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佛学的继往开来
17世纪,整个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以欧洲为中心,孕育而成一股工业革命的浪潮。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荡涤殆尽。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物质世界空前地,突飞猛进地膨胀和发展;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生存方式的封闭性的区域文化,尤其是思想学术也都变成了公共产品,表现出多元并存的状态和世界化的趋势。然而,曾经辉煌,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帝国,却又上演了一出朝代更迭的“易姓革命”。素居苦寒之地,以游牧为生,刚刚摆脱茹毛饮血原始社会生活状态,向农奴制过渡的努尔哈赤的子孙,金戈铁马,横扫千军,将数千年古国的文明踏在脚下,建立了一个由落后战胜先进的大清帝国,并力图用本来即将解体的封闭的生产关系,维系其封闭的地域和封闭的文化。直到18世纪初,虽然经历了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但是在多元化和世界化文化的大潮中,再也不能维系其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封闭格局,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末世光景。值得庆幸的是,封闭的精英集团,早已不满足这种封闭的格局和封闭的文化,尤其当以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及其赖以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封闭之门时,他们痛定思痛,翻然醒悟于歌舞升平,妄自尊大的酣梦之中,睁开双眼,面向世界,走出封闭,以变应变。传统的忧患意识,经邦济世的救世思想,使他们意识到,不仅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尤其要“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增进国民道德”,救亡图存,在思想学术上,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以及文化多元化、世界化的趋势予以全面的和积极的回应。原本外来的,向全人类开放的,以救世为己任的佛教文化,经历了自我调适、与传统融合,并向社会各阶层浸渍、渗透的一千余年的历程,在科学、民主、理性荡涤一切的20世纪,更是捷足先登,脱颖而出,以多元与整合的特征,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科学民主的西方文明成鼎足之势。由晚清伏流到民国时期全面复兴的中国近代佛学,以寺僧、居士、学者三种形态,知解、信行两种方法,通经致用、探赜索隐两条道路,以及哲学、历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继往开来,焕然一新,表现出与前此以往中国佛教不同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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