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入宋佛教稍衰之时却是西夏佛教兴盛期。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延祚近200年，约与宋代相始终。其地在西藏和中原内地之间，是西藏从西北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建国之前，佛教即由汉藏两地传入西夏。皇室崇信佛教，常自中国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传入西夏[114]，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于兴庆府建高台寺收藏《开宝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的西夏文。《西夏文大藏经》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昊还规定每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官民均需礼佛。礼佛圣节一年4次，分别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这一以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做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
1055年、1058年、1062年宋朝三次赠予《大藏经》，西夏毅宗李谅祚之母“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115]。之后的仁宗、桓宗推动佛教的力度尤大，不仅翻译刻印佛经、广修寺塔，还常常大办法事。法事往往由高僧主持，集印经、施经、读经、设道场、做善事等多种佛教活动为一体。
受唐宋时期中原和吐蕃流行的观音文化的影响，西夏也盛行观音崇拜，如天盛十九年（1167）“太后周忌之辰”，仁宗大兴法事，印施西夏文、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2万卷。又请国师等宣讲《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施贫济苦等。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观音经》等经各5万卷，请国师诵经并作法会达十昼夜。
民间私人出资施印佛经也有观音经典，如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陆文政刻施《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安十年（1083）由大延寿寺僧人守琼散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天庆七年（1200）七月十五日仇彦忠等为资荐亡灵父母及法界有情施印汉文《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乾祐十六年（1185）秋八月十五日比丘智通施刊《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不但是西夏流行的汉文佛经，根据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还是西夏僧人剃度出家所必须掌握的经文之一。行童中如能念诵《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十一种经文者之一，方可奏为出家僧人[116]。
此外流行的还有《十一面神咒心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和《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等陀罗尼经。
经典之外，西夏有大量观音的修习仪轨文本。如皇建元年辑成的汉文《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引导行者如何礼赞、召请、供养、观想观音本尊，并依修持此法所得加持力作勾招亡魂、施财安位、通念五夫、摄授众生等功德的一部完整的修法仪轨。还有西夏文《依圣观自在大悲心烧施法事》等五种仪轨。
西夏提倡佛教与吐蕃有密切关系。据《贤者喜宴》，松赞干布曾命人在党项热甫刚地方修建佛寺，并以弥药人为监工在康区建隆塘准玛寺[117]。此后吐蕃高僧入境传法，藏传佛教在西夏逐步传播。朗达玛灭佛之后，卫藏僧人多往与党项人与藏人杂居的多康学法，党项僧人保存藏文文献并弘法，对西藏的下路弘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夏立国后，不但继续前往吐蕃学法并成为学富五明[118]的大师，如西夏著名译师咱米桑杰扎巴就曾先后在西藏和印度超岩寺学过佛法，皇室还延揽西藏僧人前来传法，担任西夏的国师甚至帝师。
西夏的中后期，不少藏文佛经被译成西夏文和汉文，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从藏文本译成西夏、汉文文本，并被西夏信徒反复刻印、传抄，其传播之广泛远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上。传世的大量观音的修习仪轨文本，如《依圣观自在大悲心烧施法事》等五种仪轨多系藏地僧人所传。[119]皇建元年辑成的汉文修法仪轨《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也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因素。
藏地的六字观音修持法门在西夏流行。如《圣六字增寿大明王陀罗尼经》《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六字大明王功德略》《圣六字大明王心咒》和六字真言在河西地区流行不衰，元至正八年（1348）西宁王速来蛮重修莫高窟功德碑，即用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汉文六种文字刻写六字真言。
同时，藏传佛教风格的塔寺、洞窟和壁画内容大量出现。洞窟之中绘制观音经变画以十一面千手观音的数量占绝大多数，以榆林第3窟的价值最高、场面最宏伟，观音为十一面千手，具有显密结合的特色。或塑多种观音，如千手千眼观音、水月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及如意轮观音等。
尽管西夏观音文化在经文的译释和绘画方面表现出富有特色的吐蕃风格，但汉传观音佛教的特征依然显著：观音的身相特征呈现典型的中原女性化风格，出现了中原常见的女相观音；汉文观音佛典施印数量大，中原盛行的观音伪经在西夏也广为流布，如《高王观世音经》《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治病生法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等源于中原的观音伪经在西夏境内抄写刻印，不少汉文伪经还被译成西夏文印施。
西夏亡国后，仍有西夏遗民刊刻西夏文观音典籍，明代时西藏人云丹嘉措发起刻印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其祖上当系西夏灭亡前逃到藏区避难的党项人，是时西夏已亡国多年，而西夏遗民对观音的崇拜一如既往。
辽太宗引进观音像，奉为家神，佛教成为皇族的家教乃至国教。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由信佛到佞佛，佛事活动繁多，佛教臻于极盛。以密宗最为流行，“遥承唐密，近取新传，融会华严之学，倡导显密圆通”[120]。上层尊崇佛教，慷慨捐施，“凡民间建立佛寺，糜弗如意”[121]。民间寺庙香火鼎盛。政治上，高僧被加官晋爵；文化上，贵族化的义学宗派兴盛，学术化色彩浓厚，续刻房山石经和雕印《契丹藏》。佛教还通过僧俗信教者结成“千人邑”的形式向社会浸透。“千人邑”集资为寺庙补充道粮、建置藏经，组织各种佛事活动，如僧人善信，“结千人之友，为念佛邑，每会称念阿弥陀佛名号”[122]。道宗通梵文并精习佛法，苏辙使辽，谓“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群臣，执经亲讲”[123]。
辽代与北宋时间大体相当；辽与宋均接续了唐五代的佛教，然而与北宋佛教不同之处在于，辽代佛教与政治密切相关。“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十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124]辽太宗精通大乘佛教，他最早看到了大悲济世的观音菩萨笼络人心的功用，将白衣观音被奉为“家神”及契丹国的“佑护神”。至兴宗朝，将先行“拜山仪”后“诣菩萨堂仪”改为先拜“菩萨堂”次“行拜山仪”，更是把观音提升到相当高的地位。
除原有的观音经典外，东游入辽的中印度摩竭陀国僧人慈贤还译有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如意轮莲华心如来修行观仪》等密宗观音经典。民间流行的密法有《六字大明咒》《准提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问世后，汉地特色的准提法也渐渐流传。辽代末期密教衰落，但金刚界曼荼罗法《大准提陀罗尼》《佛顶准提咒》《六字大明咒》等仍在民间流行。
辽统和二年（984）蓟州玉田韩家韩匡嗣主持重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通体贴金，像高16米，极宏伟。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弘演法师及其弟子道广、义弘在多方募资多年筹划，建成宝坻县广济寺大殿，主祀观音、文殊、普贤。元代刘元改塑三大士像，其衣褶之流丽，雕饰之精巧，明清雕塑中难觅可与比肩者。
咸雍六年（1070）奉诏修复后的燕京法源寺被道宗更名为“大悯忠寺”，成为由皇帝亲临行香、建道场、饭僧的皇家寺庙。僧人善制集万人邑社“金玉之资”塑造百尺水月观音大像，又“化檀那近百千家，获舍利一万粒，封以金匮，贮以石函”，大安十年（1094）瘗于悯忠寺，《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记其事甚详。
金代王室崇拜佛教，金太宗利用佛教怀柔汉人，故奉佛尤谨，传说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瑞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每年设会、饭僧。历代帝王除维修与扩建旧有佛教寺院，还在各地兴建寺刹精舍，布施币帛良田。如太宗天会二年（1124），在山西应县建净土寺。天会六年（1128），扩建大同普恩寺。天会十五年（1137），在五台山佛光寺，建大文殊殿和天王殿。熙宗天眷三年（1140），重修大同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皇统三年（1143）在朔州建崇福寺的弥陀大殿。
熙宗还支持佛经刻印，皇统八年（1148）在解州天宁寺翻刻《开宝藏》，雕印汉文大藏经《赵城藏》。次年，比丘尼崔法珍等人亦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与《赵城藏》同时毕工。
金代对观音的崇奉沿袭辽代内容，显密并重。崇福寺的弥陀大殿供奉西方三圣，南壁所绘观音像为密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高4.68米，几乎布满了南壁整面墙，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壁画。五台山灵岩的观音还引来印度僧人的瞻礼：据《佛祖历代通载》等记载，皇统年间（1141—1148）北印度末吽哈啰悉利（1103—1165），与其从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至五台山礼文殊，又于灵岩礼观音，绕观音像，旋绕必千匝而后已。匝必作礼。礼必尽敬。
除以净土寺、弥陀殿、大士殿、大悲殿等寺院殿堂供奉观音外，金代燕京城南还有以观音为名专奉观音的寺庙，据明人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南宋末年金兀术将杭州供奉的观音大士像随玉帛图籍掳往北方，僧人智完率徒以从，在北京城西南五里的玉河乡，“建寺奉之，此观音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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