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以来清代汉传佛教研究回顾

20世纪以来清代汉传佛教研究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纪华传

从整个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状况来看，由于中外学术界长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宋代以前，专门从事清代佛教研究的专业人员很少，特别是有佛学专长的学者更少，清代佛教始终是最薄弱的研究领域之一。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统计，有关清代汉传佛教的论文和知识介绍性文章约有200篇左右，涉及清代汉传佛教某些内容的各类著作约有50余种，对清代佛教某些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约20种左右。各类成果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表的，尤其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表的占比例最大。

为研究的方便，下面将20世纪以来的清代佛教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的起步与拓荒阶段，1950年至1978年缓慢进展阶段，1979年以来的深化与繁荣阶段。从国内学术界的情况看，近二十年来，清代佛教逐步引起学者的重视，涉及清代佛教内容的论文和著作快速增加，出现不少相当深入的研究成果，研究的领域也有所拓展。

第一阶段（1900～1949年）

把佛学作为学术研究，是从近现代才开始的。关于清代佛教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法源寺住持道阶请喻谦撰《新续高僧传》（1923年成书），集录北宋至民国初年凡九百余年间的高僧事迹而成。其中以明、清两代的僧传收辑最多，是研究清代佛教史的重要史料。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撰于1928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国内第一本佛教通史性著作，虽然是根据日本学者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纲》编译而成，但有所订正增补，如清代佛教部分的内容就是重新补撰的。这一部分内容是尽力搜罗官书及私家记述，致书南北各大丛林详细调查得来的，其中论及清代喇嘛教、清代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清初诸帝之信佛、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以及佛教各宗派等，内容颇为丰富，可以看作清代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另有玉佛寺住持震华曾撰《清代佛教年鉴》一书，因未及刊刻，内容不得而知。

关于清代概述性的文章主要有汉云《前清轶事》（《海潮音》1921年卷2第7期）、默庵《清代清僧纪略》（《海潮音》1922年卷3第10期）和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上）（下）（《海潮音》1936年卷19第9期、第10期）。其中，《清代清僧纪略》是关于清代16位僧人的生平小传。《清代佛教之概略》是一篇系统介绍清代佛教的重要成果，对于清代的禅宗、净土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佛教翻译与出版事业、洪秀全之毁佛与帝制之影响作了全面的介绍，其中，对禅宗与净土宗的论述最为详尽。此外，还有释诚慧所撰《清代佛教概况》（《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1943年9月10日）。震华《清代律宗略论》（《弘化月刊》1943年，第25期）对清代律宗传承作了简要介绍。

对清代佛教人物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1922年为清代著名诗僧敬安（字寄禅，号八指头陀）去世20周年，《海潮音》在卷13第12期中发表了五篇纪念文章，有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和尚传》、精一《清四明天童寺沙门释敬安传》、大醒《清代诗僧八指头陀评传》、法舫《八指头陀殉教二十周年纪念辞》、法舫《读八指头陀各传记志言》，并附录《八指头陀自叙出家因缘》一文，对于敬安的生平、思想与护持佛教的事迹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高良佐《乌目山僧传》（《建国月刊》1936年卷15第5期）刘永昌《乌目山僧》（《人文月刊》，1944年卷4第9期）（乌目山僧即宗仰，1865～1921），介绍宗仰的生平及反清爱国的事迹。另外孟森的论文《清高宗内禅事证闻》（《武汉大学历史学报》1936年第1期）还对乾隆与禅宗的关系作了研究。

关于清代佛教文献的研究，范成《修整清藏经库版架记》（《微妙声》1937年卷1第5期）、观如《重印清藏缘起》（《微妙声》1937年卷1第6期），是为配合民国年间重印《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对于经版雕印、印刷、撤版及重印情况进行了介绍。周叔迦《宋元明清译经图记（下）》（《微妙声》1937年卷1第8期）对清代译经作了研究。杨毓芬《释氏外学著录考》（续完）（《微妙声》1937年卷1第6期），对《清史稿》、《四库全书》中的清代僧人的诗文集、清代刊刻佛教著作编制了目录。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陆续发表了有关清代佛教的著作和论文，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释氏疑年录》十二卷，成于1938年，是一部查检历史上僧人生卒年代的工具书，以考订精审而著称。可惜由于资料限制，全书以终于清初而生于明者为限，故清代僧人生卒年收录不全。《明季滇黔佛教考》（成书于1940年），记述了明末清初云南、贵州佛教兴隆的状况，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清初僧诤记》（《辅仁学志》1940年第2期）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引用书目达七十余种，记述了发生于江南、浙江地方禅宗的纷争。例如曹洞宗与临济宗的法系之争；天童山僧侣之间的纷争等。与前书一样，也寓以抗日救国之意。在《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年，《辅仁学志》卷7第1、2合期）、《语录与顺治宫廷》（1939年《辅仁学志》卷8第1期）和《顺治皇帝出家》（1940年，《辅仁生活》第11期）等论文中，对传说中的顺治晚年出家一事，作了深入的考证分析。这些研究大量引用语录、碑记及中外史料，考证精严，论述了明末清初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以及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是这一时期清代佛教研究的最好成果，对后来研究禅宗历史有影响。

总之，在第一阶段中，关于清代佛教以概述性质的研究为主，研究的领域也很不全面，像陈垣对清初僧诤和遗民逃禅的深入专题研究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这一阶段的研究者，无论是教内的法师、居士，还是学术界的学者，利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对清代佛教的研究起到了拓荒和填补空白的作用，掀起一个对清代佛学研究的高潮。

第二阶段（1950～1978年）

这一阶段，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大陆的宗教学研究相对沉寂，清代佛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少。

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1940年）是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佛教通史，将五代至清末看作是中国佛教的保守阶段，对清代佛教状况、宗派、政教关系等论述颇为精当。释东初的巨著《中国佛教近代史》（台北：东初出版社1974年）将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范围界定为从元代或明末为起点，以迄于今，所以该书实际包括整个有清一代，首先从清代喇嘛教、诸宗思想之融合、大藏经的出版、敦煌藏书的发现、居士佛教的抬头等方面论及清代佛教之式微，其次论述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和对佛教的迫害、太平天国对佛教的破坏，最后论述了庙产兴学对佛教的影响和佛教自身兴办教育与自保寺产的努力。此书保留了许多佛教近代史重要史料，为清代佛教研究的开拓性著作。释诚慧所撰《清代佛教概况》（《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1943年），对清代的重要僧人及佛教事件作了概括介绍。

这一时期以禅宗研究居多，力谷《爱国诗僧八指头陀》（《现代佛学》1959年第2期），主要谈寄禅的生平业绩，文章指出，八指头陀不但是一位宗门巨匠，特出诗僧，而且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林元白《晦山和尚的生平及其“禅门锻炼说”》（《现代佛学》1960年第6期）对明末清初的晦山和尚的生平和禅学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说。黄益毅《禅宗五枝派别》（《现代佛学》1950年第8期）论及三峰（汉月法藏）的法系在明末清初禅宗之盛。林子青《元贤禅师的“鼓山禅”》（《现代佛学》1958年第8期）对明末清初曹洞宗高僧元贤的生平及其融合禅净、调和儒释的禅法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禇柏思《宋元明清的禅学》（《狮子吼》卷9第10期，1970年），初步分析了清初临济宗僧人天童道忞、玉林通琇的生平与禅语，并对雍正与禅堂坐香制度的形成作了考察。

在其他论文中，彭国栋《清世祖逃禅考》（《珠海学报》1965年第2期），从吴梅村、钱牧斋诗启逃禅之疑，以及玉林、王熙、张宸所记互有抵牾，认为世祖或崩或逃禅，迄今尚难定论，虽然孟心史曾有考证，然疑点仍多。纪维周《金陵刻经处访问记》（《现代佛学》1958年第11期）、游侠《杨仁山居士的净士思想》（《现代佛学》1961年第5期）对杨文会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及其净土信仰作了介绍。陆宝千《乾隆时代之士林佛学》（《国立中央图书馆刊》，1970年）对乾隆时代的由儒而归佛的知识分子彭际清等人的学佛心态、时代原因及佛学成就等作了分析。此外，脚夫《玉琳国师》（一）至（十）（《人生月刊》卷5第2～12期，1953年）、铁肩《明末清初的另一位高僧石涛（萧士玮和钱谦益的传信者）》（《大陆杂志》卷53第3期，1976年）、梁永康《诗僧寄禅》（《青年佛教》创刊号，1970年）、陈南士《爱国诗僧八指头陀（敬安）》（《畅流》卷13第5期，1956年）、明常《宗仰上人传略》（《狮子吼》卷3第10期，1964年）、蔡元培《记宗仰上人轶事》（《狮子吼》卷3第11期，1965年）、上宫锦屏《革命画僧乌目》（《狮子吼》卷3第12期，1966年）等论文对玉林、敬安、宗仰等人的生平作了介绍。

在佛教制度研究方面，南怀瑾《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中国特殊社会问题丛书之二，1964年），在1968年的《菩提树》第184期至191期连续刊载，首次对禅宗的丛林制度作了系统研究，论述了其与中国宗法社会、中国文化、帮会社会的关系。周叔迦《法苑谈丛·佛教的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四众弟子、寺院建制、佛像的塑造、僧官僧录、僧籍度牒、法事仪式的设置渊源、佛画的种类、版刻的发展、大藏的刊行、多层结构的塔式、佛曲变文等多方面的内容首次作了介绍，考证了其源流变革。

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学术界对宗教禁锢的解除，佛学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台湾地区，除了学术界的研究外，佛教界的研究风气也相当浓厚。清代佛教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就其数量而言，近二十多年来的成果，远远超过过去八十年的成果总和。下面以两岸的清代佛教研究为主，兼及日本等域外的研究，就二十多年来清代佛教的各个专题加以概括。

1.清代佛教史的总体研究

林子清的《清代佛教》（《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是词条性质的文章，约有万字，论述了清朝统治者对佛教的管理、藏传佛教、译经与刻经、禅宗净土等宗派传承、居士佛学、诗僧画僧等各个方面，是全面概括清代佛教各方面内容的奠基之作，对以后的研究影响较大。郭朋的《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是把清代佛教作为整体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下篇分两章，“清王朝与佛教”一章论述了清代宗教政策、清初诸帝与佛教；“清代的佛教”一章则对清初的通琇与道忞、清代佛教各宗作了概括，虽然涉及的问题不多，但对全面了解清代佛教有参考价值。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论述了清帝室和佛教、内地佛教、居士佛教和喇嘛教四个方面，对清代佛教的特点作了概括介绍。方立天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简要介绍了清代佛教与政治、禅宗与其他宗派及藏传佛教转世制度。台湾地区学者江灿腾《明清近代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从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兴起背景的角度，简要论述了清代佛教的部分内容，指出清代佛教的衰微主要有三方面，即禅宗的没落、宗教政策的不当和太平天国的摧残。又对庙产兴学对佛教的影响及杨仁山的佛教事业等作了介绍。

日本学者长谷部幽蹊《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说》（新文丰出版社，1979年）对清代僧传的基础资料作了研究。他的《明清佛教教团史研究》（同朋社，1993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侧重研究教团组织形式，论述了禅律两宗的关系、受戒、明清佛教的宗派性等问题。日本学者对清代佛教的部分研究成果在80年代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史》，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中译本，对清代帝室和佛教、《大藏经》的出版、清代的佛教政策、居士佛教的抬头作了纲要性的介绍。郑彭年译《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野上俊静等著《中国佛教史概说》（释圣严译，1993年），对清代以念佛为主的禅净混合的中国佛教的形成等作了阐述。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余万居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论述了清朝的佛教政策、清朝佛教的衰落、佛教寺院的情况、佛事活动、居士佛教和从俗谚看中国佛教等内容，对于寺院实际生活、民众中的佛教信仰的介绍颇有特色。牧田谛亮的另一著作《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索文林等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年）则着重论述了彭际清在居士佛教中的地位、清末的庙产兴学与佛教教团的对策等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有关中国宗教通史或清代宗教史的著作中，对清代佛教也有一定的篇幅加以介绍。如李尚英著《中国清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把清代佛教作为清代宗教发展的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描述。于本源著《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系统论述了清王朝对待宗教的思想和政策，对佛教而言，着重阐明了扬儒而抑佛道等传统宗教的思想。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首先从清廷对佛教的推崇和管理、禅宗及其他宗派、藏传佛教的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清朝前期佛教的发展与转衰。其次，又从佛教宗派的苟延、居士成为佛学主流、世俗学者的佛学研究和动荡中的藏传佛教等方面，阐述了清朝后期佛教僧团的衰落与佛学研究的勃兴。

2.清初帝王与佛教及遗民逃禅

从整个清代佛教的发展看，确实有逐渐衰微的现象，但在清初，由于延续晚明佛教的复兴趋势，仍然比较兴盛。

清代帝王，从个人对佛教的好恶，到佛教政策的制定，都对佛教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是清代佛教研究的重点，成果非常丰富。在上述佛教通史或宗教通史性质的著作中，几乎都涉及这一领域。

陈肇壁的《雍正皇帝与清代佛教》（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对雍正帝与佛教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雍正干预禅宗争论，驳斥汉月法藏为邪说，与通常学者的批评不同，作者认为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未尝不是雍正皇帝对中国佛教的一项卓越贡献。圣空法师的《清世宗与佛教》（中华佛教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以清朝前期至雍正年间为论文研究范围，以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为主轴，按历史发展的进程，远溯清太祖、太宗时期，以及入关后的顺治、康熙等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并探究其佛教政策以及当时的政治与佛教概况，涉及清廷佛教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情形，也揭示佛教在当时的发展状况与在社会的实态。

张文良的《雍正皇帝与御选语录》（《法音》1993年第3期）探讨雍正编撰《语录》的动机及其禅学思想的特点。此外，王志平的《帝王与佛教》（华文出版社，1997年）、张效机的《清世祖与佛教》（《弘法通讯》，2000年）、王秉伦的《试论清圣祖佛道观的无神论倾向》（《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崔正森的《雍正皇帝瞻礼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999年，第4期）、释圣空的《试析雍正在拣魔辨异录中对汉月法藏的批判》（《中华佛学研究》，2002年）等论文，也论述了清代帝王与佛教的关系。

关于清代的佛教政策方面，除了前述的佛教或宗教通史性著作中均有论述外，重要的成果还有赵云田的《清代前期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王钟翰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竺沙雅章的《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佛教》（《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李云霞的《从满族的宗教信仰看清代的民族及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4期）、常建华的《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清史论丛》，2002年号）、商鸿逵的《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因俗而治恩威并举——论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的建设》（《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论文。其中，《清代民族宗教政策》考察了清代满族统治者在东北满族发祥地、内外喀尔喀蒙古、新疆天山南北路、西藏甘青地区和西南诸省等各民族创制、执行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为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对乾隆时期度牒问题进行的细致考证和论述，认为乾隆继位伊始，便采取措施治理僧道，其为政“宽严相济”，承袭了其祖康熙的态度。何素花的《清初士大夫与妇女——以禁止妇女宗教活动为中心》（《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以乾隆年间地方官打击宗教活动与妇女入寺烧香为例，论述了清初对参与宗教活动的基本政策和士大夫对于宗教活动的态度。

清朝满族统治者入关，由于是少数民族的统治，所以清初出现了遗民逃禅的社会现象。陈垣《清初僧诤记》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蔡鸿生的《清初佛门岭南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明清之际岭南佛门的遗民潮这一悲剧性现象。姜伯勤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挖掘大量的史料，论述了大汕的遗民生涯、与觉浪道盛、方以智等人的关系、诗学与艺术修养、大汕宗风与澳门禅史等内容，对清初僧诤着力尤多。该书还附录作者已发表的有关石濂大汕与清初岭南禅学及澳门禅史的15篇论文。暴鸿昌的《明季清初遗民逃禅现象论析》（《江汉论坛》，1992年第1期）论述此种现象在明清之际出现，乃是源于民族和政治的原因，绝非出于宗教的作用。因此，应该将此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加以看待。赵圆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也分析了明清之际由于朝代更替所带来的知识分子逃禅这一现象。日本学者荒木见悟的《觉浪道盛初探》（廖肇亨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通讯》第9卷4期，1999年）、谢明阳的《明遗民觉浪道盛与方以智“怨”的诗学精神》（《东华人文学报》第3期，2001年）对清初著名的遗民僧人道盛及与方以智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汪世清的《清初四大画僧——渐江、石溪、八大山人、石涛合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4年），论述了四大画僧的生平及活动，剖析清代僧人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心态。

此外，杨鹤书《明清之际广州佛教管窥》（《岭南文史（广州）》，1998年第3期）、李利安《明末清初中国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基本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陶乃韩《大乘菩萨道精神在明末清初的落实与发展》（台湾《中华佛学研究》，2001年）、王春瑜《明初二高僧、清初二遗民史迹考析》（《史林》，1988年第3期）、张兵《虽作头陀不解禅——清初遗民诗人归庄与佛教》（《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吴琦、赵秀丽《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论文也论及清初佛教及遗民逃禅问题。圣严《明末佛教》（东初出版社，1987年）以明末清初僧人智旭为中心，论述了明末佛教界情况，也涉及清初佛教的部分内容。

3.清代佛教宗派与法事仪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清代佛教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如从佛教宗派通史的角度，有侧重地深入探索清代佛教的相关内容，出现了一大批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在对中国佛教诸宗派进行专题研究的热潮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其中，《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魏道儒）、《中国净土宗通史》（陈扬炯）以及《中国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分别从通史的角度重点梳理了清代禅学、华严学、净土学和天台学。此类著作是以前没有过的，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清代佛教的认识。

80年代以来，禅宗研究是中国佛教研究的热点，在清代佛教宗派研究中，禅宗也是研究的重点。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以少量篇幅论述了清代禅宗的衰落。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一书的第九章“清初禅宗的最后活跃及其终结”，论述了清初诸帝与禅宗以及清前期禅宗的基本特点，重点对活跃于清初的重要禅宗派别进行了研究，以临济的天童和盘山，曹洞的寿昌和云门等四系的传承与思想为中心，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清代禅宗的发展脉络。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清代禅宗思想的入世转向探讨了清代禅宗的发展，并着重分析了清儒与禅学之间的关系，从内容到观点都颇富有特色。邱高兴的《一枝独秀——清代禅宗隆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清代禅宗的发展作了概括介绍。吴立民、徐孙铭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也有一定的篇幅涉及了清代禅宗临济宗与曹洞宗的发展。释见一的《汉月法藏之禅法研究》（台北：法鼓文化公司，2000年）探讨了汉月法藏的禅法，着重在汉月禅学思想渊源与禅法的形成以及汉月对于参禅的基本看法与禅修过程。日人忽滑骨快天著、朱谦之译的《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论及密云圆悟与费隐通容、清初皇帝与禅匠、为霖道霈与白岩净符、圣祖之表彰朱学与世宗之喇嘛禅、心学之衰颓与禅学思想之没落等内容，引证材料比较丰富。

在清代佛教研究的论文中，常建华《明清时期的佛教信仰》（《文史知识》，1991年第5期）除概括了明清时期佛教有影响的是禅宗和净土宗特点外，还对佛教的某些精神通过人们举行的诸多活动，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的信仰这一方面作了介绍。李利安《明末清初禅宗的基本走向》（《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王路平的《明清贵州临济禅宗灯系及其典籍著述》（《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王路平的《明末清初贵州禅宗大师丈雪和尚评传》（《贵阳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永井政之的《明清曹洞禅者的动向》（日本《宗教研究》卷26，1984年）、长谷部幽蹊的《三峰一门的隆替》（日本《爱知学院大学论丛》卷31第3～4期，1984年）、王志远的《论破山海明的禅学教育思想》（《佛学研究》，1992年创刊号）、魏道儒的《破山海明与峨眉地区的禅学》（《峨眉山与巴蜀佛教》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王路平的《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及其佛教解脱论》（《贵州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贵州禅宗大师厂石的佛教认识论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朱育平的《隐元禅师东渡初探》（《福建论坛》，1985年第4期）王路平的《黔灵赤松和尚评传》（《佛学研究》，1994年）、李豫川的《清初临济高僧丈雪通醉》（《浙江佛教》，2002年第3期）、洪鹰的《论八大山人的禅宗思想》（《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唐大潮的《试论禅宗在明清时的变异》（《佛学研究》，1995年）、何建明的《试论近代中国禅佛宗》（《佛学研究》，1995年）、连瑞枝的《汉月法藏与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中华佛学学报》，1996年）、张新民的《清代高僧善一禅学思想综论》（《闽南佛学院学报》，1999年），都对清代禅宗某一派系或人物作了研究。

在清代其他宗派的研究中，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对清代净土宗祖师行策、实贤、际醒、印光，以及弘传净土的居士彭际清、杨文会、沈善登作了简要介绍。望月信亨的《中国净土宗教理史》（释印海译，台湾慧日讲堂）论述了清代净土宗僧人道霈、济能、寂光、实贤、际醒、古昆的净土信仰与净土思想，并对清代居士归向净土思潮作了分析。其他论文还有法空的《清代净宗大德玉峰古昆》（《浙江佛教》，1997年）、马平的《清代僧人际醒及其净土学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分别研究了晚清净土宗高僧古昆、际醒的生平及思想。杨白衣的《清代之念佛禅》（台湾《佛光学报》，1981年）分析了清代禅净融合而形成的念佛禅。何崇恩的《清代湘潭诗僧——八指头陀》（《湘潭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对诗僧八指头陀作了介绍。

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论述了清代华严学的衰落与士大夫的作用，着重分析续法的华严著作及其华严思想，并从清初周克复和彭际清的著作标示出士大夫运用华严的三种趋势。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以“藕益智旭与天台佛教的终结”为题对清初智旭的天台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介绍了近代以来的龚自珍和谛闲法师对天台佛教弘扬的贡献。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较为系统梳理了清代藏传佛教密教各宗派的兴起与发展、藏传密教在内地的传播、清代的大理密教等内容。释果灯的《明末清初之律学复兴——以见月律师为中心》（台湾《中华佛学研究》，2003年）通过其生平、著作与思想，分析了见月律师对丛林的改革及形成的千华派对清代佛教的持续影响。

清代的佛教制度法事仪轨，仍然是清代佛教研究相当薄弱的环节，成果很少。谢重光、白文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清政府实行的多渠道管理佛教僧团的政策和对度牒管理制度的变化，考证了清代沿用明代旧制并有所损益的僧司制度，并论及藏传佛教的僧官制度，即活佛转世制度和呼图克图、喇嘛号和师号制度等。Holmes Welch著，包可华、阿含译的《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年）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佛教寺院的人事、禅堂、念佛堂、戒律、子孙庙与分院、方丈、佛事、寺院经济、出家、宗教生活、在家佛教徒等内容，是清代以来形成的佛教丛林制度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著作。

4.清代的居士佛教、学者与中国近代佛教

清代居士的佛教信仰及佛教活动，对于清代佛教的发展乃至对近代思想界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潘桂明的《居士佛教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对清代帝王的奉佛及清代的居士佛教的演变，对居士佛教信仰、修证、解义及护持等活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通过杨文会对处于衰亡中的佛教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认为佛教在近代复兴的说法难以成立，近代所谓“居士佛教”也未能使佛教真正获得复兴。刘成有的《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下佛教面临的艰难困境为前提，论述以杨文会等为中心的居士佛学的理论追求。在研究清代居士的论文论著中，以清代中期的彭际清、清末的魏源、龚自珍、杨文会最多。关于彭际清的论文有：释慧严的《彭际清与戴震的儒佛论辩》（《东方宗教研究》第2期，1990年）、中村熏的《彭际清华严念佛三昧论》（《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85年）。关于魏源与龚自珍的研究有：陆草的《论魏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周口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李素平的《魏源与晚清佛教——兼论其严辨佛老之分》（《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6年）、张景岗的《作为净宗学人的魏源》（《世界弘明哲学季刊》，1999年），麻天祥的《龚自珍佛教文化研究特征》（《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蒋义斌的《龚自珍对法华经的理解》（《中印佛学泛论——傅伟勋教授六十大寿祝寿论文集》）、檀作文的《浅谈龚自珍的佛学思想》（《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6年）、陈善伟的《龚自珍的佛教思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9年）等论文。关于近代佛教革新的重要人物杨文会的研究成果相当多，于凌波的《杨仁山居士评传》（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对杨文会的生平、思想及其弟子作了详细的叙述。陈继东的《清末佛教的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日本山喜房佛书林，2003年）则是在清末佛教的大背景下考察了杨文会的贡献及佛学成就，该书挖掘了不少在日本发现的杨文会与日本学者交流的宝贵资料，值得重视。重要的论文有：杨廷福的《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学》（《学林漫录》，1980年第1期）、楼宇烈的《中国近代佛教的振兴者——杨文会》（日本《东洋学术研究》卷25第1号，1986年）、唐文权的《杨文会与清末佛教革新运动》（《中国文化》，1995年第1期）、方广锠的《杨文会的编藏思想》（台湾《中华佛学学报》，2000年）等。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连瑞枝的《钱谦益的佛教生涯与理念》（台湾《中华佛学学报》，1994年）、孙之梅、王琳的《钱谦益的佛学思想》（《佛学研究》，1996年），徐荪铭的《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船山学刊》，1991年创刊号）、郭建衡的《王船山辟佛原因探》（《船山学刊》，1991年创刊号）、董群的《论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李润苍的《章太炎借“佛声”作“民声”》（《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吴雁南的《章太炎的革命论与“佛学王学铸镕为一”》（《贵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等，内容也颇为丰富。

受近代社会的影响，经过佛教居士的努力，中国近代佛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近代佛教在清末思想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对近现代佛教的研究，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郭朋、廖自力、张新鹰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以人物为线索，对杨文会、敬安法师、月霞法师，以及学者中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有专章论述，从生平、著述及佛学思想等方面逐一加以分析。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佛教文化与维新运动等方面，论述了清末居士在佛教文化复兴中的作用以及佛教在清末思想界的影响。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从经世致用和哲学思辨两个方面详尽论述晚清佛学的复兴。麻天祥的另一著作《佛学与人生——近代思想家的佛学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旨在对近代思想家的佛学研究即经世佛学进行分析。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从晚清政治的腐败出发，论述佛教的救世精神，并对知识分子倾心佛教的深远背景与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1994年）则从比较宗教的角度，描述了中国佛教各宗派在近代的流变衍传。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1998年）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分析中国佛教为适应时代而进行的自我反思，论证了晚清佛教由出世趋向入世是近代佛法观念转换调适的核心。上述著作几乎都围绕着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这一主题，特别强调居士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些研究，对清末佛教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也以传记的形式论及清末著名的僧人和居士。

楼宇烈《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合精神及其特点》（《1991年佛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佛光出版社，1992年）以杨文会及僧俗弟子等的思想为例，论述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融合精神。此外，宋益乔的《佛教文化与改革者的情怀——论佛教文化对清末维新派、革命派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蔡尚思的《论清末佛学思想的特点》（《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侯杰的《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探析》（《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徐永志的《论晚清佛教的复兴》（《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何建明《略论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女众》（《佛学研究》，1997年）、王路平的《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对清末佛教的特点也有所分析。

5.地域佛教的研究及佛教文献的整理

从深入研究地方佛教的角度探索清代区域佛教是清代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十几年来，各省、市学者研究本地区佛教形成高潮，出版了多种佛教史或宗教史著作。例如，韩溥的《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陈支平主编的《福建宗教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杨荣国的《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冷晓的《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年）、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胡思厚的《甘肃佛教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海涛的《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杨学政主编的《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游有维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阮仁泽和高振农主编的《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它们分别涉及到该地区清代佛教的内容，特别是禅宗方面的内容最丰富。上文提及的蔡鸿生的《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姜伯勤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对岭南地区的佛教发展作了专题研究。这些从地区佛教史角度涉及清代情况的著作和论文，对认识清代佛教整体也有重要价值。同时，这方面的文章也出现了不少。陈小强的《盛京实胜寺修建及开光宝记》（《思想战线》，1993年）、赵云田的《清代北京的喇嘛庙》（《北京史苑》，1982年）、管彦波的《明清大理僧人类型及其心态》（《云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云南明清佛教版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江阳的《清代五台山佛教宗派》（《五台山研究》，1999年第2期）郑群辉的《清代潮州开元寺的田产纠纷》（《人海灯》，1998年）、冯学成的《清代及其以后的四川藏传佛教》（《文史杂志》，1991年）、王路平的《明末清初贵州佛教论纲》（《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等几篇论文也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清代各地佛教发展的情况。

清代台湾佛教的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李添春的《明末清初的台湾佛教史》（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是较早论述清初台湾佛教情况的专著。匡宇的《台湾佛教史》（台湾行卯出版社，1993年）指出，清初郑成功部将义不仕清，借佛教之名潜身为僧者甚众，并暗中窥复明室，而清室攻太的败将也多剃发为僧。江灿腾的《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1992年）也对清代台湾佛教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释慧严的《台湾佛教史前期（上、中、下）》（《海潮音》卷77～78，1996～1997年）及《明末清初的台湾佛教史》（《中华佛学学报》第9期，1996年）也论及清初台湾佛教情况以及福建与台湾佛教的交流，指出台湾佛教的源流，主要是出自鼓山涌泉寺。许胜雄的《中国佛教在台湾之发展史》（《中华佛学研究》，1998年）论述了清代台湾佛教呈现出“正信佛教”与“拟似佛教”（即“白衣佛教”）混同发展的特色，并论证台湾佛教流派与闽南佛教特别是鼓山涌泉寺的深厚渊源。对清代台湾佛教的发展也有文章涉及，邢福泉的《台湾的佛教与佛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刘枝万的《清代台湾之佛教寺庙》（《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中国佛教史论集（八）·台湾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对台湾佛教寺院作了概括介绍。颜章炮的系列论文《清代台湾寺庙的特殊社会功用——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清代台湾官民建庙祀神之比较——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二》（《台湾研究》，1996年第3期）、《略谈清代台湾民间对寺庙的管理——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清代之台湾商人与寺庙——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文章从清代台湾的寺庙碑文入手，对台湾佛教寺庙的社会功能、建造动机、寺院管理等各个方面作了论述。

在清代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比较而言是非常薄弱的领域。《清代佛教史料辑稿——附西藏、西康、蒙古等地喇嘛情况》（周叔迦编撰，苏晋仁、程恭让整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是周叔迦先生所编撰的《中国佛教史资料》的清代部分经重新整理后出版的，选取范围主要是史书和档案资料等，为研究清代佛教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长谷部幽蹊的《明清佛教研究资料》（有“人名索引”和“文献之部”两种），以表格等形式记录了清代禅宗的传承世系、僧传资料的出处、藏经的开雕和主要文献书志等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清代佛教资料索引著作。驹泽大学图书馆编《新纂禅籍目录》（驹泽大学图书馆）对日本各图书馆所藏禅宗典籍分类及编目整理，由于有的藏书在国内已难以寻觅，该书为研究清代佛教典籍提供了方便。赵学毅、常为民、欧声明合编的《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华文出版社，1996年）广泛收集了清政府对于藏传佛教的管理政策特别是活佛转世制度等资料。日本学者编纂的《清国行政法》第四卷（汲古书院）列举了有关佛教的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对研究清代的佛教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陈继东的《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原学》，1996年第5辑）根据日本发现的资料，对清末杨文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刊刻的从日本传来的佛教典籍进行了考察。长谷部幽蹊的《关于明代以降藏经开雕（I）－（III）》（《院大学论丛》30、31，1983年、1984年）、自强《清藏经版小记》（《文献》，1980年第2期）对清代《乾隆大藏经》经版雕刻及存留情况作了研究调查。陈东辉的《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考察了杭州灵隐寺所藏的清代古籍藏书及大藏经保存情况。《清代僧诗别集的典藏及检索》（《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介绍了清代僧人诗集种类、作者所处时代、收藏处所、图书馆检索中的常见问题、僧人名号的查询工具书等内容，为准确完整地利用和研究清代僧人诗集提供了方便。

域外清代佛教的研究，除了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外，英文出版物中没有全面研究清代佛教的著作，涉及清代佛教少量内容的主要著作有Arthur F.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Palo Alto：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芮沃寿：《中国佛教史》），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y Surve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陈观胜：《中国佛教史概论》），Marsha Weidner，Latter Days of the Law：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850-1850.Lawrence：Spencer Museum of Art，1994.（威尔纳：《末法时代：中国佛教的图景850～1850》）等。相对来说，这些著作侧重于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参考价值有限。

从整个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来看，关于清代佛教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而已经发表的成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缺乏贯通性和整体性研究，至今清代佛教史还缺乏一个完整的面貌。无论对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对清代中后期佛教的研究明显薄弱，论文和著作的数量都比较少。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清代佛教的独立的断代史著作，也没有一部从佛教典籍中辑录原始资料的著作。

第二，注重专题研究，但专题研究的范围并不广泛。在汉传佛教方面，研究的侧重点集中在清王朝的佛教政策、清初佛教、禅宗、居士佛教、清末佛教等几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相当深入的探讨。而对于寺院制度、法事仪轨、典籍教义、佛教文献等，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待于充分地挖掘和清理。在藏传佛教方面，对于清王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几种特有的制度等，有深入、系统的探索，但是，对于清代藏传佛教的派系传承、典籍教义、寺院制度、僧伽教育等，明显涉及不多。

第三，挖掘史料工作有待加强。尽管近十几年来清代佛教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研究成果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许多论文和著作在发掘史料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够，成果内容的重复率高。例如，介绍和涉及清代度牒制度的论文、著作很多，但绝大多数是粗线条的介绍，内容雷同，所以还有待于广泛收集各种原始资料，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把清代佛教研究实质性地推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