄见，便得契合真如，这才是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实际上，章氏认识论的起点是自身的“识”，它的归宿仍然不离自身的“识”所变现的色心诸法，只不过围绕“识”自体形成了一个多重关系的圆。

这是一个由谬误到相对正确到绝对正确的认识过程。而且还可以看出，无论真实，正确，还是虚妄，谬误，都是由阿赖耶识所派生的。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一认识过程，只有“识”的往复循环。“此心为必有，而宇宙为非有”，“即以此心，还见此心”，“唯识无境”，便是他关于三性论述的最后结论。当然也是他的“真妄同源”、“舍妄无真”的理论依据。

同时，他为了树立“三自性”理论所证成的“万法唯识”的绝对权威，对于偏离“三自性”学说，以至否认“识”的万能作用和执妄为真的两种错误倾向以及各种“倒见”力予破除。他说:“自来哲学宗教诸师，其果于建立本体者，则于本体之中，复为构画内容，较计差别。而不悟其所谓有者，乃适成遍计所执之有，于非有中起增益执，其本体即不成本体矣……五尘固幻有也，而必有其本体;法尘亦幻有，宁得谓无本体乎?于幻有中起减损执，其空名亦无由空名矣。此二种边执所以起者，何也?由不识依他起自性然也。”简单地说，否认“识有”，不懂得万相由“识”变现的道理，便犯了减损执的错误，不承认“境无”，而强调物质的哲学，就要犯增益执的错误。章太炎以此理论为依据，进退西方17世纪以来流行的哲学思想，包括英国的经验论，大陆理性主义，以及康德等各家学说。他指出:“诸事神者，皆起于增益执。泛神之说虽工，而由不了依他，故损减自心而增益外界。”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惟以自识为宗”，在比较中又显示出他那“离二道，契中道”的法相思维方式，进一步确立了唯识论在他的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应当看到，章氏的“万法唯识论”和法相宗的名相分析没有多大区别。佛教为了弥合其理论上的矛盾，创设了超越客观世界和常识范围的阿赖耶识和末那识，并进行了详审细密的论证，充分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理性思维方面的高度发展，也表现了章太炎理性主义的基本性格，这就是章氏所说法相宗与他的思想“易于契机”，在思维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繁难的名相分析，既发明了章氏思想中有符合认识规律的辩证思维在闪光，也暴露了他认识上漠视客观存在的主观性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当然认识自我也表现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为他的“回真向俗”奠定了思想基础;“真妄同源”则是他的“齐物观”的根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