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承继和独特贡献
武汉大学 何保林
引 言
20世纪初,以太虚为首的寺僧派首倡的“人生佛教”开启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实践的端倪,发动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①的佛教革命运动。其后,印顺法师明确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口号。印顺法师在续承太虚大师思想的基础上,对人间佛教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阐释,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自此,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实践成为20世纪佛教适应现实社会、契合社会人心的主流形式。如今,在21世纪,人间佛教正日益展现出它所继承的东方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无可限量的前景。因此,佛学百年的学术探讨,离不开人间佛教这一主题。回顾人间佛教的百年历程,我们发现,在当代中国对人间佛教理论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莫过于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赵朴初先生承继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理念,同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动了以人间佛教为指导思想的大陆佛教的稳步发展,并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与现代进程息息相关,深契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是20世纪中国佛教的象征。其人间佛教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事业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分析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承继性,认真分析和总结其人间佛教思想独特贡献,以促使人间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促使人间佛教落实于实践,为推进人间佛教事业提供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承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未来社会生机源泉来自宗教,但这个宗教必须满足人类的新需要。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即是佛教契合现当代社会实际、满足人类新需要的智慧抉择。实际上,人间佛教思想正是现当代我国佛教界高僧大德顺应现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中国社会各宗教多元并存的局面,为了佛教自身生存和发展所作出的必要调整,是中国佛教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的总结和发展。
人间佛教思想是经由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有关理念发展而来的。最初,它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散见于《太虚大师全集》及印顺法师《妙云集》。后来经由学者广泛讨论、梳理,逐步形成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理念。
通观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对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相关论述,人间佛教的总体思想可
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现时代佛教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适应时代潮流,从而使其呈现本有的顽强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以达到佛教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具体地说,它具有如下基本理念:一是契理性。人间佛教思想深深契合佛教的基本义理,是对佛陀传统学说的一种理性继承。人间佛教思想是以五乘共法(缘起)、三乘共法(三法印)、大乘不共法(一实相印)的类分法,来阐释由人乘直接菩萨行果的教法依据。同时,它从三宝的人间性、人性的优越性、即人而佛论、即世间而出世论等方面寻求人间佛教的契理性。二是契机性。人间佛教思想是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应对之针对社会人群的不同根机而说法。具体表现为方便适应性;适合时代;适合根机;对治性。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人间佛教注重学佛与做人的关系;重视居士学佛之道;僧伽制度进化;重视人菩萨行;超越宗教与国界的教化;辩证的修证次第与实践。尤其重要的是,人间佛教思想在实践层面更加强调人间净土建设,倡导人乘正法,以止恶扬善、改良社会环境;以大乘菩提心、即世而出世之道来完善人格;重视自然、社会、心灵环保以美化生存环境;高扬理性、民主、人文精神,实现净土乐园。人间佛教决非特殊教派,而是以人为出发点的适应现代社会、提升现代社会的佛教理念②。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直接承继了上述理念。其人间佛教思想深契佛教真理。五乘共
法——缘起法是人间佛教的精要,这一缘起论更是被系统地体现在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中,成为赵朴初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赵朴初人间佛教体系处处体现了缘起论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是赵朴初人间佛教初步发展时期,他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多次详细解释缘起论的内涵以及缘起论在整个佛法中的历史地位,成为人间佛教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和人间佛教理念运作的指导思想。首先,赵朴初指出缘起论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一方面缘起论是整个佛教教义的源流,“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说世间的苦和苦的原因,说苦的消灭和灭苦的方法佛教经典非常繁多,其实不超出这四圣谛,而四圣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③。另一方面缘起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为佛说过‘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这首偈被称为法身舍利偈。这也是说明缘起教义在中国佛教中的重要地位。”④其次,赵朴初详细阐述了缘起论的丰富内涵。他指出“‘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因、缘,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佛教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这四句就是表示同时的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⑤赵朴初还把互存关系比喻为“如种子和芽的关系:因为过去先有种子,所以今天才有芽生;也因为今天有芽生,过去的种子才名叫种子,这是异时的互相依存关系。从另一方面看,种子灭的时候也是芽生的时候,在这里芽和种子的生和灭现象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总之,无论其为同时或异时,一切现象(法)必然是在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存在”⑥。进一步深化“世界就是这样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组织的无限的网⑦”。这一相互依存的缘起关系一直贯穿于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建构和运作中,其中人间佛教倡导建立人间净土的目标,主张修行菩萨行,自利利他、圆融无碍的原则都是缘起论的体现,而且人间佛教处理佛法与世间法的关系、促动佛教与世界文化交流、关注生态环境等都是缘起论的具体运用。
赵朴初强调缘起论是佛教特有的教义,他指出在佛经中缘起论有十一个意义:“(1)无作者义,(2)有因生义,(3)离有情义,(4)依他起义,(5)无动作义,(6)性无常义,(7)杀那灭义,(8)因果相续无间断义,(9)种种因果品类别义,(10)因果更互相符顺义,(11)因果决定无杂乱义。这些意义都是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教义的。”“十一义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的论点:(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⑧这四个重要论点所表达的缘起道理说明一法以一切法为缘而生起,同时又是生起一切法之缘,所以任何人与一切众生都有同体的关系,好像海里面一个小水泡和整个大海水是同体关系一样。所以说,“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又说“视众生如一子”(独子),这样地兴起大慈悲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大乘佛教特别发扬这种菩萨行的人生观,并且特别鼓励“六度”和“四摄”的行为。⑨从以上可以看出缘起论构成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其人间佛教思想在现代佛教中圆融世法的表现形式。
大乘菩萨道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理论核心,大乘菩萨精神集中体现于赵朴初倡导的人间佛教之中,是其人间佛教的又一理论基础。赵朴初在其《佛教常识问答》中系统论述了“人间佛教”的这一理论基础:“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作,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正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⑩“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独特贡献
契合佛教真理,明了大乘佛教真精神;以无畏的菩萨行化度众生,建设人间净土;在人间佛教基本理念上,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和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的思想基本一致。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的独特贡献在于:其人间佛教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佛教的人间使命,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太虚和印顺等人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内容,以及佛教所必须面对的宗教多元化格局,赋予人间佛教以时代内涵,将人间佛教提升到关涉自身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同时,他把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战略方针,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是太虚当年未能做到的,由此也进一步触及了太虚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关系问题。”
具体而说,我们归结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独特贡献为三:
第一,“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针。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赵朴初居士就从事佛教会工作和社会慈善事业。50年代初,他与虚云、圆瑛等高僧大德及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在第四届佛代会后被选为会长兼秘书长。长期以来,他以大乘入世的精神救国济民,弘扬佛法,以自身的菩萨愿行实践着人间佛教。80年代后,中国佛教经过几十年的沉寂后,重新崛起。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在面对佛教的建设发展、佛学文化的繁荣以及如何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三大重要任务时,在深化对宗教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于1983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人间佛教”就是要实现人间净土的思想,就是要发扬利乐有情的大乘佛教精神和实行生产劳动和佛教修行相结合的思想,从而揭示了佛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为广大佛教信徒所接受,而且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在报告中,赵朴初明确指出,当今时代要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三个优良传统。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法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赵朴初回顾历史,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倡导应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应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这次会议“本着‘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将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定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佛教徒,发扬优良传统,为开创佛教徒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的新局面而勇猛精进。”他还号召全国佛教徒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教团体,“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团结全国佛教徒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培养僧才、绍隆佛种”、“开展学术研究”、“促进祖国统一”、“积极进行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等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心任务,并指明了每一方面的现状及未来具体的工作重点与方向。这不仅促使人间佛教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更将人间佛教之实践落于实处,推动了人间佛教的发展。
这样,通过这次会议,人间佛教思想被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因而更具普遍意义,使人间佛教成为佛教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人间佛教的发展与实践,于中国佛教传统之创造性转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自此以后,人间佛教思想成为中国各级佛协和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佛教本着人间佛教的真精神,积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并且做出了巨大成绩。
第二,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佛教社会本质的准确解说。
就佛教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和社会群体的特殊本质来看,佛教首先是一种信仰体系。然而,佛教信仰毕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因而它总是表现为现实的佛教徒的信仰。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如此,则佛教徒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团体构成“真正的宗教存在”之佛教的社会性质,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的社会存在,其社会本质表现为它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或一个亚社会,本身即为一个社会群体,如此一来,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是反映佛教的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认清佛教的社会本质,对于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促使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回顾佛教几千年的兴衰史,就会发现,佛教兴盛时期,就是佛教与当时社会和谐相处的时期,反之,则衰亡。印度阿育王时期、加腻色迦王时期,中国梁武帝时期、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中国佛教“三武一宗”之难,佛教败落。因此,在佛教的社会本质问题上,佛教高僧大德清醒地思考佛教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尤为必要。在总结佛教历史、统观社会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赵朴初明确指出:“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这既是他对佛教的社会本质的准确解说,也是他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独特贡献。
在人间佛教的基本理念上,赵朴初和太虚大师、印顺法师基本一致,但是他们人间佛教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时代的变化而存有明显的差异。太虚大师强调人生佛教须与“三民主义”文化相适应,“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赵朴初则依据新的时代要求,强调“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人间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因为“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要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他明确指出,中国佛教“从整体上和主流上看,它日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渠道。总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而不是异己力量”。因此,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不相违背”,“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可以说,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真正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把握了时代的根本精神,切合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为中国佛教的顺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发达”。同时,中国佛教必须积极发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他强调,以人间佛教理念为指导的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赵朴初在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上不同于太虚、印顺的一个根本特点。
对佛教社会本质的准确解说,为佛教更好的发挥其社会功能,促使佛教的现代发展以及佛教随顺时机、和谐社会、造福人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迅速发展的新局面,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现代化及其在21世纪发展的基本方向。
第三,“佛教是文化而不是迷信”——佛教文化本质的合理定位。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精确概括了佛教的社会本质,认为“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从而为佛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其必要的社会功能,促进其自身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佛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体系。因此,认清佛教的文化本质和文化功能同样是佛教生存与发展的头等大事。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对此有一个基本命题:“佛教是文化而不是迷信。”
在建构人间佛教理论时,赵朴初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而不是迷信”的正确论断。在近现代,在发展科技教育、打倒迷信宗教的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背景下,中国佛教遭受了一场惨重的厄运。洋务派张之洞提倡“庙产兴学”,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强调“阿弥陀佛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中国佛教遭此厄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对佛教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佛教是迷信,迷信与科学根本对立,应该被消灭。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有不少人坚持“佛教是迷信”的错误观念,这极不利于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开始围绕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展开论争,多数观点认为,这句名言既不能理解为马克思宗教观的主旨,也不能理解为他对宗教绝对否定的判断。这一讨论也促使了知识分子对佛教性质问题的思考。1979年以来,为指导佛教的恢复整顿工作,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弘扬新时代人间佛教的优越性,赵朴初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佛教文化》期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不同的场合上,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的论断。他常引用毛泽东、范文澜和钱学森的话说:“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赵朴初列举种种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教“看作粗俗的宗教迷信”。赵朴初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发掘和研究佛教文化遗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无疑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佛教是文化”的论断,为中国佛教的生存发展,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发挥佛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寻找到了合法的理论依据。在赵朴初看来,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佛教,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它、破坏它和消灭它,正确的态度是发扬大乘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人间佛教精神,使中国佛教“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不从观念认识上解决“佛教是文化还是迷信”的理论问题,则无法在实践上顺利发展中国佛教,更谈不上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实现“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因此,“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是赵朴初对新时期中国佛教和人间佛教的重大理论贡献,是构成其人间佛教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重要特点。
“佛教是文化而不是迷信”这一对佛教文化本质的基本定位消除了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对佛教的误解,澄清了人们对佛教的基本认识,进而为佛教自身处理同社会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佛教不断地建设自身文化,恰当地处理与科学、哲学、艺术及其他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弘扬佛教文化,充分发挥了佛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统而言之,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独特贡献正是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其深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将人间佛教思想提升至战略的高度,作为中国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针;准确解说佛教的社会本质和功能,加强佛教组织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合理定位佛教的文化本质和功能,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突出佛教的文化形态,圆融佛教文化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及其他宗教文化的关系。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独特贡献促使佛教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诸多方面相适应,保证了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健康有序地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 语
“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在不断的迁流变化之中,他们的概念框架与制度形式也难免与时俱进,即使它的核心信仰也不是恒定不改的”。佛教要谋求在21世纪的顺利发展更应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佛教能否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与需要,就要看佛教能否服务于人类的自身。人间佛教,自民国太虚大师等大德倡导以来,经过八十余年的探讨,实践弘扬,已获得佛教界和社会的认可赞同,成为当今海内外佛教界共同高扬的旗帜,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宝贵的智慧结晶“。如今,我国佛教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都体现了适应社会,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精神。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就是要发扬佛教自身三个优良传统,即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佛教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同时号召佛教徒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使人间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紧密契合。但是,弘扬人间佛教,必须对佛教文化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加以正确引导,积极发扬佛教教义中“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和建设人间净土等积极进取的思想,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促使中国佛教健康发展,使之成为当今中国先进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社会和谐发展,为佛教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实际上,这将是未来佛教领域理论研究的一大课题,这也是我们探讨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必要性之一,我们期待着有关专家能在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获得深深的启迪,期待着人间佛教在21世纪继续发挥其契理契机的圆融精神,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为佛教自身顺利发展作贡献。
注释
①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②以上参见《漫谈人间佛教》,作者:无语。网址:http://vlitex.bloggerspaces.com/2006/02/blog-post_114050864552544357.html。
③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19页。
④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19页。
⑤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21页。
⑥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21页。
⑦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21页。
⑧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22页。
⑨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33页。
⑩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112页。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113页。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详参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第19~2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参考段德智《宗教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4页。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序言》,《佛教文化》1999年第1期。
以上见文史知识编辑室:《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114页。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第111页。
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邓子美:《20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法音》,1998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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