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真向俗的应用哲学

4.回真向俗的应用哲学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有“转俗成真”和“回真向俗”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必然具有“真”和“俗”的两个方面。应当说章氏的法相唯识哲学，是他的学术“转俗成真”和“回真向俗”两个方面的产物。前者以求是为目的，大胆而又认真地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反思，并和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以获取认识世界的普遍真理，有纯哲学的性质。“追寻原始，惟一真心”，就是对其“求是”而得真的注脚。后者以“致用”为内趋力，表现了“求是”和“致用”的趋合心理。所谓“上契无生，下教十善”⁽⁵⁹⁾，正是这种趋合心理作用的结果，所以它不可能不带有应务的色彩。故我们说后者是成真以致用的应用哲学。

章太炎曾说:“哲学者，有学而无术，故可以求是，不可以致用。”⁽⁶⁰⁾又说:“凡理想最高者，多不应用。”⁽⁶¹⁾这就规定了哲学的使命只在探求宇宙的根本、事物的普遍性和发展规律上，反对把哲学纳入应用的小巷，这是一方面。但是，由于时代精神的驱策，社会实践的结果，都要求他的理性思考必须和当时激烈变幻的政治风云，澎湃奔涌的革命浪潮相契合。章太炎也曾是在时代涛头搏浪前进的弄潮儿，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社会政治问题探讨的热烈气氛，而于书斋或山林，沉浸在哲学的冥想之中。所以他又承认“求是”与“致用”不可截然分割。因而强调:“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外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下验动物，植物，上至求证真如，皆求是耳。人心好真，制器在理，此则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⁶²⁾“求是”和“致用”的相互结合为学术之条贯，就是他“回真向俗”的学术理论依据。据此，他把思考的对象由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和变幻无穷的认识领域转向活生生、血淋淋、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表明他的思想也由哲学向社会学方面转换。其实，这一转换还是以法相唯识哲学“上契无生”之“是”，而行“下教十善”之“用”，即在获得对宇宙普遍、根本的认识之后，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以更加深刻的见解，去认识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即“以救时应务为第一良法”⁽⁶³⁾。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两方面犹如一币之两面，形成了他的法相唯识哲学的统一性、完整性。从客观上讲，章氏哲学中的应用性是时代的使然;从思维的心理习惯上讲，是“贵在成条贯”的趋合心理的直接作用。

当然，他的应用哲学与上述本体论、唯识论、齐物观的基本理论是密切相关的，或者索性说是由上述基本理论派生的。它包括由法相宗所固有的批判俗界的倾向而引申的“利益众生论”;由真如本体和万法唯识演绎出来的“无神”、“无我”论;由真妄同源唯识论推导出来的“俱分进化”的历史观，以及齐物观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发展起来的平等观和设想出的五无世界的社会观。

第一，法相学也和佛教的其他学派一样，具有佛教的共性——从“空”的观念开始哲学上的探索，以“苦”的意识，表现对俗界否定和批判的倾向。“唯识无境”实质上也是这两方面充分发展的结果。法相学在它的历史上，在社会、政治层面所起到的批判作用，虽然微乎其微，甚至如吕澂所说，因为它对现实的治术作了批判，便于“兴盛一时之后仍旧归于衰竭”⁽⁶⁴⁾，但它确实曾“震荡一时之人心”⁽⁶⁵⁾。它所固有的批判俗界的思想倾向，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批判意识。进入本世纪之后，法相宗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显然被用到社会政治方面来了。章太炎正是从此展开了他对社会，对君权，乃至对民族压迫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设计出全面否定现存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五无世界”。

可以肯定，章太炎对现存的全部社会秩序，抱着深刻的怀疑并予以否定的态度。他在《建立宗教论》及其他一系列著作中，都表示了这样的批判意向。他把所谓的“器世间”，实指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比做“即当沦溺”的“漏舟”⁽⁶⁶⁾，鲜明地表现了对处在苦难现实世界的有情众生的高度同情，立志要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外界环境，要求打破现存的社会建制。他批君权，求民权，痛斥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为“载湉小丑”，勇猛冲击封建罗网，甚至表现出反满的激烈民族情绪。所以也可以说，他的批判意识也是真妄同源，正确和错误，精辟和荒谬交织在一起，这些我们就不必一一重复了。

还可以肯定，这种批判意识必然导致利益众生的思想。一方面是济度众生以出三界之外，另一方面则是用宗教维系行动者的革命道德，他从万法唯识的观念出发，“以众生同此阿赖耶识，故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不限劫数，尽于未来”⁽⁶⁷⁾。“以济众生而灭度之。”⁽⁶⁸⁾另外基于当今社会“非周秦汉魏之世”人心“纯朴未分”⁽⁶⁹⁾，而是“民德衰颓”。所以他力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⁷⁰⁾具体而言，就是要离名相，破我执，断四惑(指公理、进化、惟物、自然四种“眩惑失情”⁽⁷¹⁾的不正确见解)，去五心，即: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

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

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

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

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⁷²⁾

只有以法相唯识哲学破此五心，才能在思想上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行动上冲决首出群伦，宰制天下的“理”的束缚，特别是法相、禅宗“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其术可以用于艰难危急之时”，使人“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无愞夫奋矜之气”⁽⁷³⁾，方可望政治的改良，社会的前进。

上述社会批判意识和增进国民道德的思想，是以法相宗“转依”为理论依据的，所谓“转依”就是彻底转变我执、法执之二障，证得涅槃、菩提之二果。它包含“转舍”、“转得”之二法，均依阿赖耶识种子来实现——转舍烦恼障即转得涅槃果;转舍所知障即转得菩提果。它不只要发明一切现象的实相，而且要把颠倒、染污的现象，转变成清静、如理的法身，因此常从现实的革新下手。早在世亲，无著，就有这种倾向。章太炎也是以“转依”这一理论展开他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促进“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的转化的。

第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真如是唯一本体，万物均缘阿赖耶识而起。故“识性真如，本非可以崇拜”。⁽⁷⁴⁾从根本上否定了鬼神、灵魂主宰世界的谬说。他指出世俗所谓的神，不过是“虚撰其名”而已。“真如可以亲证，而神则不能亲证，其名之假相同，其事则不同。”⁽⁷⁵⁾这些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倾向。据此，他又倡建“无神宗教”，以“契无生”，“教十善”，助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

第三，由真妄同源的唯识思想推导出“俱分进化”的历史观，章太炎大概受《天演论》“恶亦未尝非演”的思想影响，又结合法相宗真妄同源的人性论，形成了这一“非进化”的历史观念。所谓“俱分进化”是章氏创造的一个概念。他以法相宗阿赖耶识含藏善、恶、无记三种种子的人性说，肯定在进化中善恶种子杂糅而入，故非单线进跻至善，而是“双方并进”——“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⁷⁶⁾而且愈进化，善恶程度愈大。恶亦因知识愈进而扩充，其结果是愈文明作恶的本领愈强，给社会带来的恶果愈大，因此他否认进化论是自然的法则。这种带有批判性的论点，切中了现代文明的要害，而他对于优胜劣败的进化论的否定，也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重新崛起的希望。

第四，由齐物论发展起来的自由平等思想和设想出来的“五无世界”的社会观。前者特别强调平等的普遍性，必须打破文野、智愚、尊卑的界限，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层面实现平等和自由。“应务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⁷⁷⁾，其意在指斥“志存兼并”⁽⁷⁸⁾，“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侵吞弱国”⁽⁷⁹⁾的行为，以争取国际平等。“人无智愚，尽一曲之用”⁽⁸⁰⁾，表示他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真正独立与自由的深切关注。强调尊卑平等，“而必期于利益众生”⁽⁸¹⁾，要“以百姓心为心”⁽⁸²⁾，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对封建礼法及封建统治权威的大胆蔑视。而“五无论”则代表了章太炎在革命时期最激烈的社会政治思想轮廓，它以极端的虚无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的沉思。他说:“所谓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者，说虽繁多，而无人类为最要，以观无我为本因，以断交接为方便，此消灭人类之方也。”尽管他申明“欲飞跃以至五无，未可得也”⁽⁸³⁾，但不能不说，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否定和断绝人类的荒唐思想，都是从佛法中派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