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时间：2023-12-1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尽管该书的出版被当作是欧美佛教研究的开端，即开始以西方学术的眼光研究东方佛教，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欧美学者已对佛教作过少许的学术研究。由此可见，若把欧美佛教研究的开端，简单地等同于布奴夫“巴利语法书”的初版，未免失之简略。在布奴夫之后的半个世纪，是欧美佛教研究的起步阶段。欧美佛教研究的第二阶段，究竟起于何时，颇难断定。

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北京大学　李四龙

西方学者研究佛教，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涌现了一批大名鼎鼎的佛教学者，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值得我国学者借鉴吸取。关于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狄雍（J.W.De Jong，1921～2000）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①。本文试图简要介绍与回顾欧美佛教学者在四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与成果，揭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两次转型。

19世纪20～70年代：佛教研究的起步阶段

按照通常的说法，欧美的佛教研究是从1826年法国学者布奴夫（E.Burnouf，1801～1852）与德国学者（C.Lassen，1800～1876）合作出版一部“巴利语法书”^②开始的。尽管该书的出版被当作是欧美佛教研究的开端，即开始以西方学术的眼光研究东方佛教，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欧美学者已对佛教作过少许的学术研究。

早在1817年，法国人已经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佛教之研究》，可惜该书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1819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世界》初次出版，该书引述了佛教的内容，他的佛教知识间接地来源于当时有关印度哲学的德文译本；而俄国人斯密特（Issak Jacob Schmidt，1779～1847）在1825年的《亚洲学报》（Asiatic Journal）上发表了西方的第一部佛陀传③。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太多地涉及佛教的文献，而现代佛教学术的基石则是文献学（philology）的研究。即使这样，在1826年之前已有英国人何德逊（B.Hodgson，1800～1894）在尼泊尔专心搜集佛教文献，并在撰写学术文章。1819年何德逊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派，前去尼泊尔担任公职。到1824年，他已搜集了梵文写经381卷、200多种，成为西方学术界知道有梵文佛典存在的第一人。从这时起，他开始撰写佛教方面的专题论文，后来结集出版④，其中包括他在1828年前后发表在《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上的论文，但这是就最初发表的时间而言，其实际的写作时间是在1825年。布奴夫专心研究梵文佛典，这是在1837年他在巴黎接到何德逊寄赠的梵文佛典以后。由此可见，若把欧美佛教研究的开端，简单地等同于布奴夫“巴利语法书”的初版，未免失之简略。但把这个开端定在19世纪20年代，应该不会有什么分歧。

在西方学术界，布奴夫最早奠定了佛教研究的文献学基础，他以比较语言学为利器，同时关注巴利文、梵文、汉文以及藏文的佛典，甚至检读锡兰文、缅甸文和暹罗文的佛典翻译与注疏。在接到何德逊的梵文佛典以前，他一直是在研究巴利文、阿育王碑文，以及最古老的吠陀梵语乃至波斯的古典语言。但在接到那批梵文佛典以后，他成了欧洲最先发现和解读佛教梵语的人。他认为，要想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以尼泊尔的梵文佛典与锡兰的巴利佛典为基础，只有通过这两类文献的对比阅读，找出两者的共同部分，才能从中发现原始佛教的基本成分^⑤。后来他又受欧洲藏学之父、匈牙利学者高露士（Alexander Csoma de K9r9s，1784～1842）的鼓动，极为关注藏译佛典在梵文佛典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巴黎是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早在1815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出任法兰西学院的首任汉学教授，他所翻译的我国东晋僧人法显（？～422）的《佛国记》，1836年在巴黎出版^⑥。这位西行求法高僧的游记，保留了印度佛教史上许多珍贵的资料。该书的翻译，让布奴夫意识到汉语佛教资料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

欧美的佛教研究，最初是所谓“印度学”（Indology）的附庸。布奴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佛教方面，1844年他出版了《印度佛教史概论》，对佛教文献作了总体的概观，奠定了欧美的印度佛教史研究基础；1852年10月，在他逝世之后5个月正式出版的梵文本《法华经》法文译本，是欧洲最早的《法华经》译本，该书所附的21篇附录，还有不少的梵文、巴利佛典的译文。纵观他一生的学术业绩，布奴夫是当之无愧的“欧洲佛教研究之父”。在布奴夫之后的半个世纪，是欧美佛教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西方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了大量的巴利文、梵文、汉文与藏文佛典，编纂了相关的语法、辞典，校勘翻译了一批佛典，在各类科研机构与大学里为佛教研究争取到了地位，也就是说，佛教研究进入西方的学术体制，渐渐成为一门学科。

以巴利佛教的研究来说，1872年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米那叶夫（I.P.Minayeff，1840～1890）出版了欧洲第一部实用的巴利语法书；就在同一年，英国学者切尔德斯（R.Childers，1838～1876）开始发表他的两卷本《巴利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这是欧洲学者自己编纂的第一部巴利语辞典，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而在巴利佛典的校勘与南传佛教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太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梵文佛教的研究，在布奴夫之后可以说基本上是停滞不前。这方面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后来赫赫有名的“宗教学之父”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但他主要的功绩还不在佛教方面，他主要是一位杰出的比较宗教学家与精通梵语的印度学家。

汉传佛教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没有展开，在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巴黎，也要到1879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才开始收藏汉文大藏经，有关中国佛教的翻译与论著非常有限。而有志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在当时还真是寥若晨星，其中，匈牙利学者高露士虽在30年代即已撰文介绍藏文的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还编了《藏文语法》与《藏英辞典》。他的工作成为此后西方藏学研究的基础，但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

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佛教研究的成熟阶段

欧美佛教研究的第二阶段，究竟起于何时，颇难断定。狄雍在他的著作里把这个时间说得非常确切：1877年。这种论断的主要依据是：1877年以后，许多巴利文原典得以校订出版，譬如丹麦学者傅斯堡（Viggo Fausb9ll，1821～1908）开始出版他的七卷本《本生集》（Jataka）校勘本；佛教梵语文献的出版数量亦自1881年起大为增加，譬如缪勒接连出版他的《金刚经》、《无量寿经》与《阿弥陀经》的梵文校勘本。所以，严格定在1877年，恐怕并不是很好的做法。不如把它泛泛地定在19世纪80年代，反而显得贴切：1880年前后，欧洲的佛教学术界开始显得生机勃勃，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纷纷出版，而像戴维斯（T.W.Rhys Davids，1843～1922）、列维（Sylvain Levi，1863～1935）、布桑（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1938）、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这样的作者，对此后数十年的佛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是现代佛教学术史上的优秀典范。如此繁荣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的爆发。从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欧美佛教研究的成熟阶段。

在这个阶段，欧美佛教学者仍以文献学研究为主，欧洲学者此时在西方佛教学术界占绝对的优势。学术研究的成熟标志之一，是这一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学派。到1935年前后，欧洲佛教研究已形成三个不同的学派：

1.旧英德学派（Older Anglo－German School）：以英国的戴维斯和德国的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urg，1854～1920）为代表，主要研究南传的巴利经典，直至1914年，他们还在向公众传播这样的观念，“巴利佛教才是原始的、纯粹的和真正的佛教”。1933年托马斯发表《佛教思想史》（E.J.Thomas，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可以说是总结了当时在英国流传的佛教知识。

2.列宁格勒学派（Leningrad School）：大约形成于1916年，舍尔巴茨基是其领军人物，他与罗森伯格（Otto Rosenburg，1888～1919）和奥贝米勒（Eugene Obermiller，1901～1935）等共同致力于研究阿毗达磨论藏。他们认为，这些内容要比欧洲学者那种“野蛮的重构”更接近于佛教的原始教义。这个学派试图给出许多佛教术语的准确意义，譬如“法”、“涅槃”等词。他们的解释不完全依赖印度的注释，同时还兼顾藏传佛教（我国西藏与蒙古）、汉传佛教（中国与日本）的解释传统。奥贝米勒因此在1931年翻译出版了布顿的《佛教史》（Bu－ston，History of Buddhism），想让西方学者了解东方佛教徒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佛教史的。

3.法比学派（Franco－Belgian School）：这主要由列维、布桑、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拉摩（Etinne Lamotte，1903～1982）等人组成，这些学者以文献学、哲学分析为基础，结合民族学、社会学等方法，不再奢望重构所谓的“纯粹佛教”，转而相信佛教的丰富多样性，试图发现这一宗教的不同层面、部派或宗派，从而给出更为完整的佛教形象^⑦。

二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条件大受限制，无论是科研经费，还是人才培养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随着一批大师级佛教学者的相继谢世，一个辉煌的时代在战火硝烟中结束了。但在此之前，这批大师与他们的学术著作，已经奠定了现代佛教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文献基础。大量的梵巴佛典得以校勘出版，不断地刷新西方社会对佛陀与佛教的认识；新出土的中亚佛教资料，一再地掀起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热情；汉译佛典得到高度重视，对汉传佛教的深入研究，使得佛教研究不再从属于“印度学”的范畴。

二战以后到70年代：佛教研究的中心转移与方法转型

第三阶段，1945～1980年，这是欧美佛教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期，学术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新一代的佛教学者迅速成长，为80年代以来北美地区佛教研究的持续繁荣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战以前形成的三大学派，此时只有法比学派仍然非常活跃，他们的研究范式普遍影响了当时的西方佛教学者，在战后的这二三十年间迎来了他们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中国佛学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三四十年代奥贝米勒、舍尔巴茨基相继谢世以后，战后苏联的政治形势已很难容下佛教学术，列宁格勒学派实际上宣告消亡。二战早已使英德的学术交流合作成为不可能，旧英德学派因此也已不复存在，两国战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格局。

法国学界编辑出版的三本佛学刊物，颇能反映他们当时佛学研究之盛：

1.在1928～1958年间编辑的《佛教书目》（Bibliographie Bouddhique，vol.1～31）^⑧。这份杂志最初由曾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培其尔斯基（Jean Przyluski，1885～1944）主编，后来由著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继任。该刊汇集了欧美以及日本学者有关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的研究论文目录，文献价值极高。虽然该刊的出版，并未因二战的爆发而中断，但就实际篇幅而言，从1928年到1947年20期的篇幅，只相当于从1950年到1958年11期篇幅的一半。该刊后因拉露的去世而停刊。

2.《汉学与佛学丛刊》（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比利时汉学研究所（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tudes Chinoises）主办，由著名的比利时佛教学者布桑在1931年创刊。这份刊物其实是系列出版物，不仅有论文集，而且还有专著，涉及的内容包括汉学、佛学、藏学及蒙古学等，至今已出版28卷。1939～1945年，因为二战的原因，只出版了一期（第7卷）；战前基本上是年刊，战后差不多是3年出版一卷，而且较多的情况是出版佛学专著。

3.《法宝义林》（Hobo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这份佛教的百科全书性刊物或辞典，最初是由法国的两位佛教学者列维、戴密微，会同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1866～1945）在1926年发起的。在1929年创刊出版第一卷；1930年出版第二卷，1937年出版第三卷。战后，戴密微从1962年起主持总论，1967年出版第四卷；1978年出版第五卷，1983年出版第六卷，1994年出版第七卷。他们创刊的原意是要向印度佛教学者介绍汉文佛典，现在成了研究汉传佛教必备的佛学工具书。该刊以法文字母为序，迄今所出的七卷，出版到法文字母O。其中前三卷基本是由戴密微一人主笔^⑨。

从以上三份刊物来看，战后法国的佛教学术界，首先是全力恢复战前的研究传统，仍然偏重于佛教文献学的学术传统。博学的戴密微在1979年去世，而高产的拉摩也在四年后的1983年与世长辞。欧美佛教学术史上这两位巨匠的逝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佛教学术界的整体实力，在此之后，法国最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应是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但他后来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文化史。目前从法国学术传统培养出来的最有知名度的佛教学者，应是傅瑞（Bernard Fauer），但他本人已到美国任教，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哲学与文化史的视角，已偏离了佛教文献学的思路。

德语学者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梵语佛典文献方面，特别是在中亚佛教的研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瓦尔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是吕德斯的学生，也是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老师，这是一位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顶级专家。他从1965年起编辑出版了《吐鲁番的梵文写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这套丛书到2000年共出8卷；1994年德国还出版了《吐鲁番出土佛典与说一切有部典籍的梵文词典》^⑩八卷，这两套丛书都是先由瓦尔施密特主持，最终则由贝切特（Heinz Bechert）完成。文献学的传统与德语国家自身的哲学传统相结合，在维也纳大学，以傅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1898～1975）为首，最终形成了“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的学术传统，这是战后德语学者最重要的方法论转型。傅劳瓦尔纳继承了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的传统，主要的研究陈那与法称的佛教逻辑。他的弟子也在这些领域从事学术研究，不过，弟子们重新偏于文献学的传统。当前还在德国学界活跃的佛教学者施密特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则较好地继承了“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的传统，他的《阿赖耶识：瑜伽行派哲学中心概念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是一部公认的学术经典著作。

孔泽（Edward Conze，1904～1979）是英国战后最著名的佛教学者，这位学者实际上是德国人，甚至自称与恩格斯有亲属关系，他的重点是大乘般若经文献的研究与英译，这些著作现在是般若经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但孔泽在以注重南传巴利佛教的旧英德学派，无疑是一个歧出的异类。作为旧英德学派最重要的学术遗产，英国在战后仍然延续南传佛教研究的学术传统，“巴利圣典学会”（Pāli Text Society）始建于1881年，这个时期在巴利佛典的整理与研究论著的出版方面继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贡布里奇（Richard Gombrich）等新一代英国学者转而倾向于关注南传佛教国家的社会史研究。

在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陡然升温，像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等在战后非常活跃。匈牙利人高露士虽然早在19世纪30年代奠定了西方藏学的基础，但这个领域总体上较受忽视。1959年达赖出逃时携走了大量重要的图书、档案与文物，不少国家相继设立藏学研究中心。60年代以后，藏学研究被列入美国国防教育法案（NDEA）计划，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了华盛顿大学、慕尼黑大学、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等七个藏学研究中心。1961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系设立佛学研究机构，成为全美第一个佛学博士学位的授予点，藏传佛教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美国年轻的藏学家，纷纷前往印度等地直接接触藏族喇嘛，这批人在80年代以后成为北美佛教学术界的骨干力量。

美国在战后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随之而来的“冷战”，致使佛教研究服从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在学科划分上，佛教研究在美国不再局限于文献学、宗教学或思想史，而是兼顾“地区研究”，更多地要从社会史、政治史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关注佛教在东方社会的功能及其在西方社会的思想价值或政治利益。涉及佛教研究的机构，自然也如雨后春笋在美国纷纷成立。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的学术中心，到80年代几乎已成定局。

80年代以来：佛教研究的多元展开与方法反省

进入80年代，随着美国佛教研究日趋繁荣，欧美佛教研究的中心地位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这种局面当然会使欧洲学者黯然神伤。法国汉学曾是巴黎这个欧洲东方学之都的骄傲，但到了80年代，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了法国同行。有位法国教授无奈地说：“欧洲开始自我怀疑，失去自信，甚至影响到19世纪以来之学院传统，汉学方面亦须放弃已往之欧洲中心成见，必须重新考虑研究对象，更须自谦、真实与同情。不久，美国大学汉学中心将使古老欧洲研究机构渐渐减色。”这一时期，北美学者在西方佛教学术界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的佛教学术中心正式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不少欧洲培养的学者也到美国任教谋职，像英国的鲁埃格（D.Seyfort Ruegg）、法国的傅瑞（Bernard Faure）早已是美国学界的著名学者。

现在美国每年出版的佛教论著数量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和，美加地区提供的佛教研究的大学教职及其培养的研究生，也远远超出整个欧洲。学术中心地位的转移，给传统的佛教研究带入崭新的研究方法。北美这块新大陆，在老牌欧洲面前表现出它的学术优势，一边继续扩展佛教研究的领地，佛教研究成了一门兼跨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一边在反省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佛教研究方法。这就是1980年以来美国佛教研究的多元展开与方法反省，是欧美佛教研究的第四个阶段。

北美佛教学术界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包括所有的佛教传统。因此，比起此前的欧洲佛教研究，北美佛教研究的力量分布明显合理，不再单纯强调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而对汉传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也持续升温，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有关这段历史，在汉语文献方面，可以参见我编写的《美国佛教研究的近况》。总体而言，70年代是美国佛教研究的分水岭，美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社会史或人类学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手段。在此之前，美国佛教研究追随欧洲佛教研究的主流范式，集中于基本典籍的研究与翻译，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譬如，佛典校勘、梵巴语文献整理、教义思想、戒律制度等。70年代以后，以语言技能为核心的文献学方法仍然很有影响，但大多数学者已不满足于此，许多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从而有别于传统的欧美佛教研究范式。美国学者越来越关注佛教的社会制度、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的意义与价值，更多地考察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不单纯进行佛典文本与佛教哲学的研究。他们不满足于把“佛教”当作大学象牙塔里的一种学科，特别注重把佛教作为一种“活的传统”，正在形成一种“社会史”或“佛教人类学”的研究传统。

在解释学、解构主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的刺激下，美国的佛教学者不断地质疑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考虑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传统的佛教文献学看似成果辉煌，但西文的佛教译名迄今还不能充分表达梵语的准确意义，所谓的“校勘本”也不是亚洲佛教徒实际所用的文本。他们缘此意识到了文献学的局限，鲁埃格十分明确地说：“历史学家的实证主义并不总能写出好的历史。” 80年代北美学界出现的“佛教解释学”，其实是想走出实证史学的樊篱。特曼（Robert A.F.Thurman）早在1978年就在《美国宗教学会学报》上发表过《佛教解释学》。但真正称得上“诠释意识的兴起”，要数1984年美国的一场“佛教解释学”研讨会，1988年由洛佩兹（D.S.Lopez）主编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佛教解释学》。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镇国称这场佛教解释学的研讨会“标示了当代西方佛教研究之方法论意识的再度觉醒”，促使西方佛教学者检讨他们的佛教知识的生产过程，反省自己的研究动机与立场。在过去20年的方法论反省里，欧美佛教学者意识到，还原“纯粹佛教”的想法，本质上是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文化想像，是以西方哲学、宗教、文化的视角审视佛教这种东方“异教”的产物。

这场反省的结果是，西方学者认为，基督教世界应与佛教进行认真的对话与沟通，要从佛教内部融会贯通，寻找东西方思想的契合点，尽可能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不少西方学者因此反比东方佛教学者更为强调“修持”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回想欧美佛教研究之初，佛教被当作一种“异教”来加以研究，但经过近两百年的学术演变，佛教在西方终于有了对话的资格。这既是佛教自身的魅力所致，同时也是欧美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更是北美佛教学术界在过去20年方法论反省的结晶。

结　束　语

本文所说的四个阶段，肯定不是惟一的分期方法。就在我写作此文的过程中，德国佛教学者就提出第二阶段是从1900年开始，原因是铃木大拙把《大乘起信论》译成了英文，在西方出版，使得欧美学者开始重视汉传的大乘佛教思想。这个分法，我觉得不太可取，但它的内在思路是要尊重大乘佛教的传统。我的这个分期，基本上是遵循狄雍“文献学”的思路，从方法论转型的角度考察西方佛教学术的进展与变迁。上述四个阶段之中，实际上内含着两次重要的方法论转型：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对所谓“纯粹佛教”发生了质疑，西方已经了解到“佛一音说法，随类各得解”这个丰富的历史多样性，意识到若想了解所谓的“原始佛教”，并不一定需要完全依赖南传的巴利佛典，汉译佛典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同样具有相当的历史可靠性和理论权威性。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西方学者超出了传统的佛典文本研究，尝试着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等方法去研究佛教的文化史或社会史，这是伴随着时代的剧变而导致的学术范式大转移。第四阶段实际上是第三阶段的展开与延伸。

（本文的写作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欧美佛教学术史研究”的资助。）

注释

①J.W.De Jong，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Tokyo： Kōsei Publishing Co.，1997。该书最初是狄雍在1973年10月到11月在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时所作的系列讲演，后来发表在日本《东方佛教者》（Eastern Buddhist，Vol.VIII，1［1974］）上。狄雍后来续写了两篇补叙：一篇是“欧美佛教研究近况（1973～1983）”（Recent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1973～1983］，原载于Eastern Buddhist，Vol.XVII，1［1984］）；第二篇补叙了从1984年到1990年的佛学研究（Buddhist Studies 1984－1990，原载于《中央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10号）。上述东京版收录以上全部内容，是最完整的英文版本。中译本已由香港学者霍韬晦译出，收在台湾“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71册，但未及收录后面两篇补叙。两篇补叙，已由台湾地区学者郭忠生译出，发表在台湾《谛观》杂志。

②《巴利语考——恒河彼岸的圣典语》（Essai sur le Pali：Langue sacrée de le presqu'ile au dela du Gange，Paris 1826）。

③参见William Peiris著《西洋佛教学者传》，梅乃文译，“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84册，第2～4页。斯密特在1804～1806年间到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族生活调查，后在19世纪30年代写了一系列有关藏传佛教的长篇论文。参见狄雍：《欧美佛学研究小史》，第25页。

④1841年，这些论文收录在《佛教徒的文献与宗教概说》（Illustrations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Buddhists.Serampore，1841）；1874年，这部论文集又被部分收入另一本文集《尼泊尔和西藏的语言、文献与宗教》（Essays on the languages，literature，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together with further papers on the geography，ethnology，and commerce of those countries.London，Trubner＆co.，1874）。

⑤参见狄雍：《欧美佛学研究小史》，霍韬晦译，佛教法学会1983年版，第24页。

⑥Foe Koue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de Fa hian，Paris 1836.

⑦孔泽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分类，参见他的《佛教研究新进展》，载《佛教研究三十年》（Edward Conze，“Recent Progress in Buddhist Studies，”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68），第1页。其实，孔泽的分法得益于C.Regamey的两部著作：Der Buddhismus Indiens，1951，pp.244～248；Buddhistische Philosophie（a bibliography），1950，pp.14～17.

⑧第1期1928～1929，第2期1929～1930，第3期1930～1931，第4～5期1931～1933，第6期1933～1934，第7～8期1934～1936，第9～20期1936～1947，第21～23期1947～1950，第24～27期1950～1954，第28～31期1955～1958。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uenther，1930～1933；Paris：Libraire D'Amérique et D'Orient，Adrien－Maisonneuve，1934～1967。

⑨参见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刘梦溪主编《世界汉学》第1期，1998年版，第115～121页。

⑩Sanskrit－Woe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und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e der Sarvāstivāda－schule，Goettingen 1994.

参见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上册“佛学研究与方法论：对现代佛学研究之省察”，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33～141页。

layavij1āna：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