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
说到拉卜楞民俗文化,不得不提起拉卜楞寺。拉卜楞寺的创建,开启了夏河历史的新纪元;拉卜楞寺的璀璨文化,促就了夏河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毋庸置疑,拉卜楞寺为夏河县精华所在,是故拉卜楞之名尤著。诗赞:
古刹不枉苦修僧,手书贝叶金汁文。
名贤大哲压群芳,远播中外有声名。④
拉卜楞寺全称为“尕旦夏智达尔吉扎西伊苏旗委琅”,简称“拉章扎西旗”,康、藏地区的藏族群众习惯称“安多扎西郭莽”,意为“安多地区的吉祥多门院”。公元1709年,根钦嘉木样雅巴·俄昂宗哲(一世嘉木样)应青海和硕特前首旗河南蒙古贝勒察汗丹津之请,从拉萨返回故乡安多建寺弘法,对此,信仰民众颇为愉悦。有歌赞曰:
太阳从东方升起,救星从卫藏启程;
安多拉卜楞大寺,撒满阳光和彩虹。⑤
虽然拉卜楞寺的“闻思学院”建于公元1711年,但学术界将该寺的创建年代公认为是1709年。
经300多年的发展,拉卜楞寺已经成为安多藏区最具盛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之一。拉卜楞寺之所以闻名遐迩,乃至成为安多地区重要的宗教文化和艺术中心地之一,是因为她有其容量宏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珍贵稀有的文物古籍和庞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教区以及众多驰名中外、超凡脱俗的高僧大德。
金碧辉煌的建筑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他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智慧和文化结晶,在这些文化中最能体现民族文明成果之一的当推建筑艺术。拉卜楞寺的建筑在安多藏区极富代表性,其风格布局基本属于藏式建筑,是离西藏较远而又离内地最近的藏式建筑之典型代表。庞大的建筑群坐北向南,背依青山,面对松林,潺潺东流的桑曲河(大夏河)环山绕寺。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金盆养鱼”是对拉卜楞寺地貌的最佳写照。
公元1709年,一世嘉木样从西藏返回“安多”故里弘法建寺,此年正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创建噶丹寺并创立“格鲁”(善规)派300周年,是一个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年份,所以,尚未定址兴建的拉卜楞寺历史就从这年算起。公元1710年大师选寺址为“扎西旗”,于公元1711年春开始建造具有80根明柱、规模宏大的大经堂,自此,拉开了拉卜楞寺建筑史上的辉煌。拉卜楞寺庞大的建筑群体与西藏著名的寺院噶丹、色拉、哲蚌以及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可相媲美,在“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中则首屈一指。
自拉卜楞寺建成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二百多年间,先后建有弥勒佛殿、释迦牟尼佛殿、宗喀巴佛殿、千手千眼观音殿等48座佛殿。学院6座:1711年一世嘉木样主持修建闻思学院、1716年建续部下学院,1763年二世年嘉木样主持修建时轮学院、1784年建医明学院,1879年四世嘉木样建喜金刚学院,1929年五世嘉木样建续部上学院。其它建筑有:嘉木样大师及各大“囊欠”⑥藏式楼房31座、活佛住舍30院、吉哇院6所、大厨房6所、印经院1所、讲经院2处、嘉木样大师别墅2处、嘛呢经轮房500余间、普通僧舍500多院等。这一庞大的建筑群依其用途可分为经堂、佛殿、囊欠、僧舍和其它五类,依其建筑结构可分为石木、土木两类,有“外不见木,内不见石”之特色,依其形式可分为藏式、汉式和藏汉合璧式,占地面积达1000余亩。整体建筑分布以东北及西北之白塔为标志,以东、南、西三面经轮房为外线轮廓,经堂、佛殿均集中在西北方。整个建筑庄严巍峨,宏伟壮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飞檐腾空、姿势雄伟,具有鲜明的藏族风格和特点,让朝拜、观游者心旷神怡,赞不绝口,真所谓:
晨曦烟衬水傍城,巍巍金顶放光明。
佛号入云铜铎响,西方乐土降凡尘。⑦
这一庞大壮观的建筑群体可在原来绘制的拉卜楞寺全景图中看到其鼎盛之势。“文革”期间,拉卜楞寺虽受严重破坏,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拉卜楞寺又得以新生,幸存的建筑陆续进行大规模修复,现建筑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在此基础上又新修了活佛囊欠和众多僧舍以及嘛呢经轮房等。
多姿多彩的壁画雕塑 雪域高原自古以来经过无数艺术大师的苦苦探索和研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艺术巨作和多姿多彩的壁画和雕塑作品。拉卜楞寺作为安多藏区艺术杰作的荟萃地之一,汇集了大量的壁画和雕塑方面的艺术珍品。一世嘉木样创建拉卜楞寺时就从前、后藏邀请了大批著名绘画师和雕塑师,他们制作了大经堂、佛殿、学院的大量壁画、泥塑、铜制佛像等,为拉卜楞寺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拉卜楞寺壁画和雕塑艺术达到顶峰时期应是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吾执掌寺内政务时在修建弥勒佛殿时,大师从尼泊尔邀请了三位艺术大师,铸造了著名的锅制鎏金弥勒佛像,工艺水平极高。这一时期工艺类别就有绘画、泥塑、堆绣、刺绣、木刻、本雕、石刻、石雕、铜塑、酥油塑等十一种。据《拉卜楞寺总书目》所载,拉卜楞寺藏书中工艺类典籍有二十多种,其中绘画艺术理论书籍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拉卜楞寺壁画艺术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显宗、密宗、传承祖师、护法神祇、寺塔、装饰图案等。就壁画而言,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至1985年12月,藏医学院有12幅、文殊菩萨殿有4幅、白伞盖佛殿有32幅、释迦牟尼佛殿有12幅、上续部学院有27幅、宗喀巴佛殿有17幅、狮子吼佛殿有4幅、夏卜旦佛殿有4幅,共计壁画112幅(其中不包括闻思学院、下续部学院和嘉木样佛宫等主体建筑内的壁画)。雕塑作品全寺总计6705尊(件),其中藏医学院有307尊、文殊菩萨殿有4尊、绿度母菩萨殿有2994尊、上续部学院有1137尊、宗喀巴佛殿有1025尊、喜金刚学院有275尊等。这些雕塑作品按其种类可分为铜铸、铜鎏、木雕、泥塑、石雕等,名目众多,千姿百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研究价值。
珍贵稀有的文物藏书 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不仅寺院规模宏大,就其文物和藏书而言,在安多藏区也是首屈一指,整个寺院就是一座文物宝库。在这个巨型宝库中,既有历时久远、特色独具的寺院建筑,又有千姿百态、形象各异的众多佛像;有丰富多彩的绘画堆绣,也有琳琅满目的古物珍玩,其艺术文物,可谓价值昂贵、种类繁多,无奇不有。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物的特殊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拉卜楞寺才受到世人的普遍青睐,并于1982年被国家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具300多年历史的拉卜楞寺内保存着大量的文物,除了各类建筑和众多佛像、佛塔、雕塑、绘画及各种饰品外,还保存着清朝皇帝、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封诰、敕印,达赖和班禅的赐品,历世嘉木样的遗物以及多种宗教用品,如清光绪皇帝给四世嘉木样的敕封(由于历史的变迁,一、二、三世嘉木样的封文已散失),国民政府给五世嘉木样的册封、国民政府褒扬五世嘉木样令,道光皇帝颁给三世嘉木样的敕封、印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觊颁给四世嘉木样的敕封、印鉴,国民政府给五世嘉木样的敕封、印鉴,达赖喇嘛颁给一世嘉木样的印鉴等。在拉卜楞寺诸多文物中,还有一些引人瞩目的其它文物,其中有名贵的“皇帝万岁牌”,它类似内地祠堂、寺庙里所供的神灵牌位,用镀金铜板雕作,共高75公分,牌面蓝底金字,写着“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九个汉字,牌的四周镶有九条金龙和花草图案,整体比例适度,轮廓线条匀称,是一件制作精巧的艺术佳品。除此之外,较珍贵的文物还有:佛本生故事唐卡、班禅大师幻化史彩织唐卡、一世嘉木样用过的念珠、珍珠塔、铜质金刚胜乐莲花瓶,珍贵经典、经版、佛像、佛塔等。全寺总计文物169件,其中闻思学院收藏文物56件。
拉卜楞寺的藏书,既是国内外藏学家研究藏学的重要资料,也是本寺文化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拉卜楞寺成为藏族文化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拉卜楞寺藏书在发展过程中倾注了历世嘉木样大师的心血和汗水。建寺之初,一世嘉木样就从拉萨带来了讲修必备的第一批经籍,如“五部大论”等。拉卜楞寺藏书的快速发展和建设始于二世嘉木样主持寺院政教事务时期,具体年代可定为公元1749年左右。此后至解放初,拉卜楞寺的藏书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不断扩大、丰富的发展过程,到“文革”之前,公藏私藏经籍总数已有228820余部,藏文经版68000余块。⑧不幸的是,十年动乱使拉卜楞寺藏经殿、印经院被毁,造成经典和印版大量流失。1982年拉卜楞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新建了藏经殿,自此藏书又得以妥善保护。
拉卜楞寺藏书大体可分为译自梵文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的著述,以及历辈嘉木样大师和本寺学者的著作。从版本区别看,有手抄本、丝织本、雕版印刷本和铅印本。手抄本中有用金、银、珊瑚、松耳石、珍珠粉汁书写的大藏经。所有经卷都用精致的红、黄、绿色绸缎包裹成函,函头饰以织锦标识,绝大部分收于藏经楼。从内容上可分为哲学、全集、密集、历史、传记、医学、声明、工艺、星象、历算、韵律、文学、戏剧、化学、辞藻学等。1959年,拉卜楞寺组织工作人员对本寺藏书较全面地进行了整理和编目,并油印了上、下两册“拉卜楞寺总书目”,被列入书目的典籍达7824种,共分17大类,分别是:医学类262种,48大部,不同版本(下同);声明类130种,16大部;韵律学32种,29大部;工艺学20种,28大部;天文历算学547种,29大部;修辞学178种,64大部;辞藻学32种,78大部;戏剧学7种,8大部;文诰类108种,81大部;历史专著35种,89大部;传记380种,92大部;名人全集类1200种,979大部;宗教因明学1289种,819大部;佛教论著305种,886大部;密宗类735种,900大部;经咒类164种,948大部;前弘期经典1890种,958大部。就文集而言,集主人数多达178个,约占国家民族图书馆所藏文集180余家的99%,这个数量在国内(包括寺院)各藏文藏书单位中是罕见的,可以说是基本达到了“收藏完备”的程度,也可以说拉卜楞寺是现有藏传佛教寺院中藏书最多的寺院之一。从书的内容而言,固然有许多常见易得的普通经籍,但有些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比较罕见,许多在别地别寺难以见到的书籍,在拉卜楞寺的藏书中可有幸见到。
庞大的活佛系统和教区 “活佛转世”⑨制度是藏传佛教实行法位继承的一项宗教制度,它的产生是依据佛教理论“化身说”而来,最初采用这—制度的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之噶玛噶举支派的黑帽系。拉卜楞寺的活佛世袭,除寺主嘉木样外,还有颇具威望的“四大赛赤”⑩,他们在拉卜楞寺的地位仅次于嘉木样大师,大都拥有自己的属寺和部落。另有堪布佛位8名、堪布以下佛位有53名、侧席的有21名,侧席以上、堪布以下者有甘加白石崖寺的女活佛贡日仓。由于篇数之局限,在此只将寺主嘉木样世袭作一简单介绍。
一世嘉木样尊号全称“根钦嘉木样雅巴”,简称“嘉木样”,这一称号自一世起就成为嘉木样转世系统的统称。一世嘉木样的法名是俄昂宗哲,公元1648年正月初八出生在今夏河甘加,13岁剃度出家开始宗教生涯,于公元1668年2l岁时赴西藏深造。公元1674年26岁时,在西藏为期5天的著名桑普却赤色布大法会上立宗“五部大论”,拉萨三大寺11个学院的知名学者竞相提问,大师广征博引、对答如流,以雄辩答复了种种疑问,获得“格西”学位。公元1700年出任拉萨郭莽学院堪布职务,时过9年即公元1709年返回安多藏区弘法,于公元1711年开始修建了具有80根明柱、规模宏大的闻思学院即大经堂,从此,拉卜楞寺建筑初具规模。公元1716年大师又组建了密宗学院的修习体制,至此,为本寺奠定了显密讲修的基础。大师一生撰写著作15大部,是藏族历代高僧中著述最丰的学者之一,美誉播扬藏、蒙广大地区,被称“宗喀巴第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人物。公元1721年2月5日圆寂,享年74岁。
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吾,公元1728年3月8日出生在青海尖扎囊拉部落世袭土官之家,16岁进寺坐床,经历了前后十多年灵童认定的周折。其主要原因是拉卜楞寺内部在嘉木样一世转世灵童的“有”、“无”问题上形成了拥立与反对两大派别。公元1752年6月17日,二世嘉木样从拉卜楞寺起程前往西藏深造,8年间专心苦修、刻苦学习,最终通达五论、四续要旨并荣获“格西”学位,同时成功地弥合了与布达拉宫的关系。32岁完成学业,返回拉卜楞寺时西藏地方政府颁赐敕印,封“具善明教班智达诺门罕”称号。1772年清乾隆皇帝敕封大师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⑪大师回寺后的十余年内,针对拉卜楞寺的重重困难和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一方面新建、扩建寺院,另一方面订制寺规、革新制度,为攀居安多第一大寺或宗主寺的位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8岁时再赴西藏,在前、后藏各寺广泛收集文献古籍,公元1791年10月28日在甘都寺圆寂。二世嘉木样在拉卜楞寺发展史上是位重要的领袖人物,大师不但继一世嘉木样之后再度扩大了“嘉木样”的社会影响,并树立了“嘉木样”活佛系统在安多藏、蒙地区的佛法教主之崇高形象,而且对清代中期安多藏、蒙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大师学识渊博,弟子众多,著作12大部,包括77个篇目,长达4199页,他是继一世嘉木样之后拉卜楞寺又—位德高望重、声誉极高的高僧大德。
三世嘉木样·罗藏图丹久美嘉措于公元1792年8月出生在青海同仁,1798年正月进寺坐床,在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尊者座前剃度出家。公元1809年赴西藏深造,先后拜卫藏许多高僧大德深研显密要诀,决心继承先辈嘉木样的事业,做正法之主。公元1817年登大经堂法台,对拉卜楞寺政教法规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鼓励僧众致力修禅,因而寺院发展犹如新月,蒸蒸日上。大师一生不穿新衣,不用金银器具,不坐绣垫,清道光皇帝封他为“扶法禅师”。公元1855年9月圆寂,享年64岁。其主要功绩是,不但稳定了寺院与各部落、土司和各大寺院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发展子寺加强了拉卜楞寺的实力,进一步扩展了教区,经济实力大为改观。
四世嘉木样·噶藏图丹旺秀于公元1856年正月25日出生在四川甘孜德格县拉隆地方,5岁时迎至拉卜楞寺坐床,20岁时赴西藏深造,24岁返回拉卜楞寺并创建了喜金刚学院,28岁任本寺总法台,43岁时觐见光绪皇帝,45岁时皇帝颁赐“广济禅师”册印,54岁时第二次赴藏,1916年圆寂,享年61岁。大师作为拉卜楞寺第四代政教领袖,虽然所处时代复杂而艰难,但他还是成功地巩固了与清朝政府的法缘关系。他是嘉木样活佛系统中唯一亲自叩觐了皇帝的活佛,同时大师又拥护共和,1914年正月民国政府大总统袁世凯颁文赠四世嘉木样“静觉妙严”之称号,赏赐黄色坐轿。大师一生,足迹踏遍了前、后藏、西康、青海、山西、蒙古以及甘肃各地,并为拉卜楞寺建立各种学经制度、考试制度、管理制度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世嘉木样·罗藏嘉央益西丹贝坚赞于1916年3月12日出生在四川理塘,5岁坐床。1929年修建了续部上学院,1933年国民党政府颁赐五世嘉木样“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册印,1937年赴藏深造3年。1940年,为促进抗日战争早日胜利,捐献购置三十架飞机的巨款,国民政府委任大师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赐“输财卫国”匾额一面。1947年2月23日圆寂,享年32岁。五世嘉木样执掌拉卜楞寺政教事务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对抗的混乱局面,为有效统领教区和抗击外部侵袭(更主要的是为对抗宁海军阀的统治),嘉木样家族(惯称黄氏家族)僧俗成员分别控制了拉卜楞寺的各部要职。因时代变迁,五世嘉木样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影响,善于吸收新鲜事物。他成年后,顺应时代潮流,学习汉文,倡导科学,了解国内外形势,大胆改革,建立新的政教管理体制,为拉卜楞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创建了“拉卜楞藏民小学”和“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大师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后世僧侣树立了典范。
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于1948年农历4月1日出生在青海省刚察县刚察贡玛部落,1952年农历2月11日坐床。改革开放之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开始重新修建“文革”间毁坏的殿堂,使拉卜楞寺的原貌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本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所主持的拉卜楞寺,无论是佛学讲修还是综合管理,都在全国宗教界处于前列。他目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甘肃省佛学院院长等职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盛时期,拉卜楞寺的活佛转世系统多达100多个,为整个藏、蒙地区格鲁派寺院之冠,其属寺有108座(取其数符合佛经108卷之吉语,实际超过此数),其中政教权均属拉卜楞寺管理的寺院有21座,只管教权不管政权的属寺有33座,不直接管理政教事务而在宗教上有密切关系的属寺有40座。就教区范围而言,包括甘南全境、永靖、临夏,青海共和、湟源、循化、西宁、同仁、果洛、乐都、化隆、河南蒙旗,四川阿坝、毛尔盖、理化、茶科,内蒙古以及黑龙江部分地区。从中不难看出,拉卜楞寺不但控制的地域广大、权力极高,而且寺主嘉木样活佛已成为安多地区最具威望的区域性政教领袖。拉卜楞寺为西北地区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著名学者与众多著作 作为藏族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寺院,我们对它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其宗教作用和政治作用之上。寺院不但开展宗教活动、培养佛教人才,而且从事文化、教育和社科研究,培养出了众多哲学家、诗人、作家、史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戏剧学家和艺术家等。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又是一个文化教育园地,不但培育出了众多学者,而且拥有许多名著。因此,拉卜楞寺300年来人才辈出、学者济济,尤此一、二世嘉木样为当时之文豪。
一世嘉木样精通天文、历算、佛学、医学,慈善博学,德高望重,因而吸引了大批硕学才子投其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拉藏汗所立六世达赖·阿旺益西嘉措、清廷授命主持西藏政务的藏王颇罗鼐、驻京呼图克图二世土观·罗桑却吉嘉措、第五十任噶丹赤巴贡唐·更登彭措、第五十一任噶丹赤巴霍尔藏·华旦智华、拉卜楞寺第三任总法台德哇·罗桑东智、拉卜楞寺第二任总法台赛·阿旺扎西、第五十四任噶丹赤巴俄旺却旦等众多有声望的活佛和高僧。大师一生著书很多,内容涉及佛学显密二宗、佛教哲学、声明学、韵律学、辞藻学、民族宗教史等方面。“被拉卜楞寺整理刻印的有11大部,编为全集,包括142个篇目,总计长达6455页。”⑫如《噶丹寺志略》、《因明疏》、《因明探讨》、《现观庄严论之探讨》、《入中论之探讨》、《俱舍论疏》、《律经注》、《怖畏金刚解》、《生起次第自我成就法》、《圆满次第四种瑜伽文殊解》、《宗派纲目》、《佛历表》等,其中《佛历表》等著作是现今研究藏学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
前文中我们已有所提及,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吾在拉卜楞寺的发展史上,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著书论述方面也颇有成绩。大师自幼擅长写作,16岁以前就撰写有“六严二胜、文殊法师、道次讲记”等,一生“著作有11部,包括77个篇目,长达4199页。”⑬如《第一世嘉木样传》、《章嘉·若必多杰传》、《班禅·罗桑华丹益西传》、《塔尔寺志》、《宗派论述宝鬘》、《金刚鬘灌顶仪轨》、《般若八品之探讨摄要》等。
另外,拉卜楞寺的著名学者还有:贡唐·丹贝坚参、贡唐·贡却乎丹贝卓美、贡唐·罗哲、阿莽·贡却坚参、德哇·嘉样图旦尼玛、火尔藏·久美柔贝桑盖、哲贡巴·贡却旦巴然吉、拉科·多吉强、嘉洛华仓·嘉样丹贝尼玛等。这些学者有极深的佛学造诣,誉满青藏高原。就本寺学者的著作而言,现已整理的有一万余册,其中《萨迦格言》、《汉藏蒙土历史略述》、《拉卜楞寺志》、《安多政教史》、《宗教源流镜史》、《律论要义》、《般若章程》、《水树格言》等著作为研究藏族文化、历史、宗教等学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正是这些高僧大德和众多默默无闻者的不断开拓,拉卜楞不但已成为安多藏区宗教文化、艺术中心,而且已成为藏族文化荟萃之地和国际藏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块圣洁宝地,正如民众所赞:
西方极乐世界,幸福安逸之界;
吉祥拉卜楞寺,声名众生仰望。⑭
在雪域高原滋生、成长起来的藏传佛教,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今天已成为世界佛教中经久不衰的一个流派。拉卜楞作为西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中心,所折射出的藏族文化丰富多彩、瑰伟绮丽,而又潇洒活泼、轻松自如。在改革开放、时代更新的今天,凡来拉卜楞参观游玩的中外游客,不仅要看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梵宇古刹,更希望浏览当地秀美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拉卜楞民俗文化。
注释:
①罗发西等编著:《拉卜楞寺概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六世贡唐·丹贝旺旭题词。
②丹曲著:《拉卜楞史话》第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③智贡巴·贡却丹巴饶吉著:《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第5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
④丹曲著:《拉卜楞史话》第16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⑤甘南州文化局编:《藏族民间歌曲选》(藏、汉文版)第262页,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⑥活佛府邸藏语称“囊欠”,是活佛自己建造的宅院。装潢囊欠时均按各活佛之佛位高低而定。在拉卜楞寺,嘉木样和各“赛赤”囊欠楼房墙可涂黄色,堪布和相当于堪布地位活佛和呼图克图楼房可涂红色,一般僧舍只能涂白色。“囊欠”装饰得富丽堂皇,柱身红色,上部四周贴木雕,梁表面都有彩画和装饰,座椅表面浮雕花饰。整体色彩用少量金色统一起来,色彩对比强烈,具有华丽富贵之感。在这些建筑艺术中,“吉祥八宝”图案运用得非常广泛。
⑦丹曲著:《拉卜楞史话》第16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⑧陈中义洲塔主编:《拉卜楞寺与黄氏家族》第82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
⑨“活佛”在藏语中称为“珠古”,意为“化身”,是指已经修行成佛的人,在他圆寂之后,为了完成普度众生的宏愿,再度转世为人,以普通人的形体出现。在藏语中,“活佛”有多种不同的尊称,其中最为常用的有“珠古”、“阿勒”、“仁波切”、“喇嘛”等,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之说而命名。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现,而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可以有若干“化身”。在这种佛教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度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物,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珠古”是多种称谓中最能表达“活佛”所蕴含的深奥义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准确、全面的称谓,因而是“活佛”的正统称谓。“阿勒”是藏文音译,该词在字面上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活佛”的别称之后,该词就有了实际的意思。在甘肃藏族地区,信仰者以“阿勒”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从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两种重要称谓,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勒”一词已蕴含一种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殊胜意义。“仁波切”是藏文音译,汉语中是“珍宝”或“宝贝”之意。这是广大藏族信仰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藏族民众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轮回转世是活佛产生的思想前提。佛教认为,人的形体随时可能消亡,但灵魂永存,并在六道中不断轮回转世。活佛转世是以此思想为前提,但与普通人的轮回有着本质区别,活佛是超越了轮回,自愿下凡救度众生的菩萨。佛教“三身说”是活佛转世的理论依据。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法身:代表着佛法、绝对真理,也指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佛性,法身不现;报身:经过艰苦修行,证得真理而成佛,是佛的一种客观存在相,行态圆满福态,极为高大,常为诸菩萨说法,报身时隐时现;化身:是佛的变化身,佛为了教化众生,可现为六道众生,以各种生命形式显现,活佛就是佛以人体的形式显现来教化众生。
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人是噶玛拔希。噶玛拔希为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的得意弟子,他佛法高深,神通非凡,深得元朝皇帝的赏识,曾得忽必烈的兄弟阿里不哥所赐黑边帽,此帽保存至今。噶玛拔希于公元1283年在楚布寺圆寂,寿达80岁。圆寂时,告知其弟子邬坚巴,说他死后,在拉堆地方肯定会出现一名黑帽派继承者,密教的传人。在涅槃的瞬间,噶玛拔希前往兜率天,这里是弥勒菩萨的住处。八天后,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弟子们,就重新将自己的“灵魂”归入体内回到了世上,看到弟子们为他的过世悲痛嚎叫,心情很不平静,顿时产生了怜悯之心,决定用“夺舍法”使自己得以转世,从而继续教化众生,从此创立了藏族的活佛转世制度。在此之前,藏传佛教各派宗教势力与地方封建主势力紧密结合,其宗教继承权掌握在很有权势的家族手中,在大家族中世袭,各派争权夺利,社会动荡不安。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合理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继承权问题,使佛教在雪域得以正常发扬光大。后来格鲁派继承完善了这一制度,并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在藏族地区,除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实行活佛转世制度。
达赖和班禅是格鲁派领袖宗喀巴大师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活佛转世传承系统。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公元1578年,确定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到青海地区弘法,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崇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尊号“圣识一切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圣”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间;“识一切”是普遍通晓之意,认为是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赤喇怛喇”为梵文,意为“执金刚”,是指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喇嘛”是藏语,意为“上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且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个尊号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间的互赠,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义。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给他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的字样。公元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公元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到北京。顺治皇帝沿用俺答汗对三世达赖的尊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班禅的称号始于公元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汉语意为“学者”;“禅”是藏语“钦波”,意为“大”,合起来是“大学者”之意。“博克多”是蒙古语,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前三世为后人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公元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希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五世班禅。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
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上一世活佛的化身即“转世灵童”。转世灵童的认定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以达赖转世灵童为例):
1.观察达赖圆寂时的面向,了解有什么遗言或暗示。2.请在世的班禅问卜,判断转世方向。3.召集摄政和僧俗要员,让专职降神的乃琼等护法神降神,指明转世方向。4.请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降神,指明转世方向。5.派高僧大德到拉萨东部的曲科甲圣湖观察转世地方的地貌特征显影。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宝瓶药物等,然后择地诵经祈祷,静观湖面显现幻影,最后描绘出转世地的环境和特征。6.摄政将占卜和湖上显现绘成图,派出许多高僧大德分几路前往确定的方位分头寻找。7.在卜算方位发现与占卜和达赖圆寂大致同时出生的男孩后,先观察其长相与动作,然后将达赖生前用过的物品与其它杂物混摆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并进行智力测试,看其有无“灵异”现象。8.如小孩表现“灵异”,又抓拿达赖用过的物品,选灵童的人便嘱咐其家人要认真照看小孩,不让外人接触。同时回去向摄政等汇报。9.摄政择吉日邀请西藏三大寺(噶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活佛和僧俗官员一起,再请乃琼、曲琼护法神降神,如无误,则报告驻藏大臣,征求中央王朝的意见,并准备迎接。10.由侍候达赖的“三大堪布”和官员、军队组成庞大的迎接队伍,前往接请“灵童”,与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萨。11.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就直接请驻藏大臣报请中央,请予免去“掣签”而直接册封。如果有多名“灵童”,就要召集摄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员到大昭寺,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金瓶掣签”活动,将写有各“灵童”姓名的签放入瓶内摇后当众掣出,定夺达赖转世。定为转世者,其家人被封为贵族,落选者也有较好的安排。12.被确定的“灵童”直接送至贡塘寺或哲蚌寺学习经典。13.由班禅亲自为达赖转世者剃发受戒取法名,并亲自教育转世灵童一段时间。14.在中央王朝册封令下达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15.向布达拉宫进发,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这些仪式完毕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需要说明的是,寻找一般活佛的转世灵童时其程序没有上述复杂,基本没有“金瓶掣签”这一仪式。
⑩“赛赤”可译为“金座”。公元1409年宗喀巴大师建噶丹寺并亲任法台(赤巴),因而该寺后任传承法台者被视为宗喀巴大师之化身,在格鲁派史上有崇高地位,故被尊称为“赛赤”。拉卜楞寺的“四大赛赤”指贡唐仓、萨木察仓、德哇仓和霍尔藏仓。
⑪呼图克图:蒙古语音译,意为长寿或寿者,是清王朝授予藏族及蒙古族大活佛的称号。凡属此级活佛,均载于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必经中央政府承认和加封。西藏有些大“呼图克图”具有出任地方政府摄政的资格。
⑫扎扎著:《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第57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⑬扎扎著:《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第147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⑭甘南州文化局编:《藏族民间歌曲选》(藏、汉文版)第220页,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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