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日本老师

时间：2023-12-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本真的死亡” ，吴汝钧这些年好像加快了写书的速度和出书的频率，真叫人替其质量担心。《苦痛现象学》号称“思想性自传” ，但它传达的“主题思想”却甚平庸，远不及作为陪衬绿叶的那些学林掌故来得生动有趣。这些掌故涉及几位他在日本京都大学求学时遇到的老师，它们里面多半含藏着未来“思想”的种子。

“傲慢的”日本老师

吴汝钧（Ng Yu-Kwan，1946年生）是香港著名哲学家、佛学家，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他的著作和文章，重要的我大都看过，但一直对他的生平细节不甚了了读完他的“思想性自传” 《苦痛现象学：我在苦痛中成学》（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3月初版），才知道他曾三次大病濒死（最后一次是癌症），却能勇猛忍受下来，实在令人敬佩。但是，勇猛不同于思想，病苦未必催生学问。面对“本真的死亡” ，吴汝钧这些年好像加快了写书的速度和出书的频率，真叫人替其质量担心。《苦痛现象学》号称“思想性自传” ，但它传达的“主题思想”却甚平庸，远不及作为陪衬绿叶的那些学林掌故来得生动有趣。这些掌故涉及几位他在日本京都大学求学时遇到的老师，它们里面多半含藏着未来“思想”的种子。

1974年4月，吴汝钧申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东渡日本，先在大阪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系习日语，半年后（即同年10月）以研修员的身份入京都大学佛教学部学习佛学。日本大学的“学部” ，相当于我们说的“系” ，京都大学和佛学有关的有三大学部，即佛教学部、印度哲学史学部和梵文学部。三个学部的研究生共用一个研究室，一个图书馆，据说该馆梵文、藏文、欧文藏书甚丰。他在京大有两位指导教授。第一位是佛教学部学问极为精纯、态度却有些“傲慢”的梶山雄一（1925—2004）： “梶山雄一尤其傲慢，他不大看得起我国的佛学研究的成绩，认为我们这边完全缺乏文献学的基础与训练，不能算作第一线的（first-hand）研究。他的专长在后期大乘佛教（指法称Dharmakīrti之后）的论理学，在研究龙树的逻辑或思考方法方面，很有功力。 ”对梶山教授的“傲慢” ，吴汝钧也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加紧学习。他始终不太喜欢梶山，在悼念梶山的文章中还说他“自信心强、严刻、说话不大考虑别人的处境与感受，对别人不是considerate” ， “他的所学与他的生活，特别是待人处世方面不协调，有明显的撕离” ，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但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只是a man in the street” 。这段评语我不知道给别人什么感觉，它至少叫我彻底明白了吴汝钧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及欧美之佛学研究点滴》一文里未点名批评的人是谁： “不少日本与西方的佛学专家，在某一方面是学术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上却是一个平凡的人，并无佛的味道。则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否能保证对佛学的真正了解，这是可疑的。 ”在中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讽刺自己的指导教授，不知道这里面含有多少“佛的味道” ！吴汝钧后来译出梶山雄一的《佛教中观哲学》（译自梶山雄一、上山春平合著《空の論理：中觀》一书中梶山雄一负责撰写的《冥想と哲學》），这是一本很有用的书。译本最早由佛光出版社刊行，后来经过改译修订交弥勒出版社、文殊出版社、圆明出版社和文津出版社先后再版发行，书名也前后变为《空之哲学》和《龙树与中后期中观学》。由于圆明出版社的版本误植为吴汝钧本人所著，竟然未提原作者梶山雄一的名字，遂给吴汝钧造成极大困扰，为此他每次访日，都不便去见昔日的指导老师（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重印小语” ）。这件事大概使梶山和他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一阵子。吴汝钧没有认同梶山严刻的“先文献、后思想”的进路，很早就跳向了“思想” 。他在自传中还说，他的《龙树〈中论〉的哲学解读》有超出梶山的地方，不过这就像他说“在禅方面，我自觉自己的研究与体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一样，那大概只有他自己相信了。

另一位指导教授是服部正明，身属印度哲学史学部。他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导师是英高思（Daniel H. Ingalls）。英高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从哈佛大学克拉克（Walter E. Clark）那里学梵文和印度学，从蒯因那里学数理逻辑，结果呢就非常注意印度中世纪以后的逻辑学和知识论。服部深受英高思影响，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译注佛教逻辑哲学家陈那《集量论》第一品他在研究方法上走“文献学与哲学的双轨并进” ，和梶山雄一是一样的。吴汝钧对服部的描述是： “他头脑很清醒，记忆力奇佳，当我们谈到龙树《中论》的三谛偈，他能即席把梵文偈颂朗颂出来，一字不错。他还在作研究，还关心佛教知识论特别是法称的问题。 ”只是专业印度学家能背出个把梵文偈颂来，恐怕还算不得“记忆力奇佳”的展示吧。

当时在京都还有一位比梶山和服部资格还老的人物，那就是他们的老师长尾雅人（佛教学、梵藏学大家，他早年写的《蒙古学问寺》有汉译本，代表作之一《西藏佛教研究》部分章节有汉译）。吴汝钧见到他时，他已经从京大退休，但还是精力旺盛，定期讲学： “在学术研究上，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但在讲课方面，则非常轻松幽默，时常制造笑料，让大家听来舒畅。 ”1992年，吴汝钧到京都拜会长尾，老头儿当时还在研究《宝积经·大迦叶品》。长尾学问不用说了，人也很和气，不像梶山那样刺人。可是，他对中国人研究佛学的能力，依然带有怀疑。有一次，长尾问吴汝钧，你们中国学术界好像没有人研究自己的中国佛学吧。吴汝钧回答，不是的，汤用彤先生以哲学史的方式来研究，我的老师唐君毅先生等则以哲学理论的方式来研究，都有一定的成绩。吴汝钧当时发觉“长尾有点疑惑” ，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心里想“你长尾教授满头银丝白发，眼角很高，好像很有学问的信心的样子（按：原文如此），难道学问真的很棒吗?”不过等他看了长尾的著作后，不服还是不行。至于汤用彤和唐君毅的“成绩”和长尾雅人一比，那个“一定”究竟还剩下多少，他却没做进一步的交代。

梶山雄一托梵文学部小林信彦教授负责吴汝钧学梵文。小林教授问吴汝钧，若不懂梵文，单靠汉译，你能否掌握到世亲《唯识三十颂》的义理。吴汝钧回答说，若专就哲学思想而言是可以的。小林教授摇头表示不信，吴汝钧就感觉“有点气”“有点气”也没用，小林教授选定梵文学部博士课程学生顿宫胜来教吴汝钧梵文文法，教材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梵文教授哈德（George L. Hart）的《快速梵文学习法》（A Rapid Sanskri Method）。这本书当时还是打字本，没有正式出版。哈德也是英高思的学生，还研究泰米尔文，出过《快速梵文学习法》的姊妹篇《快速泰米尔文学习法》（A Rapid Tamil Method）。吴汝钧当时参考的文法书还有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的《梵文文法》，岩本裕的《梵文文法纲要》，辞书则用威廉斯（M Monier-Williams）的《梵英大辞典》。吴汝钧后来把哈德这本书编译成中文出版（《梵文入门》）。吴汝钧学习的过程很苦： “我基本上是依着哈德的教本一章一章地读，一章读毕，便做习作交顿宫批阅，有错时便即时提出，有时我也把疑难写出来，向他请教。我们每周在京都大学见面一次，每次会面三个小时那个时期，我几乎天天都把时间放在梵文的学习上，做得颇为辛苦。但小林教授仍不满意，说我进行得太慢，需要加倍努力他还说他们京大佛教学部、印度哲学史学部和梵文学部的学生在未进大学前，都被聚集起来，以两个月的时间，把哈德的文法稿本都读了，到开课时，便可正式拿一些印度梵文圣典如《薄伽梵歌》、《吠陀》和《奥义书》等来解读了。 ”日本学者的苦学能力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我到他们的研究室（佛教学部印度哲学史学部和梵文学部研究生共用的研究室）参观，看到他们一个个埋头苦干，没精打采，好像半个病人那样。有些同学拼命抽烟，致手指头都变得黄了，手指也发抖；有些则狂饮咖啡，喝日本的所谓‘清酒’ （さけ），以维持精神。顿宫也不例外，手指发抖，简直不受控制；他把清酒当作汽水来喝。小林教授有一次竟取笑我说，你必须要学饮清酒，不然的话，你不能跟顿宫君交朋友哩。 ”小林教授的笑语声声，挑战着每一个中国人“学术爱国主义”的底线。

京都除了梵文学、佛教学三老外，还有日本哲学京都学派三老。日本哲学的京都学派发源于西田几多郎，代表人物有九松真一、西谷启治、阿部正雄等。吴汝钧在日时，九松“已届八十六高龄，住在郊区，闭门不见客了” ，只有“忙于接见德国人”的西谷，还有“较（一般）日本教授多了一份人情味” ，而且“讨论问题很有逻辑性，说理清晰”的阿部还很活跃。在叙述他和西谷启治的交往时，吴汝钧笔锋一岔，说起一个人来：“当时我正醉心看康德后的西南学派的瓦兴格尔（H. Vaihinger）的想象哲学（Philosophie des Als Ob）。这是一套有知识论意味的实证主义体系，要把形而上学的观念和问题，以想象方式，还原到思想方面去。他认为这些观念与问题所表示的，都不是真实，而是假象（Als Ob）。西谷劝我不要相信瓦兴格尔，他的那套实证论是不成的。后来我细看他的名著《宗教是什么？》，便明白他反对瓦兴格尔的理由……我很佩服西谷先生在哲学上学识的渊博，连瓦兴格尔那样常为人所忽略的哲学思想也不放过。 ”瓦兴格尔在哲学史上是上承康德、叔本华、小穆勒、朗格、杜林、哈特曼，下启逻辑实证论的关键人物，学问既精且博。西谷启治批评他一点也不难理解，您只要知道与西谷相友善的海德格尔对瓦兴格尔的态度就可以了。另外，我可以向柏拉图发誓，瓦兴格尔虽是德国西南部人，却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没有任何关系。

“傲慢”的梶山雄一教授是2004年去世的，他对吴汝钧说过的那些“狠话”现在依然有效。要想叫他“看得起” ，是不容易做到的（持“为什么非要他看得起”论者，自当别论）。想当年玄奘法师西行求法过屈支国（龟兹）时，与“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虽涉众经而声明（按指梵语文法学）最善”的木叉毱多进行“佛教文献学的交锋” ： “ （玄奘）法师引《俱舍》初文问发端即谬。因更穷之，（毱多）色遂变动云：汝更问余处。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论》无此语。时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经论时在旁坐，即证言《论》有此语，乃取本对读之，毱多极惭云老忘耳。又问余部，亦无好释……（毱多）私谓人曰：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有也。其畏叹如是。（支那内学院校刻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面对挑战玄奘法师并没有抱怨“木叉毱多并无佛的味道，只是a man i the street” ，他是按照古代印度学问的游戏规则折服了开始时态度傲慢， “徒以客礼待之，未以知法为许”的木叉毱多。希望中国以后也出现个把能让梶山雄一的京都大学佛教学、梵语学传人“极惭” “色变”且“畏叹” ，并说出“老忘耳” “非易酬对这些话的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