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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未来之我见

时间:2023-12-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今,我们尤其应当着眼于宗教的未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强制消灭宗教,宗教学者大多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宗教消亡论”,至今仍被一般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视之为当然,神圣不可侵犯。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宗教是劣质酒”之类,提出了宗教将“自行消亡论”的预言。宗教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

宗教未来之我见——以佛教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韩秉芳

“宗教无小事”,在当今的中国,特别是“9·11”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后的世界,确实是一句至理名言。它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也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宗教的研究,既研究宗教的过去,也研究宗教的现状,更要着眼宗教的未来。一般的宗教学者,总是习惯于回头看,把目光注视着宗教历史发展的陈迹,探密索微,阐义述史。而今,我们尤其应当着眼于宗教的未来。因为,只有实在而非虚幻地瞩望到宗教未来丰饶奇妙的景观,才能够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当下宗教方方面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即所谓“高瞻远瞩,坚定信心”。

众所周知,我国的宗教研究起步较晚,而且一直笼罩在极左思潮的阴影之下而无所进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强制消灭宗教,宗教学者大多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文革”结束,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从前所未有的造神氛围摆脱出来以后,对“宗教本质”、“宗教消亡论”的再思考,就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应该说,这,也是解放思想的第一声号角。因为只有戳穿笼罩在“人造神”的灵光外衣之后,人才能找回失掉的自我,思想才能获得独立思考的自由!“宗教消亡论”,至今仍被一般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视之为当然,神圣不可侵犯。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曾被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遵循,当作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客观上曾造成了对宗教事务举措的重大失误。鉴于此,大有对“消亡论”重新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思考的必要,于是有这篇文章的产生,同时也对宗教未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旗帜鲜明,它不仅用无与伦比的科学性深刻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取得世界性胜利的历史,研究了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造成社会苦难的根源,揭穿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而发家致富的奥秘,更令世人瞩目的贡献是公开预告了几项影响深远的“消亡论”!首先是它宣告了商品、货币、资本必然走向灭亡。与此同时,还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也必然走向灭亡。尔后,又论证了阶级、政党和国家,都将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最终归于消亡!其中,还特别论证了被世人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具有永恒价值的宗教,也必然随着产生其根源的社会条件的消失而“自行消亡”。

马克思主义理论若要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即与时俱进,弃旧图新。马克思关于其他的种种“消亡论”,将如何发展变化暂且不论,在这里专门探讨一下“宗教消亡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宗教的产生、发展及最终消亡都有过不少论述。其中尤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几段话,最为著名: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为。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

以往,一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皆把这些话视为经典,作为他们论证在“这种社会行动完成”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再也不需要用宗教麻醉自己了,那么,宗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而必然逐渐走向自身消亡的理论根据。同时,几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也都曾依据对这段话的理解,制定其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政策和法规,并履行其“管理”的职能。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宗教问题上,几十年的实践和造成无数惨痛教训证明,这种对宗教“消亡论”的理解是相当浮浅和片面的。这种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是宗教问题上形形色色“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由于处于革命的准备阶段,或是生活在保卫新生政权的关键时刻,再加上无神论与有神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故此较多地看到了宗教的负面影响,产生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且充满冲天的革命情怀,于是道出了一些警世名言,流传后世。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宗教是劣质酒”之类,提出了宗教将“自行消亡论”的预言。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既然已经通过革命的行动,结束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工人阶级已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农民已分得了土地,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作为虚幻反映的产物宗教的消亡就无疑已经开始了。因此,人民政权就应该制定出抑制和削弱宗教势力的政策和措施,促使其日渐缩小影响,加速其灭亡。为此,不仅政府颁布了有关宗教的法令和一系列管理措施,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反宗教的无神论宣传,甚至采取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对待宗教和教会。宗教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可是,70多年的实践证明,大地上物质性的教堂和其他宗教设施,确实毁坏了不少,信教人数也有大幅度减少,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灌输宣传却远没有在人的心灵中扎根。1956年二十大以后,有存活在人们心中的宗教信仰则迅速复苏,宗教势力日益在苏联境内抬头,教堂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宗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普遍恢复,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宗教的全面复兴。

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苏联发生的演变相类似,其中尤以波兰最为典型。共产党执政半个世纪之久,天主教的影响不但未缩减,反而有大幅度的扩大,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弥漫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信教者达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超过任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信教人数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1992年,我有幸到刚重新统一的德国进行学术交流,亲眼目睹了东西两个德国的宗教情况,对比之下真是感触极深,出乎意料。从外观上看:东部教堂残破陈旧,萧索寒伧;西部则整旧如归,保持昔日的富丽堂皇,乃至每个村落聚居区,都可以一眼看到小教堂插入天空中的十字架。而在信仰情绪上却完全相反:东热西冷。西部的牧师或教士私下抱怨,进教堂的人数越来越少!世界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辉煌耸立,迎来各国众多游客的参观瞻仰,一派兴隆热烈景象。然而,人流如潮,多数却是怀着虔诚心情朝拜圣迹,为信仰而来者少。而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东部的爱尔福特大教堂和哥达神学院,却都显得残破不全,神像缺臂少腿,正在进行全面重新整修。可是,信仰者却不绝于途。

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在宗教问题上也犯过不少“左”的错误。典型的如1958年在温州举办无神与有神的大辩论之类,更不要说“文革”中坚决消灭宗教的惨痛教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才使我国的宗教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新时期,国内五大宗教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以基督教较为突出。近年来,佛教也发展较快,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论断,让我们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为此展开的一场大辩论,有人戏称之为“南北战争”或“鸦片战争”。恰在此时,中央下发了有名的“十九号文件”,适时又原则性地化解了争论的问题,促进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然而,“宗教消亡论”仍顽固地占据着不少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头脑,阻碍着正确宗教观的确立。

依据十几年的研究,我认为:宗教将伴随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因此,“宗教消亡论”只不过是表达了我们的前辈们一种对未来能够实现人类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因而无需宗教慰藉的一种美好愿望。这是因为:

1.宗教是在人类产生时就产生了,它是人与高级动物——类人猿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人为万物之灵”,灵在哪里?显然,决不仅仅是会制造工具而已。况且,人类为了生存和保持种群的延续向自然界进行斗争而制造工具,他也必须有意识,有目标,有幻想,即必须有最原始的思维、最初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最原始的精神现象,从一开始就必然笼罩在“幻想的反映”,即处于萌芽状态的宗教或准宗教现象之中。原始人一旦产生了实在的意识,必然产生它的倒影——虚幻意识。因为,面对蛮野洪荒的大自然,人的力量非常弱小,支配人的外部力量则非常之强大,倘若没有某种超乎人间力量的象征物做为其精神支柱,如何不被威力无比强大的自然力(如风雨雷电毒蛇猛兽)所吓倒,又如何能鼓起奋斗的勇气与决心呢?无数人类学原始部落的调查和远古考古发掘都相继证明,原始社会中的一切活动和文化现象,无不受到原始宗教的支配。那时,人们把他们的一切成功和失败,乃至人类本身的繁衍和灾祸,都归因于神灵的佑护和惩戒。弱小无力的人群只能匍匐于自己头脑中幻化出来的威力无穷的“神灵”的脚下,并不断地从“神灵”那里汲取鼓舞力量,以开展各种生存斗争。恰如恩格斯所言:“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原始人确实就是如此!原始社会以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各个社会发展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无不与之连体共生,只不过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宗教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罢了。所以我们认为,宗教将与人类共始终。

2.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是一种综合体,决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宗教,当然是一种信仰,人们的心灵寄托,精神支柱,但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哲理、一种道德。而从其社会存在的形式上看,它有众多教徒,组成教会,拥有财产,形成社会实体,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对宗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应作全面分析,特别应避免简单片面,更不能夸大一点不及其余!宗教对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确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科学与文化艺术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且不要说原始宗教对原始社会决定性的影响,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启迪作用,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宗教也不能一概视为消极力量。道教对化学、医学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举世皆知的。而文化艺术方面,只要提一下敦煌、云冈、伊阙、麦积山、大足等佛教石窟群所体现的文化艺术的深刻内涵,以及佛教道教对唐诗宋词和中国音乐的影响,则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应该说,正统宗教确实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假借神之名进行社会道德整合,借以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当一种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时候,无疑有窒息和压制人民抗争和造反的消极作用。但民间秘密宗教或宗教异端,却往往以“神佑新王”,“杀尽不平,方太平”为号召,成为被侮辱被损害者,即劳动人民的宗教,成为造反起义的旗帜和纽带,在历史上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总而言之,宗教在历史上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盘根错节的复杂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所以熟悉中国历史的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毛泽东也曾指出:“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至于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确实有适应欧洲当时革命斗争的策略需要这个专一目的而论之特点,但不可视为金科玉律。为求准确全面之理解,则必须同时与恩格斯论及原始基督教、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时对宗教作用的阐述,加以联系思考,融会贯通。而不可偏执一念,走向极端。

宗教之社会功能,即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宗教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实证明,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氏族部落的维系,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统一的维护,乃至各国传统文化的创立与发展,都曾起过主导或核心的作用。例如:犹太教之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东正教之于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儒、道、释之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其作用皆不言而自明。特别是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宗教作为精神凝聚力和团结统一的纽带作用,更能凸显出来。对此,经典作家们却较少涉及,言之甚少。

3.人类社会产生宗教的根源有三,即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这三大根源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里都一样存在,这已被过去的历史或今天的现实所证明,人所共知,无须多论。关键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进入后现代化时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将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三大根源是否仍然存在?

宇宙是无限的,随着人类认识工具——望远镜和显微镜——不断改进和完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在人的面前呈现出前所未闻的巨大变化!宏观世界,由于射电望远镜和航天望远镜的发明启用,已能观测到远在上百亿光年的星体,如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已发回上百亿光年之远的星体和类星体的资料,供人类探索研究。微观世界,由于电子显微镜和其他认识微观世界手段的发明,人类不仅掌握了分子、原子的性质,更进一步发展到电子、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直到目前最微小的夸克,而且再小的粒子仍然无限可分。再如地壳板块漂移及其升降之大变动,火山喷发炽热岩浆之巨大威力,突发地震而造成成千上万人的骤然死亡,都使人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无能为力。更不要说人类同时刻威胁着人的健康和生命的疾病、细菌和病毒的斗争了。当人们征服了一种绝症之后,却又涌现出新的绝症如肺病——癌——艾滋病等。“细菌比人更聪明”,乃至频频发现已有的药物杀不死的病菌和病毒。所有这些人类未知领域和无法掌握的事,其中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些微小事物,都有可能在某些人的心中引发奇妙虚幻的反映而走向宗教。例如:有的宇航员在遨游太空返回地球后却更虔诚地信奉上帝的存在了!詹姆斯·欧文是“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他在返回地球后说:“在那里我感受到了过去未感受到的上帝的威力。”尔后,他建立了新基督教组织。况且,人类社会还面临着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武器毁灭地球、克隆人、基因攻击武器等可怕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仅带来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也给人类带来更加骇人听闻的危机!显然,宗教的认识根源仍旧存在,而且未知领域和令人恐惧的因素,比以前不是减少而是急剧增加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新发展超越了恩格斯乐观的预料:“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关于社会根源,20世纪中末叶,资本主义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大发展,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丰富,但贫富更加悬殊,矛盾加剧,社会危机依然存在。在那里,不仅旧的宗教仍然存在,而且不断出现新兴的宗教。美国的新宗教就有上万种之多,而在日本新宗教也有6千多种。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领导集团的严重失误,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公平,乃至造成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残酷的现实,激化了矛盾,产生了剧烈的斗争,最终导致瓦解的命运。于是,原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都重新恢复,且急剧扩张其势力和影响,弥漫于整个社会。至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及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生产建设蒸蒸日上,社会面貌一改贫穷落后的旧观,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更以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巍然屹立在东方。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分配上的差距拉大,金钱万能的思想泛滥,社会上出现了信仰危机、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承认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都有了较大发展,信徒及信仰者大量增加,而散布在广大农村各式各样的新兴民间教派也纷纷面世。加之全球化加速又带来新的世界性不安定因素,因此,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当今世界,乃至社会主义的中国仍普遍存在。

宗教的心理根源对于一个人信不信宗教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本来就是对弱者的强心剂,对痛苦心灵的一种慰藉,对死亡恐惧的一种安抚。而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总会有生老病死,恋爱的纠葛、飞来横祸以及由此产生的悲欢离合,当今长有,而且永远如此。而这种人的情绪上的波动,心理上的不平衡,恰恰是迫切需要慰藉的时刻,而这时,形式万千的宗教,不朽的神灵降世以及来世地狱、天堂的约许,就往往是一种最佳选择,就会悄悄地打动“弱者”的心灵。无数事实证明,人的心理波动是纷繁复杂的,属于非理性范畴,绝不是任何科学实验手段可以测度出来并控制得了的。因而可以称之为是宗教扎根、生长的肥田沃壤。

周恩来总理在生前谈到宗教的未来时曾说:“即使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宗教还很难说。”为宗教的未来能否消亡画上一个有倾向性的问号。根据我们对上述三种根源的分析,可以肯定地说:“宗教的未来是不可能消亡的。”周总理那句历史名言,则可能变成为:即使在地球上真的建成了科学而合理的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宗教(形式可能与今天不相同)仍然会存在。

4.“宗教不会消亡”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诠释,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仅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头脑冷静的科学家。马恩所处的19世纪后半叶,社会尚处于上升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仍很不发达。当时仅有蒸汽机式的火车、轮船,连汽车、电灯都没有,更不要说相对论、量子力学、声光电的新发展,如飞机、原子能、核聚变、激光、电脑、互联网络、基因工程等。他们对宗教未来的论断,尽管有理想的成分和武断之处,但毕竟还得出比较符合科学的推测:“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反映出来的最后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试问,人类社会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地步呢?显然,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达不到这一步的,就以今天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日本、美国、德国的情况而论,大多数人的命运仍处于:“尽人事而听天命”的状态,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偶然因素,为它们所左右,“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还远未达到。应该说这种社会状态是人类世世代代永远追求而又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状态!这一天没有到来,宗教也就不会消亡。这正是我们的先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说出的潜台词。况且,颇具宗教意味的“终极关怀”,即人对于生命意义、对人的自我认识(何来?何去?本质?),对完成生命赋予我们的使命的关怀,是任何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永恒尖端问题,谁又能在陷入绝望、生死关头、临终之时竟然无此一问呢?今天,我们只有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马恩所说的话,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跪在伟人的面前聆听他们的遗教,更不能死记硬背式地重复或歪曲地理解他们的话。作为有出息的后学,则应该挺胸抬头站起来学,而且要根据一百多年的实践活学活用,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才能无愧于先辈的教导,成为与时俱进,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科学研究工作者。

宗教既然是与人类共终始的,根本不可能“自行消亡”,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宗教的今天和明天,即认真面对与思考宗教的未来。

众所周知,商品、货币、股票、资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一切,一直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批判,认为它们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是产生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然而,自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国际关系发生巨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具有首创精神的共产党人,一步步打破了先辈们所预设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扬弃了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货币、资本、多种经济竞争,股票交易所、跨国公司等纷纷登上社会主义市场大舞台,经济得到了腾飞式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举世瞩目。

这证明,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会缩小,灭亡,而且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可以为社会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性有生命力的学说,既然马克思创立他的理论的初始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必须向前发展,与时俱进,以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由于马克思奋斗终生的目的是为解放全人类,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就是人类解放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的阐发,其核心则是代表人民绝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曾为东西方几大文明提供了精神支柱,毫无疑问,今后也必将为人类精神文明做出新的贡献。在我国,据官方统计,五大宗教(佛、道、伊斯兰、基督教和天主教)至少也有上亿的信教群众,还不算一般的信仰者(如妈祖信仰等)。而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信教群众比例更大。我们依情、依理、依法都必须尊重每个信教群众的信仰选择,尊重他们作为合法公民的独立人格,保护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权益不被歧视,不被侵犯,并且应该一视同仁地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与市场经济极易激发出“商品拜物教”、“金钱万能通神”等怪胎相较,作为“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的宗教(尽管也可能引发极端主义、宗教狂热等),其社会作用要高尚得多,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更多的共同点!

实际上,世界各大宗教的教义无不教导人“学好向善”,慈悲为怀,怜悯爱人、普度众生,救人于水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人得好报,死后入天堂;同时,宣扬因果报应,恶人坏蛋一律打入地狱,备受煎熬;还都信仰万能的上帝(佛、真主、天尊),向往天堂美景、西方极乐、“理想国”!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有劳动人民的宗教——原始基督教,中世纪那些忍无可忍的农民群众以秘密宗教作号召组织造反大军。在现代则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伊斯兰社会主义运动和拉美的天主教解放神学。在我国,儒、佛、道三教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儒佛道三教融会贯通,构建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框架!恰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新儒家的旧传统,道家的真精神”,因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对儒家(有极丰富的宗教内涵)、佛教、道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应充分肯定,对丰厚的传统文化应批判继承,并发扬光大,决不可妄自菲薄,沦为丧失华夏民族灵魂和性格的虚无主义者。

在这里要着重谈谈佛教问题,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七年中,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不断,主要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犯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毛病,对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儒、道、佛三教,否定过多,批判过厉,甚至一概称之为“四旧”,提出“两个决裂”,造成“文化断层”。

佛教虽然是原创于古代的印度,但却早在两汉之际就已经传入中国。尔后在长达二千年的时间里,外来的佛教(作为枝干)已与中土的原创文化——儒和道(根蒂)——紧密结合在一起(嫁接成活),成长壮大为枝叶繁茂的中国佛教的参天大树!中国佛教走过了从取经——译经——解经——造论——开派——立宗,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并且向朝、越、日等外国传播,发展成为世界的佛教中心。相反,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却逐渐走向衰落,乃至趋于泯灭。事实上,早在魏晋时期,佛教就已上升为我国第一大宗教。其后历经各朝各代,又不断兴盛发展,进一步向社会深入广泛地流布,渗透到各个阶层,三教合一,演化成民俗,以至达到家喻户晓。到了解放前夕,已然是村村有庙宇,户户有佛龛的景象。至此,佛教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传统文化。阐释与传布佛教文化,也就是不折不扣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本来是应有之义,但这种自觉意识,曾一度被淹没乃至学界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宣扬。只是近几年来,才逐渐明晰起来!在这方面,倒是台湾的佛教界已经先行一步,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值得大陆佛教界学习效法,以期迎头赶上携手并进。

当前,中国面临的是实现两个重大目标,其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二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大业。和谐社会,必须由信教与不信教的人民群众共同来建设,前面已提及,此不多论。在此,讲一下宗教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问题。

台湾与大陆,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本是同种同文同根生。共同信仰的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这是实现统一最坚实可靠的基础。双方分歧的焦点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点难以解决,可以暂时搁置,存而不论。存异求同,扩大两岸的文化,特别是宗教各种形式的交流,可以加深了解,逐渐融化泯灭双方由于数十年分离而造成的心理、认知等方面的隔阂,增进感情,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前已论及,宗教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国家统一的纽带。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更是如此。台湾的宗教,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或三一教、斋教,或是儒家学说,其祖师、祖庭均源自大陆。还有在台湾盛行、影响极广、信众极夥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清水祖师等,也都源在大陆,无一例外。台湾宗教信徒的朝山、拜祖、寻根,两岸之间的三教及民间信仰的多种形式和渠道的交流活动,是增进彼此了解,消除隔阂,加深情感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两岸之间信仰层面及学术层面的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尤以佛教最为活跃,影响也特别巨大。如前几年陕西法门寺佛舍利被迎请到台湾供奉一个月,成了全台湾盛大节日,台湾上下,万民敬仰,争睹祭拜佛舍利,顶礼膜拜,盛况空前,震摄心魄。2006年4月在杭州、普陀山和上海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有中国大陆、台港澳、东南亚、澳洲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1250人参加,仅高僧大德及著名居士就有一百多名。大会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发言、祈祷、诵经、梵呗交响诗音乐会等交流活动,影响极为深远。应该指出的是,今后佛教(当然也包括道教及其他宗教)在两岸统一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章可作,前景远大,前途无量。

本来,佛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方面,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同样,即使在近现代的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中,佛教信徒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努力和无畏的牺牲。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中国佛教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爱国保教的中国佛教,如果能够得到适度的恢复和正常有序的发展,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和宗教生活的需要,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如此,不仅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有利于全球性多元文化的建设。而坚持倡导以人为本的中国共产党及其胸怀卓见的宗教事务部门和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们,理应乐观其成,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就曾预言过: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集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符合这些条件。

伟大的哲人如此地赞美肯定,我们又有什么迟疑而畏缩不前的理由呢?我们应义无反顾,奋勇向前!

注释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后来列宁把马克思这句名言誉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5页。

④此“宗教”概指原始人超直感的虚幻反映,即某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超自然力量,而以物化的形式出现的某种精灵而已。

⑤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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