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结构严谨，文字组织规范，与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1.形式:佛经结构严谨，文字组织规范，与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一，六种证信序与科学报告。

尢智表开门见山，强调佛经说理具备信、闻、时、主、处、众六大要素，说明人物、时间、地点、事件、主体与对象等，与科学实验报告在在相合，并以实例说明。他指出，“不单是《楞严经》”，“其他佛经，除了节录和初译的几部外，都是一律如此”。他还比较说，四书、五经、老庄、诸子等书，题材杂乱，缺乏科学精神，因此曾以为“中国的书都是不科学的”。如今看到佛经六种证信序的起笔，对佛经，乃至佛学也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其二，注疏之精密。

在尢智表看来，非但科学家注重分析，佛学更是如此。如真鉴所注《楞严经》，“分析的细密，远在我预期之上”。不仅章下分节，节下有目，而且用天干地支作标记，分全经为二十二级:甲一为序，甲二正宗文，甲三流通文，其下再分，直至亥一、亥二，“可以说已是细密之至”。至于经题和译经人，“也列为注解的对象”，“在佛教中，早已视为分内事”。尢智表的意思是，佛经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便于阅读，也便于解读。惟有注疏之精密，分析之详尽，而有正确的归纳与推演，方能以简驭繁;经中大意，一目了然，佛教的科学性尽在不言之中。

不过，二十二级的分级形式，从实际应用讲，似乎也太烦琐。

其三，文简意赅，天然真成——独创的句法与文体。

“佛经的造句，显然是受到梵文的影响，既不是六朝的骈四俪六，又不是唐宋的古文，略近于两汉的质朴，没有佶屈聱牙之弊，而有通俗流利之胜。”尢智表如此评价佛经的句法与文体。同时他还解释说，佛经难以卒读，并非因文字之古奥，实在是由于内容繁难艰涩，说理甚深微妙。正因为如此，佛经也像科学书籍一样，“文字不得不力求简化，使得学习的人容易了解”。尢智表比较说，“算学中用了种种符号，如∵(因)∴(故)……物理化学中的种种公式，都是简化的文字”;“佛经的文字也有同样的用意，例如密宗用梵文‘阿’字代表不生不灭的玄义，正和数学中用i代表虚数的用意相同”。至于说到它们的欠缺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尢氏认为无论科学，还是佛学，“文字都有它笨拙的地方，不能如一般文学的纤巧灵活”，“许多地方，为理论的严谨所限，不得不犯重复、颠倒、呆笨，和在文学的观点上所认为拙劣的毛病。然而从说理方面看，那还是没有失却文学的美感”。也就是说文字组织虽有缺憾，但仍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感。尢氏以诸经首句“如是我闻”为例，说明佛教独创的句法:“完全不是汉文的习惯”，初传时期虽有译作“闻如是”者，“但从鸠摩罗什法师译经以来，一律用‘如是我闻’”。虽然是直译，“决不像现代翻译者”，“故意将中文欧化以炫新奇”，重要的是突出“信”的成就，而将“如是”置于“我闻”之前。

佛经中的偈，无疑是佛教独创的文体。尢氏强调，偈有四言、五言或七言，“既不论平仄，又不叶音韵，乃是一种无韵诗”。诗而无韵，非独创而为何?事实上，中国的格律诗有太多的规范，美则美焉，却难于记忆(除少数外)，尤难于创作。诗只能在精英集团中传唱，偈却在民间不胫而走。所以尢氏说佛经的偈“犹如珠算的口诀”，“便利学者的记诵”。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长足发展，与这种独创的文体不无关系，不仅是天然真成，也是其科学性的具体表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偈，“虽不受平仄叶韵的束缚，但终以含义的美妙，反显得文字的天真自然，于无音韵中，偏能字字掷地作金石声，就是文学大师读了，也会五体投地的”。当然，还有禅宗语录，与佛经“简练的白话”又有不同，是“民间生活中应用的白话”，“宋儒的语录就是仿照禅宗语录而发展的”。至于辞藻丰美，“优美的笔调既足引人入胜，而其组织的严整，说理的精妙，更使人爱不忍释”，正所谓“自从一见楞严后，不读人间糠糍书”。还有“不二法门”、“当头棒喝”、“深得此中三昧”等成语，虽出自佛经，却也成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口头语，难怪尢氏说“恍然明白佛经文字影响于我国文学(何止文学)之深”。

其四，译名之严谨。

佛教属外来文化，中国佛经是由梵文、巴利文翻译而成，自然存在翻译的问题。尢氏认为，“以译名和定名的严格来说，我国科学家还远不如佛学家”。尢智表说，二十年前他曾“替中国工程师学会编订过电工的名词”，深感这项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译名不统一、音译意译毫无标准，“电动机是意译，马达是音译，而二者并存。有的作公分，有的作格兰姆，有的作克，弄得学者茫然”。然而“佛学名词之多，实超过任何专科辞典，而学术界的努力，竟反不如宗教界”。至于“佛经中有所谓五不翻和六离合释的两种规定，更使我感觉到佛教有很多地方，是科学所不及的”。“五不翻是意译和音译的标准”，“六离合释则是定名的六种法则”，所有这些“的确是现代科学家所应该学习采用的”。他举例说，发电机的“发电”是“机”的作用，是佛经翻译的“持业释”:磁铁是有“磁”的“铁”，即“有财释”，如此，“严格分析名词的方法，其目的在使每一个专门名词，不至于被人误解曲解，而影响到理论的正确性”。

显而易见，正是因为佛经翻译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法则，加以大规模却又严密的译场组织制度，才使得佛经翻译“不但在义理上要求和梵本如形影样相像，就是一些发音的细小处也辨别得非常清楚”。“例如，‘摩诃衍’，‘般若波罗密多’，‘阿弥陀佛’，‘僧伽’等名，和现在英文的译名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唐音和现在国音有些差别罢了。例如‘南无’在唐时就读作‘曩谟’。”尢智表着重强调:“一方面从梵译华，一方面从梵文译成巴利语，再从巴利语译成英文，中间经过几度的转变，而华英对照，仍如形影不异。”这是从正面对佛经翻译的肯定。

同时，尢氏还和当时的某些翻译加以比较，说有人用英文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经国人译成中文，“结果面目全非，成为文坛话柄”，从反面显示佛经翻译的严谨。

不仅译文如此，“就是抄写、印刷、圈点也没有一点放松的。佛经校对的精细，圈点的正确，都是在任何学术书籍之上”。“每种经论末页必附有全书字数和圈数”，“在我国采用新式标点之前，佛经中早已改良，把刻在字与字中间的圈为读(即逗点)，以边旁的圈为句”。以斑窥豹，佛经翻译的科学性不言而喻。

应当承认，佛经翻译未必如尢氏所言尽善尽美，鸠摩罗什阅大品般若旧译，也曾批评早期佛经翻译“多纰缪失旨，不与梵本相应”⁽¹⁶⁾，但佛教在中国翻译史上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实积数百年不断的进化，千数百人继续的努力”，方能“贯穴群经，撷其精英，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自建树一学术之系统者”，“成为有系统之编译矣”。⁽¹⁷⁾它的创造性、严谨性，或者说科学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