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去姓名的口述者

被隐去姓名的口述者

在《上海书评》第69期（2009.11.29） ，我曾撰文批评美国佛教史学者尉迟酣（Holmes Welch，1921—1981） 《中国佛教复兴史论》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汉译本中的各类错误。尉迟酣这本书部分内容根据他采访1949年后旅居港台、南洋、美国等地的中国佛教界僧俗人士所得口述史料写成，成书后出于某种原因隐去了这些口述者的姓名。确定当年这些口述者的真实身份，是准确翻译《中国佛教复兴史论》的关键。

比如《史论》第九章第二节“汉藏交流” （ “Contacts with Tibet” ）第178—179页，尉迟酣提到某位口述者生于南京，自幼家境贫寒，年轻时对佛教产生兴趣，后来在支那内学院结识佛学家吕澂。吕澂劝他去西藏，以便习得西藏语文，将来学成归来，可以从事藏文典籍的翻译。 （Born of a poor family in Nanking，he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as a young man. He got to know Lü Ch’ eng at the Metaphysical Institute，who urged him to go to Tibet so that he could learn the languag and someday return to translate Tibetan books.）此人后来果然出家1933年入重庆郊外太虚法师所办汉藏教理院，拜某驻院喇嘛为师。 （In 1933，already a monk，he enrolled at T’ ai-hsü’ s schoo outside Chungking and became a disciple of a lama on the faculty.经过三年对西藏语文和佛教教理的研习，他引起蒙藏委员会的注意，1936年被该会派到中央政治学校进修，这所学校是国民党专为培训干部而建。 （After three years in linguistic an religious study，h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ongolian an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In 1936 the commission assigned hi to the Central Political Institute，which had been set up by th Kuomintang to train cadres.）

此人于1937年首途赴拉萨，入藏地最大寺院哲蚌寺，一住就是八年，最后考得格西学位。 （In 1937 he left for Lhasa，wher he lived for eight years at the Drebung monastery—the larges monastery in Tibet，if not in the world—and received his geshe o doctoral degree.）他很得拉萨当局信任，将驻藏十三年的剩余岁月（13年-8年= 5年）贡献于经营一所为西藏学童设立的小学，同时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扮演着喇嘛和政治专员的双重角色。 （Evidently he won the confidence of the Lhas authorities，for he spent the remainder of his thirteen years ther running a Chinese school they had set up for Tibetan children an at the same time working at the Lhasa office of the Mongolian an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so that he continued to play the dual role of monk and political agent.）

这位口述者姓甚名谁，尉迟酣没有透露。汉译者昧于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译文当然无法做到正确无误。我在写那篇书评的时候，也不知道此人是谁，直到最近读完张健飞和杨念群笔述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6月第2版第3刷） ，才恍然大悟原来尉迟酣的这位受访人就是《雪域求法记》的口述者，曾赴西藏求法的汉人喇嘛邢肃芝（藏语法号“洛桑珍珠” ） 。上引尉迟酣笔录的刑肃芝口述，可说是一篇“迷你版”的《雪域求法记》 。

邢肃芝1916年11月19日生于江苏南京一个小商人家庭（尉迟酣所说“born of a poor family”似不确） ，祖上皆为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父母也是常年礼佛。由于自幼体弱多病，他被家人送到庙里出家销灾，取法名“碧松” 。邢肃芝十三岁时入江苏镇江超岸寺玉山佛学院，系统接受了现代佛教教育，读书期间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学，由此结识吕澂：

我那时有空常去南京，去拜访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的朋友，内学院地址在公园路一号。另外，在南京还有一个金陵刻经处，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由杨仁山先生创办的（按：此说有误，杨仁山在辛亥革命前即已去世） 。那时候，支那内学院的院长是大名鼎鼎的欧阳竟无居士，他的儿子就是中山舰舰长欧阳格。我见到欧阳竟无先生的时候，自己才十几岁，而先生已是名满天下的佛学大家。他为人谦逊，毫无架子，而且十分乐意提携后进。欧阳先生推荐我去向他的学生吕秋逸先生学习唯识宗。欧阳竟无的门生众多，其中不乏名人，如后来成为大学者的熊十力。学生中最为刻苦耐劳而不贪着到外面闯世界立身扬名的要算是吕澂（字逸） ，他聪明过人，学贯中西，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通晓巴利文、德文、法文、藏文、日文等。欧阳竟无先生对他十分器重，死后就把学院事务交与他掌管。记得那时欧阳先生一般在吃早饭和中饭的时候向学生讲课，其他时间不授课。在内学院中有几个大学毕业后在那里念研究生的学生，内学院向他们提供房子，不收房钱，伙食费则需自己支付。

在镇江和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学习为我的佛学理论和国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十六岁那年，通过一次难得的因缘，使我初次接触了藏传佛教。 （ 《雪域求法记》 ，第38页）

这一接触藏传佛教的难得因缘，就是参加了班禅喇嘛主持的时轮金刚法会。邢肃芝从此对西藏密教产生浓厚兴趣，立志学习西藏语文入藏求法。 《雪域求法记》虽未如尉迟酣那样提到吕澂劝学西藏语文一事，不过邢肃芝随后进入汉藏教理院学习藏文，却与当时正在支那内学院从事研究的一位德潜法师有着直接关系：

因缘凑巧，我在支那内学院结识了一位研究员，法名叫德潜。认识他不久，他便应聘到重庆的汉藏教理院任国文教师，他的国文很好。到了重庆以后没有多久他便写了封信给我，信中说汉藏教理院以研究汉藏佛教为主，聘请西藏喇嘛教授西藏语文，学习西藏语文实际上并不特别困难，和学习其他的文字没什么区别。他在信中还告诉我学校正在设立一个藏文专修科，招收二十多名高中毕业的有志青年专修西藏语文，暂定三年毕业，食宿一律由校方免费提供，学生只需要自备赴重庆的旅费，他极力推荐我去参加这个专修班。这以后，我连续接到他的几封信，都是催促我尽快赴重庆。那时从重庆发一封航空信到镇江可不便宜，邮票要两三个大洋。听了他的描述，我觉得赴重庆学习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第43页）

据邢肃芝自述，他1934年2月14日从镇江出发前往重庆，由此推算他入汉藏教理院的时间已在1934年，比尉迟酣所记1933年晚了一年。

尉迟酣所提邢肃芝“拜某驻院喇嘛为师” ，该喇嘛似指根桑活佛：

根桑活佛是西康人，属于萨迦派的活佛，也曾受过国民政府的封号（按：尉迟酣书第335—336页注释37对根桑活佛有所介绍，材料应该也是来自邢肃芝口述：Ken-sang，a living buddha from amonastery near Kung-ka［贡噶活佛］ ’ s，who taught at T’ ai-hs ü’ s Tibeta school in Szechwan but also won many disciples in Hunan and Hupeh...Th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conferred religious titles on Ken sang and To-chieh［多杰格西］ ，among others.） ，我们之间结下了很深厚的师生情谊，他为我取了藏文的法名“洛桑珍珠”（第48页）

1936年，邢肃芝从汉藏教理院藏文专修科毕业：

我在此期间学习进步神速，仅仅半年的时间就已基本掌握了藏文的语法，三年下来，对西藏黄教喇嘛所必修的五部经论已了解了一个轮廓……经过了三年的学习，我已经掌握了藏文的阅读、对话和写作，而且能将藏文经典翻译成汉语。 （第47、53页）

这与尉迟酣所述“经过三年对西藏语文和佛教教理的研习”无不密合。毕业之后，邢肃芝打算立刻入藏求法，这时各种机缘和求法资粮也恰好具足。不过，与尉迟酣所记“引起蒙藏委员会的注意，1936年被该会派到中央政治学校进修”相比， 《雪域求法记》所述稍有不同：

太虚大师对我的想法十分赞成，并且以中国佛学会的名义向政府推荐。这时中央政府已由南京迁往重庆，重庆一变而为抗战期间的后方基地。尽管此时前方抗战形势吃紧，但国民政府对边区开发还是十分重视的，为达到沟通汉藏文化的目的，政府特别制定了一个方案，即每年由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各选派研究员两名，由双方政府拨出奖学金予以资助，分赴西藏拉萨及内地南京进行研究，为期五年，这个方案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开始立案并逐步实施。 （按：尉迟酣书第177页所述与此段大同小异，应是得自邢肃芝口述：In December 1936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inaugurated a program for the regular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Tibetan monks. Two Chinese were to be selected annually by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sent to Lhasa for five years of study; two Tibetans were to be chosen by“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for study in China.）经太虚大师的推荐，我向主管这个项目的机关蒙藏委员会申请作为赴藏学者……我的申请很快得到通过……成为第一批第一个被批准的入藏研究人员。 （第59页）

邢肃芝1937年首途由西康入藏，到达拉萨后入哲蚌寺学经。通过八年苦学，他于1944年底在西藏摄政王达龙扎活佛面前顺利通过格西学位的辩经考试，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拉然巴格西”的汉人：

入藏八年，求法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在这期间不仅学到了经论，获得了格西学位，而且还先后从一百多位有名的大德接受了六百多次密教各派的传法灌顶，朝拜了萨迦寺和咱日山等，这些殊胜的因缘绝不是随便可以遇到的。 （第320页）

尉迟酣所说“此人于1937年首途赴拉萨，入藏地最大寺院哲蚌寺，一住就是八年，最后考得格西学位” ，不外对此事的撮述。

1945年初，邢肃芝从西藏经云南返回内地。同年4月，他搭乘空军飞机从昆明飞抵重庆，先是谒见分别八年的太虚法师然后向蒋介石呈递达龙扎活佛所写亲笔信。蒋很重视邢肃芝关于西藏开发的各种建议，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也聘请他做国立拉萨小学（即尉迟酣所说“一所为西藏学童设立的小学” ）校长。1945年底，邢肃芝经印度再次入藏，于藏历新年抵达拉萨。1946年春，国立拉萨小学开学在邢肃芝的监督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1948年，邢肃芝趁参加中国边政教育会议的机会，回南京还俗结婚，然后携新婚妻子再经印度返回拉萨，这是他第三次入藏。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1949年7月西藏发生所谓“驱汉事件” ，邢肃芝不得不与国民政府驻藏人员一同撤离拉萨，辗转到达印度1950年1月，他从印度飞抵香港。此后数年间，他定居香港辞去一切国民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藏密的传授，直到1957年月赴美定居：

在我抵达美国后不久，西藏发生了叛乱，达赖喇嘛于三月十七日逃亡印度。消息传到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人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兴趣，美国的新闻媒体争相上门对我进行采访，又有不少大学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去主讲西藏佛教文化。此后，我以专家的身份参加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直至退休。 （第368页）

邢肃芝向尉迟酣作口述，应在其定居香港和美国时期。

如上所述，邢肃芝口述的求法经历，与尉迟酣书中所记基本一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若无《雪域求法记》的出版， 《中国佛教复兴史论》中这段来源不明的口述史料恐怕会永远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

（初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0年7月11日，第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