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在中国的活动

时间：2023-12-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李明在中国虽然有四年多时间，但是，由于他大部分时候在地方传教，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普通信徒，而非文人士大夫，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李明是传教士，传播上帝福音，使异教徒皈依是他的天职。但是，在中国传教还面临不少困难。〔100〕在到中国的途中，李明就进行了不少的天文观察。

李明在中国虽然有四年多时间，但是，由于他大部分时候在地方传教，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普通信徒，而非文人士大夫，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而他在中国期间向上级写了不少信件本来可以弥补不足，但因信件都是拉丁文手稿（其信目录见附录二），无法识读，很是遗憾，所以，介绍李明在中国的活动只能因陋就简，概而言之。

一、传教

李明是传教士，传播上帝福音，使异教徒皈依是他的天职。在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后，李明便与洪若翰、刘应到外地传教，1688年4月14日到达山西省的绛州。三人在绛州分手后，洪若翰去南京，刘应留在山西，而李明则到了陕西，在那里管理方德望（Faber）神甫^〔86〕留下的教堂两年。^〔87〕

李明通过自己的著作，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方法，以及传教的困难告诉欧洲。一方面，是澄清有些欧洲人的误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委婉表达耶稣会的一些要求。

如在传教对象上，在利玛窦时期，传教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因为这些精英分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示范作用很大，一旦他们皈依基督教，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利玛窦发展信徒是宁缺毋滥的，主张注重信徒的质量，因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皈依较许多一般教友更有价值”^〔88〕。耶稣会的这一政策受到很多修会的诟病，后来逐渐被修正，在继续重视上层人士皈依的同时，也加强对下层民众传教。李明在其著中谈到了耶稣会在这一政策上的转变：“自从对汤若望神父的最近一次迫害以来，在目前的中国的基督徒中，我们不再考虑王公贵胄和大臣，但我们每年并未停止为官员、大学士和其他要人行洗礼，但的确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89〕李明也多处谈到他们不辞辛劳，深入穷乡僻壤与普通信徒传教的情况。

在传教方法上，欧洲传教士常常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持十字架”进行公开传教，而李明称，他是“通过宣讲圣经特别是个别劝导来培养老信徒的虔诚信念，个别劝导比在公众场合说的一切都要更为有效，公开的讲道往往要么由于人们的无知，要么由于传道者糟糕的口音而几乎没有人愿意倾听”^〔90〕。尽管自己的汉语不是很流利，但是信徒还是很喜欢他的布道。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耶稣会士在中国已经有了较好的传教基础。李明称：“在中国，我们拥有非常精心编制的教理书，书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全部教义、生命、奇迹、我主的死及上帝和教会的戒律。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对四福音书特别的阐述、有关伦理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论著，以及有理有据和众人皆可参加的论战；还有一生中不同阶段下所要进行的精神上的宗教修行仪式、圣事惯用的祈祷和训言以及针对学者们的神学，因为我们部分地翻译了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的《概论》（Somme）；最后是为教权所译的圣伊纳爵的《修炼》（Exercices）^〔91〕。编制这本书目的在于使福音传教的神圣种子四处传播，大量地开花结果”^〔92〕。

但是，在中国传教还面临不少困难。首先是中国传教区太大，在华传教士人数较少^〔93〕，每位传教士所负责的教区也较宽阔，在传统的交通条件下，要管理好这些教区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正如李明所言：

由我负责的陕西省是中国最辽阔的省份之一。我管理基督徒以及建立在相距一百多法国古里的地方的数个教堂，前往这些教堂的道路是如此艰险，甚至连马匹都派不上任何用场。我们在山里喂养了骡子，是为了去最容易到达的地方的那种旅行所准备的；在其他地方，几乎总是需要步行，要么攀爬岩石，要么溜下悬崖。我们从水中或泥泞中穿越山谷，暴露在老虎眼中，更多地暴露在隐藏在这个利于退却的地区的强盗眼中。

这里不再有艺术和大自然。……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的山谷比这里也要容易通行得多；或许对于中国，我们可以说，论美丽，世界上哪里也比不上它美，但一旦不再美丽，哪里也比不上它恐怖和吓人。^〔94〕

其次，中国人改宗的困难：对有身份的人和自认为精于科学的人通常不愿意听我讲解基督教的奥义，^〔95〕而最大的阻碍是中国法律允许实行的一夫多妻制度（详见本书第三章）。

最后，修会间、国王间的各种纷争给传教带来的困难（详见本书第五章）。

李明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使他更能体会耶稣会在华的“适应政策”，所以，当欧洲的“礼仪之争”日趋激烈时，李明就成了耶稣会“适应政策”的代言人。

二、科学观察

其他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由罗马教廷或修会派遣而来，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这些“国王数学家”虽然是耶稣会士，却并非是受耶稣会派遣来华，而是由法国国王派遣来的，他们来华的资金也全部由路易十四提供，因此他们在“民权方面仅服从国王”^〔96〕。而且，其他来华传教士的任务单一，就是来传播上帝福音，而“国王数学家”们除了传播福音，还肩负着明确的科学任务。正如柯尔伯曾经对洪若翰所言：

我的神父，科学不足以驱使你们渡重洋，离祖国，别亲友，而徙居别一世界。然而，劝化异教徒改宗以及把他们的灵魂争取到耶稣基督这方面来，常使你们的神父做此远行。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察，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97〕

李明也明确指出，“国王陛下为了完善自然科学，更是受到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热情的驱使，十年前下令他的六个耶稣会士臣民作为数学家去中国”^〔98〕。所以，“当我们肩负着国王、众大臣和皇家科学院的指示从巴黎出发时，除了完善自然科学这一计划外，没有为自己规定任何目标”^〔99〕。在传教团来中国之后，他们就有明确的任务分工：一、中国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为了配合中国观象台的天文观察，每天都要坚持在中国观察。二、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三、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四、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既包括自由七艺，也包括工艺。五、中国的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藏和物产等。^〔100〕

李明的主要任务是天文、地理方面的观察。

在到中国的途中，李明就进行了不少的天文观察。在暹罗，李明记录了一次对月食的观察，可能正是由于李明在这一方面的才能，他才被喜欢星象观察的暹罗国王留下。^〔101〕在北京期间，李明观察了观象台，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102〕在离开北京去山西绛州，李明等人对日食进行了观测^〔103〕，在回国的航行途中，李明也做了大量的天文观察^〔104〕。

传教团的一个任务是完善地理学的知识，所以，他们处处都留心观察。在去北京的旅途中，李明对所经城市，特别是北京、南京、杭州等城市作了详细介绍^〔105〕；对一些重要的河流（长江、黄河、大运河）^〔106〕、湖泊、港口（澳门、广州、宁波、厦门）^〔107〕也有粗略的记载，还绘制了从宁波到北京、北京到绛州的水路图和从南京到广东的水道图^〔108〕。

当然，李明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观察、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可能的话，任何事物都会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109〕。从其著作包罗万象的内容中也可以体现（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章）。

注释

〔1〕　［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著，王华峰等译：《葡萄牙的发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卷，第522—533页。

〔2〕　［美］邓恩著，余三乐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著者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　［法］沙不列著，冯承钧译：《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5页。

〔4〕　参见［英］博克塞（Charle R. Boxer）：《葡萄牙人的海上帝国，1415—1825》，纽约，1969年，第228—229页。转引自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　基督教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在唐代，称景教；第二次在元代，称也里可温教。明代传入的称天主教。

〔6〕　《明史·意大里亚传》，卷三二六，列传二一四。

〔7〕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征服，两国合并为一个国家，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任国王，故葡萄牙原来承担远东传教士的费用也由西班牙王室承担。

〔8〕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0页。

〔9〕　［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8页。

〔10〕　“龙华民神父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载《利玛窦全集》，第4册，附录。

〔11〕　汤开建：《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载高伟浓主编：《暨南史学丛书·专门史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15页。

〔12〕　韩霖、张庚：《圣教信证》，载《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1册，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

〔13〕　［德］魏特（Alfons Väth）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55页。

〔14〕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33页。

〔15〕　《柏应理传》，载［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14页。

〔16〕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p. 109-110.

〔17〕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135页。

〔18〕　《中国近事报道》，第294页。

〔19〕　［法］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页。

〔20〕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91年影印本，第169页。

〔21〕　Pastor. Storia dei Papi, Vol. XV, p.310．转引自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湾光启出版社1961版，第77页。

〔22〕　南志恒恒：《巴黎外方传教会史》，第一卷，第195页。转引自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25页。

〔23〕　［法］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26页。

〔24〕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230页。

〔25〕　1601年法国圣马洛的“马鲁古”公司首航香料群岛成功，在首相（首席大臣）马萨林的支持下法国人又分别在1604年、1620—1630年、1642年成立三个东印度公司，但成效甚微。

〔26〕　位于印度孟买以北，曾为欧洲与莫卧尔帝国的重要贸易港口。

〔27〕　也有作“洪若”、费赖之称其名为洪若翰，字时登（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23—434页）；而荣振华则称其名为洪若时登，字若翰（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35—237页）。

〔28〕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书简集》（Ⅰ），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另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269页。

〔29〕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13页。

〔30〕　参见［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塔查尔》，第654—655页。

〔31〕　也称“白进”。其个人传记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34—440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8—80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278—287页。

〔32〕　参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44—453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64—266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262—267页。

〔33〕　参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53—458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30—732页。

〔34〕　所以有人将其音译为“勒孔特”。

〔35〕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41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60页。

〔36〕　［法］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23页。

〔37〕　“国王数学家”的任命状如下：“‘吾人对于筹谋航海之安全，学术之进步，乐于赞助，但以为欲确期必成，势必遣派精于测验之学者若干人，前往中国、印度；兹有某耶稣会士某学有专长，勘应斯选择，特用王权任命为吾人之数学家。’下署路易王名，由考伯特附署，后书一六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洪若翰》，第426页。）引文中考伯特即柯尔伯，他在1683就去世，所以洪若翰等人的任命书不可能是考伯特附署。这可能是费赖之的引用错误或译者的翻译错误。

〔38〕　［法］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489页。

〔39〕　路易十四曾经宣布法国为“神权王国”，奉行法国教会独立自主政策，恢复高卢教会（Gallican Churches）的旧仪式。1682年，法国天主教大会通过四点宣言，将教会置于国王的统治之下。

〔40〕　［法］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41〕　［法］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26页。

〔42〕　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路线：从里斯本启程，南绕非洲好望角，经非洲东海岸，到印度果阿，再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或至日本，或至澳门。来华的耶稣会士在1687年前绝大多数是采用这一路线。而西班牙的多明我会来华路线则多由西班牙经过中美洲的墨西哥，西行到菲律宾，再向北行至中国的台湾、闽南地区。

〔43〕　《中国近事报道》，第24页；［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56—257页。

〔44〕　李明称他们离开暹罗的时间是1687年6月17日，《中国近事报道》，第24页；而洪若翰称他们离开暹罗的时间是1687年6月19日，《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58页。他们所乘商船据称是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见《熙朝定案》，载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含黄伯禄《正教奉褒》）》，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6页。本书中所引《熙朝定案》、《正教奉褒》皆载于该书，后引不再注出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7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271页；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39页。

〔45〕　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60页。

〔46〕　《大清律例》，卷20，“私自出境及违禁下海条”

〔47〕　赵尔巽：《清史稿》，卷125，“食货六”，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48〕　《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实录》，卷271，第6页。

〔49〕　金鋐，字治公，顺天宛平人，顺治壬辰进士，康熙二十五年任浙江巡抚。

〔50〕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270页；另见《熙朝定案》第166页：“礼部题为报明事。该臣等议得浙江巡抚金鋐称：西洋人洪若（指洪若翰）等五名由暹罗附粤商王华士之船到浙。据称欲往苏杭天主堂探望同教之人，如肯容留，情意长住内地等语。查既无凭照，应否准其留住内地，及探望同教，抑或谕令即回本国，合听部夺，以后凡贸易客商不许擅自携带外国人入内地，以杜奸弊等语。查定例，外国贸易人员不许久留内地，其洪若等五名不便久住内地，应交与改抚发出边境，令回伊国，嗣后凡海内贸易客商应行严禁携带外国人员，如违禁将外国人员携带入内地者，严行治罪，俟命之下日，通行该地官员，并收海税官员等遵行可也。”

〔51〕　《中国近事报道》，第37页。

〔52〕　《熙朝定案》，第166页。另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271页；刘准：《天主教行中国考》，下册，献县胜世堂，1923年，第51—52页。

〔53〕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42页。

〔54〕　李明著作称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月8日（《中国近事报道》，第44页），而洪若翰称到达时间是2月7日（《耶稣会士书简集》I，第265页）。杜赫德也认为李明等人是2月7日到达北京（Du Halde. Description of Emprie of China. London, p. 44.）。由于杜赫德是综合了五位数学家的著作，详尽地介绍了他们从宁波到北京的行程，所以他所列出的时间应该不会有误，故认定李明等人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688年2月7日。

〔55〕　详见《耶稣会士书简集》I，第269页；另见《熙朝定案》，第168—169页。

〔56〕　John W. Witek, S. J.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ome, 1982, p.52.

〔57〕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另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154页。

〔58〕　《中国近事报道》，第298页。

〔59〕　John W. Witek, S. J.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ome, 1982, p.52.

〔60〕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42页；方豪采用此说，不言具体离开中国的时间，只称李明“一六九二年抵法，转往罗马”。《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明》（中），第298页。

〔61〕　安文铸等编译：《莱布尼茨与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62〕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60页。

〔63〕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4〕　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330.

〔65〕　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页。

〔66〕　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7〕　John. W. Witek, S. J.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ome, 1982, p.58.

〔68〕　《中国近事报道》，第3页。

〔69〕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401页。

〔70〕　李明是1687年7月到达宁波，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

〔71〕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思想时期的英国》，第24页。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若有类似处均作此处理！）

〔72〕　“洪若翰神甫致拉雪兹神甫的信”，载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85—286页。

〔73〕　《中国近事报道》，第378页。

〔74〕　“洪若翰神甫致拉雪兹神甫的信”，载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85—286页。

〔75〕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59页。

〔76〕　《中国近事报道》，第298页。注：此页中1中有注释：罗文藻（1610—1690），圣名额我略（Grégoire Lopez）。说明罗文藻死于1690年。这是汉译者依据1990年法文版（第416页）翻译的，其实，此注释是1990年法文版加的，在李明1697年法文版中并未有此注释。

〔77〕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53页。

〔78〕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第158页。

〔79〕　郭慕天：《第一位中国主教罗文藻（1616—1692）》，《中国天主教》2002年第1期。

〔80〕　1693年康熙还传旨要求李明赴北京，所以清廷并不知道李明回国之事。

〔81〕　《中国近事报道》，第63页。

〔82〕　《中国近事报道》，第358页。

〔83〕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90页；［德］莱布尼茨编著，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苏霖神父关于1692年“容教诏令”的报告》，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84〕　《中国近事报道》，第201页。

〔85〕　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将李明的卒年写为1729年可能是笔误或打印错误，但由于其著影响甚大，故此指出（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9页）。如另外一本汉学著作就受其影响：李明（L. D. Le Comte, 1655—1729），见何寅、许光华著：《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86〕　方德望（Etienne Faber, 1598—1659），法国耶稣会士，1630年来华，曾长期在陕西的洋县、城固县、汉中等地传教。

〔87〕　《中国近事报道》，第303页：“洪若翰神父去了南京，刘应神父则负责管理山西的各个教堂，我也到那里同他待了一段时间，而后我又从山西前往方德望神父过去的传教团所在的——陕西”；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71页：“李明到陕西，在陕西从事了两年的皈依异教徒的工作，人们在其公之于众的写得极为典雅的回忆录中可看到一部分上帝对他的各种所倾注的恩惠。”

〔88〕　《利玛窦全集》，第四册，第365页。

〔89〕　《中国近事报道》，第334页。

〔90〕　《中国近事报道》，第304页。

〔91〕　也译作《神操》。

〔92〕　《中国近事报道》，第305页。

〔93〕　李明在华期间的耶稣会士人约有40人。

〔94〕　《中国近事报道》，第310页。

〔95〕　《中国近事报道》，第311页。

〔96〕　［法］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31页。

〔97〕　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Ⅰ），第251页。

〔98〕　《中国近事报道》，第21页。

〔99〕　《中国近事报道》，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