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记南诏大理国之后的大理风土人情：“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明代云南首任布政使张
在《荡山寺记》载：“大理为郡，负山而面海。由唐以来蒙段氏据而有之，殆六百年。二氏皆为白人，西南夷为类虽杂，知文教者唯白焉。其俗嗜佛尚释；段氏有国用僧为相，或已任而更出家，故大理佛教最盛而僧拔萃亦多。”其《具足禅院记》载：“西南诸种，曰白、曰爨、曰僚、曰夷，而旁孽庶丑，又不可悉记。独白人事佛，余种皆不之信，盖其习气使然，无足怪者……白人修缮刹宇，寻袭师宗，事佛惟谨。”
汉传佛教约于公元7世纪从四川传入云南[125]，传入的教派为中原的大乘显教。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714），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佛屠像，云南始有佛书。”[126]佛教通过官方渠道传入南诏国。南诏国王每年接受密僧灌顶，并仿唐建立内道场、设置内供奉僧、赐师号、赐紫，讽诵《仁王经》[127]以攘外敌。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的汉传佛教有净、禅、教[128]、密四支，无论显密，各有法会仪轨。《金刚经》《仁王经》等中原密宗经典，曾在云南广为流传。大理三塔塔藏文物中，就发现过《金刚经》一残卷。唐代密教对观音、佛顶尊胜佛母，毗沙门等的修持法门，也大部分于南诏时期传入云南。相传皮罗阁时，“算卜欲建寺白崖，卜告吉，又云地下有三截观音……掘之果然”[129]。盛唐以后最流行的观音造像，主要是对千手千眼观世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羂索观音等密教观音造像。这些观音，都出现于张胜温绘《梵像卷》[130]中。在大理写经[131]中，还保存有智通译千手观音的经典。
南诏中后期时佛教在云南广为传布。特别是南诏王劝丰祐（824—859）兴建寺宇、佛塔，铸造佛像，迎请西方摩伽国僧赞陀崛多为国师，封之为瑜伽教主，修建了国内最大的观音寺——崇圣三塔寺。841年开凿剑川石窟，其中有甘露观音、愁面观音等石刻观音像。
由于南诏在与唐的交往中总屈居人下，随着权力意识的觉醒，军事力量的逐渐强大，为显示独立性和自主性，南诏王室以佛教为基质，依托密教，创造了阿嵯耶观音，与汉传佛教抗衡。《南诏图传·文字卷》记：“保和昭德皇帝（劝奉佑）绍兴三宝，广济四生，乃舍双南之鱼金，仍铸三部（当为佛部、莲花部和金刚部）之圣众。雕金卷付掌御书巍丰郡长，封开南各张傍，监副大军将宗子蒙玄宗等，尊崇敬仰，号曰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以阿嵯耶观音为崇奉核心的佛教成为其治国意识形态和教化传统。
世隆（860—877年在位）时期“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132]。《僰古通纪浅述》云：“（蒙世隆）凯回至国，以所得金银钱粮写《金刚经》一部，易长观音像，铜钟一二，效之而写《金刚经》，设观音道场。”对密宗观音表现出莫大兴趣。
继任者隆舜钦奉佛教，尤其扶持密宗，甚至自号“摩诃罗嵯耶”[133]，改年号为“嵯耶”。嵯耶九年（897），隆舜接受密宗灌顶，同年获观音真身像：“至嵯耶九年丁巳岁，圣驾淋盆，乃有石门邑主罗和李忙灵奏云：‘自祖父已来，吾界中山上，有白子影像一躯，甚有灵异，若有人取次无敬仰心，到于此者，速致亡口，若欲除灾禳祸，祈福求农，致敬祭之，无不遂意。今于山上，人莫敢到。’奏讫，勅遣慈双宇李行将兵五十骑往看寻觅，乃得阿嵯耶观音圣像矣。此圣像即前老人所铸也。并得忙求所打鼓呈示摩诃，摩诃倾心敬仰，镕真金而再铸之。”
“至武宣皇帝摩诃罗嵯（隆舜），崇像教真宗，自获观音之真形，又蒙集众之鼓”。阿嵯耶观音真身的适时出现，使南诏顺利地确立了其密宗观音佛王的地位。《僰古通纪浅述》记载蒙隆舜“乃以兼金铸阿嵯耶观音……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梵僧携来的阿嵯耶观音被南诏王隆舜有意识宣扬，称之“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将南诏立国说成是观音化梵僧授记的结果，通过“佛化＝王权化”使南诏政权带上神授的色彩，并以佛法治国，“钦奉圣象，揭扬圣教”，阿嵯耶观音信仰作为国教得到确立，阿嵯耶观音成为赐国、护国、强国、福国的护国神祇，其地位已经远超阿吒力教主大日如来。
舜化贞帝继续崇奉阿嵯耶观音，不仅募铜造“雨铜观音像”，中兴二年（898）命人创作《南诏图传》[134]祈求观世音挽救南诏国运。《南诏图传》及其文字卷成为记录梵僧观世音事迹最为详尽的传世文物。全图由“铁柱记”“巍山起因”“西洱河记”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巍山起因”，即以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梵僧携阿嵯耶观音像来云南大理传教的经过。所绘观音幻化故事共六段，每段代表一化，内容与万历《云南通志》卷十所载“观音七化”条的记载大体相当。文字卷第六化云：“圣僧行化至忙道首领李忙灵界焉。其时从机者味，未识圣人。虽有宿缘，未可教化。遂即腾空乘云，化为阿嵯耶像……乃于打更鼓之处，化一老人云：‘吾乃解熔铸，作此圣容所见之形，毫厘不异’……忙灵惊喜从之，铸作圣像，及集村人更鼓，置于山上焉。”《云南通志》第七化所载内容则见诸《南诏图传》文字卷，其文曰：“保和二年乙巳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华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于今何在？”指明梵僧的姓名、身份及时间，为南诏国保和二年，即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梵僧菩立陀诃携西域莲花部[135]尊阿嵯耶观音来滇传教，被当地民众接受，誉梵僧为“梵僧观世音”。[136]对于梵僧带来的密教阿嵯耶观音，文字卷云：“大矣哉！阿嵯耶观音之妙用也，威力罕测，变现难思，运悲而导诱迷途，施权化而拯济含识，顺之则福至，逆之则害生。心期愿诣，犹声逐响者也。”
南诏观音的佛王地位在隆舜时期确立后，从舜化贞到大理段氏王室均以佛教为国教，无限提高信奉佛教和供奉阿嵯耶观音的作用，《南诏图传》文字卷就说自南诏王信奉佛教以来，国家“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
《南诏图传》中的阿嵯耶观音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第99页中以“真身观世音菩萨”的名义出现。《梵像卷》中出现了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易长观世音菩萨、南无孤绝海岸观世音菩萨、菩陀落山观世音、南无白水精观音、南无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等20多种观音名号，但唯独称阿嵯耶观音为“真身观世音菩萨”，称阿嵯耶观音所化现的梵僧为“建国观世音”，足见阿嵯耶观音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地位之重要。
自从《南诏图传》中第一次出现了阿嵯耶观音像，阿嵯耶观音就逐渐成了云南佛教密宗的主尊。大理国段氏亦视阿嵯耶观音为家族保护神，阿嵯耶观音造像大量产生。大多为铜胎鎏金铸像，其造型风格基本一致。
自1095年大理国起，因权臣高氏的大力倡导，云南大乘佛教进入瑜伽密宗与中土密宗、密宗与显宗兼容并蓄的局面。但是随着显宗势力的增大，密宗在云南的影响渐衰，阿嵯耶观音的地位也明显跌落。最明显的是反映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中。
《梵像卷》共分136页，其中21页与观音有关，占七分之一。但观音并非主角——以法界正源为画卷的主题，以释迦佛、药师佛居于画卷中心，暗示佛陀为法界之源，佛教禅宗的正源，从崇奉观音转向了以禅宗为主的佛教。而观音图像只占有一个单元，梵僧观世音作为南诏建国观音，只与大理国高僧大德同属一个阶序。
与此同时，十一面观音，这一有着历史渊源的中原正统佛教神祇取代了建国观音成为大理国的护国神祇。
十一面观音，在密宗六观音中主救济、破修罗道，给众生以除病祈福灭罪的现世利益。关于南诏十一面观音的记载至今仅见于《僰古通纪浅述》：“（赞普钟）二年癸巳（753）……唐使张阿蛮领青龙白虎二兽及兵万众，吸洱河水涸干，无机可遏。忽有一老人告主曰：国将危矣！何不急救？主曰：此一大怪事，非人力所能，奈何！老人曰：君无忧焉。我有法术可殄。翁乃画一观音，有十一面，座下画一龙虎，敬于法真寺内。”[137]
南诏确立阿嵯耶观音佛王信仰，借用了东南亚的观音形象，表征的是王权佛授，所以阿嵯耶观音像在观音佛王传统得到传承时是佛王造像；南诏大理国相继灭亡，观音佛王信仰遭到破坏，阿嵯耶观音像就摆脱了佛王像的内涵，开始民族化，从梵僧观音、阿嵯耶观音演变为“观音老爹”。明成化年间的一件观音老爹与圣母（观音老母）合龛石刻像[138]，观音老爹素服长袍，头戴风帽，白发长须，左手持瓶，右手扶杨柳枝拐杖，正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面露微笑。造像题记谓之“南无建国梵僧观世音菩萨”。作为男性长者形象的观音老爹，实际上是白族阿叱力[139]的形象。却依然被称为梵僧观音，虽名不符实，但表明南诏时期梵僧观音的影响依旧未曾式微。
【注释】
[1]〔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7页。
[2]同上，第205页。
[3]谢敷，约当简文帝、孝武帝时人（371—396），《光世音应验记》的编撰早于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
[4]〔东晋〕竺道生《法华经疏》，《大正藏》第85册，第196页下。
[5]〔南朝梁〕陆云：《御讲般若经序》，《广弘明集》卷十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5页中、下。
[6]〔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463页中。
[7]傅亮：《观世音应验记》，参见牧田谛亮《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70印行，第15—16页。
[8]〔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大正藏》第50册，第385页中。
[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僧明传》，《大正藏》第50册，第692页下—第693页上。
[10]［印度］龙树：《十住毗婆沙论》卷五《易行品》，《大正藏》第26册，第41页中。
[11]〔东魏〕昙鸾：《赞阿弥陀佛偈》，《大正藏》第47册，第421页下。
[12]同上，第421页中、424页中。
[13]〔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卷四将此经列入失译录之中，但到了隋代的费长房根据《法上录》认为其为东晋竺难提所译。分别见：〔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四，《大正藏》第55册，第22页中；〔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七，《大正藏》第49册，第72页上。此后各经录沿袭费长房的说法，如〔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卷十二，《大正藏》第55册，第509页上、第601页上。
[14]〔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95页下。
[15]〔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100页下；〔隋〕翻经沙门及学士等合撰：《众经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152页中。
[16]《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大正藏》第21册，第542页上。
[17]《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18]同上，第471页。
[19]〔唐〕道绰：《安乐集》卷下，《大正藏》第47册，第19页上、下。
[20]〔唐〕善导：《观经正宗分定善义》卷三，《大正藏》第37册，第270页上。
[21]同上，第270页上。
[22]同上，第268页下。
[23]〔唐〕善导：《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大正藏》第47册，第25页上。
[24]〔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少康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1—632页。
[2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863页中。
[2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八，《大正藏》第50册，第826页中、下。
[27]〔唐〕释迦才：《净土论序》，《大正藏》第47册，第83页下。
[28]同上，卷中，第95页下。
[29]〔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唐越州诸暨保寿院神智传”，《大正藏》第50册，第869页。
[30]〔唐〕阿地瞿多：《陀罗尼集经》卷二，《大正藏》第18册，第803页中。
[3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大正藏》第50册，第877页。
[32]〔唐〕康骈撰：《剧谈录》卷下，四库全书本。
[33]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34]〔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二《祈祷灾异》，《续修四库全书》第12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5]咸淳《临安志》卷八十“观音妙智院”条。
[36]嘉泰《会稽志》卷七“圆通妙智教院”条。
[37]梵文“Pota1aka”，又译为普陀洛迦、补陀洛迦、补陀落加、补怛罗迦、布怛落伽、布怛洛迦。
[38]〔宋〕祖琇：《隆兴编年通论》卷十三，《大正藏》卷四十九，第761页。
[39]〔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六，清乾隆甲午年刊本，第5页。
[40]〔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五，求日益斋刻本，第15页。〔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17也有记载。
[41]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底本，可能系《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北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印本传到西夏，西夏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予以收藏，同时召集回鹘僧人将其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字。据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所附的发愿文载，自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起，由国师白法信和以后的智光等32人参与翻译，到天祐民安元年（1090）译完，共译出362帙，812部，3579卷。此后，从大庆元年（1140）到乾祐二十四年（1193），又据“南北经”重校一次。南经可能指《开宝藏》，北经可能指《契丹藏》。
[42]指观音、真武上帝、碧霞元君和关羽。
[43]傅吾康主编：印尼《苏北棉兰辖属浮罗把烟清音禅寺碑记》，《印度尼西亚华人铭刻汇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印行，第92页。
[44]根据明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九卷记载统计。
[45]方长生主编：《普陀山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46]〔清〕顾禄：《清嘉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51页。
[47]〔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48]政协江苏省江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都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1986年5月，第106页。
[49]〔明〕徐道、程毓奇：《历代神仙演义上》，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历代神仙演义》为《历代神仙通鉴》的别名，此书又名《三教同原录》《神仙鉴》等。
[50]《道藏辑要》柳集《忏法大观》。
[51]赵望秦、贾二强校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52]〔清〕不题撰人，《鬼神传》第9回，《雷峰塔传奇·狐狸缘·何典》，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53]〔明〕杨志和：《西游记传》，收于《四游记》，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82页。
[54]周濯街：《玉皇大帝与观世音》，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55]林孝胜：《典型华族庙宇玉皇殿》，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版，第117页。
[56]释印光：《石印普陀山志序》，《印光法师文钞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801页。
[57]《泉郡·晋南地名探源·寺庙考》卷十六之十六《紫溪庵》，明紫竹居士原撰，王刚轩审核，千和山人重编，毅轩斋主辑纂，王侯福审定。
[58]傅吾康主编：《印度尼西亚华人铭刻汇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印行，第391页。
[59]陈荆和、陈育裕编著：《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2年版，第57—58页。
[60]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61]《宝箧经》汉译本名《佛说大乘宝箧庄王经》，系中印度天息灾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译成。
[62]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63]《玛尼全集·国王的二十一个事迹》，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64]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联合出版），第34页。
[65]巴沃·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66]《宁妥永丹贡布密传》，拉萨雪印经院木刻版。
[67]巴沃·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68]关于《宝箧经》的译者，《玛尼全集·宝箧经》跋记载：“（《宝箧经》）由印度堪布孜纳米札、达腊西拉和藏族翻译师班得益西德翻译并校订。”益西德全名，8世纪人，比土弥桑布扎晚大约2个世纪。而元朝喇嘛布顿法师在《佛教史大宝藏论》甲二《分说西藏佛教如何而来》一章中说：“藏王（指松赞干布）也在此闭户专学了四年，继后，也译出了《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等。”在乙三《西藏所译出的佛经和论典目录》记载，《宝箧经》的译者并非土弥桑布扎。
[69]关于土弥桑布札与《观音二十一部经续》，尚有疑问：1.土弥桑布扎被认为是藏文创始者，但从理论上说，创制文字需要时日，发明之后应用实践亦需一定时间，发展完善又需一段时间，土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后，就亲自将复杂深奥的梵文经籍译成藏文的可能性不大；2.《甘珠尔》中收录的19部观音经续的后跋除《诸佛名号经》的后跋记载为土弥桑布扎翻译，余皆无载。
[70]贵·循努白：《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71]布顿仁庆珠著：《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72]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73]同上，第48页。
[74]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7页。
[75]此目录中所载的密部典籍虽只有事行两部；但在赤松德赞时，已曾请印度密宗法称大师，传授瑜伽部灌顶。
[76]又译作静命、希瓦措，出生于孟加拉，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与其戒师智藏及弟子莲花戒，合称为东部三中观师。其所倡自续中观派论点，对后世藏传佛教一些流派有直接影响。著有《摄真实论》等。
[77]莲花生大师是古印度乌仗那国（即今巴基斯坦之斯瓦特）人。据多罗那他于1610年所著《莲花生传》所载，约于摩揭陀国天护王时出生于乌仗那王族。据智慧海王《莲花生传》所述年月推算，他受吐蕃土赤松德赞之邀，于750年由印度启行至尼泊尔，752年至拉萨，秋季，与寂护共同创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761—774年组织译师把一些重要显密经典译为藏文。约于804年离藏。他帮助西藏正式建立了佛教传播的基础，后世以其入藏弘密作为密教传入的开始。
[78]藏族习惯上把前弘期所译的经典和莲花生等所传的法门叫作“宁玛”，即旧密，而把后弘期所译的经典和莲传承的密法叫作“萨玛”，即新密。
[79]八法如来齐聚坛城包含八部法门，也叫“修法八部”，即：文殊身坛城、莲花语坛城、正行意坛城、甘露功德坛城、普巴事业坛城等五种出世间法部和鬼魅使咒坛城、咒骂恶咒坛城、世间祭祀三种世间法部。此处的出世间法，是修行者把自己的身、语、意、功德、事业相应地修成本尊之身、语、意、功德、事业，修哪一部分就用哪一部分的本尊。
[80]东噶·洛桑赤列：《东噶佛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6页。
[81]贵·循努白：《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82]此如意轮观音形象是三面二臂，右手持剑轮、左手持甘露宝瓶。
[83]贵·循努白：《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84]佛密为智足晚年弟子，入藏后广宏密法，传事、行、瑜伽三部，著有《入金刚界瑜伽修法》等书。
[85]迦湿弥罗，古国名。汉代称罽宾，魏晋后称迦湿弥罗、迦叶弥罗等。位于今天印度克什米尔地区。
[86]莲花戒先后三次分别撰写了《修习次第论》初篇、中篇、后篇。天竺堪布桥迦瓦玛及藏族译师智军两人由梵文翻译成藏文，今收录于中华大藏经《丹珠尔》（中观卷一）。
[87]月称，7世纪中叶大乘中观“应成派”（或名“随应破派”）创始人。他把龙树的缘起性空的理论发展成性空缘起，并发展了如何安立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二障差别，以及佛果位的尽有智如何观照世俗谛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对论敌的观点采用归谬论证法，只破不立，以破显宗。
[88]卡萨巴尼观音为藏传佛教金刚密宗观音50种观音之一，可以救人于八种危难。救八难为：救火难、救水难、救狮难、救象难、救蛇难、救牢狱难、救盗贼难、救非人难等。其形象为站立，右手做施愿印，左手执莲花于胸间。
[89]佟锦华：《拔协增补本》，黄不凡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90]沙武田：《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载敦煌研究院《敦煌吐蕃文化学术探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91]洛庆·仁钦桑布（958—1055），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译师，后弘期开山祖师之一。后人将其所译的和修订的佛经称为“新密咒”，之前西藏译出的佛经称为“旧密咒”。
[92]巴日仁钦扎（1040—1111），出生于阿里，是萨庆更嘎部的上师，任萨迦寺主持10年，对观音不空羂索等观音法门的贡献很大。
[93]东噶·洛桑赤列：《东噶佛学大词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8页。
[94]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
[95]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17页。
[96]阿底峡（982—1054），是藏地复兴佛教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社护罗国（在今孟加拉国）国王善祥次子，原名月藏。幼年出家，依止多位印度班智达学习天文历算、医药、因明学及佛学，成为印度最著名的班智达。1034—1038年在密教重地的超岩寺任住持。59岁时应古格国王益西沃之请到古格传教3年，写了《菩提道灯论》等著作。72岁圆寂于聂塘。
[97]又译佛智足，是中观派寂护之弟子。
[98]贵·循努白：《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99]东噶·洛桑赤列：《东噶佛学大词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7页。
[100]贵·循努白：《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5页。
[101]《金刚蔓》即《坛城仪轨金刚蔓》，是印度人阿巴雅苦修无上瑜伽，经过多年修习写成的密宗修法集，为密宗传承中的一个重要法脉。《金刚蔓》法本在西藏有很多译本，比较被认可的是恰译师切季拜的版本。这一法统至今仍在西藏传承。
[102]东噶·洛桑赤列：《东噶佛学大词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8页。
[103]阿底峡尊者：《西藏的观世音》，卢亚军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04]息：消弭一切伤害，除外、内、密之障碍；增：财富、寿命、福报、子息增长；怀：增加权势地位；诛：可破除一切怨敌。
[105]仓杜瓦钦波（1144—1204），法名楚臣森格，修赛噶举派大德。
[106]此处1克约重14千克。
[107]益西孜莫：《一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08]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151页。
[109]又名法王禅定洞或法王洞，是一座建在岩洞里的宫殿，相传为松赞干布修行之处。
[110]即党项人。
[111]巴沃·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前揭书，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同时参见黄濒：《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12]噶玛拔希（1204—1283），噶举派中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
[113]王红梅：《元代回鹘文刻本文献断代考论——以藏密经典<观世音本尊修法>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6期。
[114]可能是《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
[115]〔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八引《宋史·夏国传》，龚世俊等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11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117]黄濒：《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18]五明，亦称五明处。“明”指学问。“五明”指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
[119]多由在西夏传播藏传佛教的贤觉帝师或五明国师嘟也阿难捺所传。
[120]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12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12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123]〔宋〕苏辙：《栗城集》卷四十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0页。
[124]〔元〕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6页。
[125]现存王仁求碑立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碑额上就刻有佛龛。现存大理国写经保存了唐代官本写经的格式，表明南诏写经是通过官方渠道传入。其中《护国司南抄》书法有“晋人笔意”，受唐初唐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及其书法的影响明显。其他写经和绘画中，多有“仏”“圀”等唐武周时新字，表明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至晚是在唐初，具体地说是唐武则天时期。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张道宗《记古滇说集》等文献中，亦记载云南的佛典及书法是从汉地经四川传入的。
[126]在南诏国的发祥地云南巍山发现了752年迁都前的蒙舍诏故城二处。其一发现有“口方广佛”字样的有字瓦。《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汉地佛教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经名印在当地出土的瓦上，表明此已经在云南广泛传播。这是8世纪初佛教已传入云南的又一证据。另一蒙舍诏遗址得石刻佛、菩萨像约180余件。19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李玉珉及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何恩之（HowardA．F．）等人在巍山考察了这批佛像，一致认为是属于唐代的造像。足以证明南诏王盛罗皮时，张建成入朝带回浮屠、佛书的可靠性。
[127]南诏流行的《仁王经》，是不空奉诏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据云能“福资先代，泽及含灵，寇盗永清，寰区允穆”，故唐代宗以后“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寇虏”。
[128]所谓教是指与禅宗不同的天台、华严、唯识等偏于讲经说法，重在佛教教理的中国佛教宗派。
[129]见诸淡生堂本《南诏野史》。
[130]全名为《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卷纸本，全长1635.5厘米，宽30.4厘米，为大理国盛德五年描工张胜温所绘。自明初发现后，屡经更改装帧，图序凌乱。现参照清代经章嘉活佛整理修订、丁观鹏重绘的摹本“法界源流图”加以校刊，发现摹本删去了原图第51～58幅，即和尚张惟忠，贤者买口嵯、纯陀大师、法光和尚、摩诃罗嵯、赞陀崛多、沙门口口及梵僧观世音菩萨等八大本土祖师的内容。在原图中，这八大祖师像列于第42～50幅所绘禅宗八祖之后，是佛教传入云南最有影响的人物。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玉珉考订，云南的八大祖师，既有汉传佛教禅宗的祖师，如和尚张惟忠，贤者买顺等，也有阿吒力教的祖师赞陀崛多，梵僧观世音等。然而排在前面的则为佛教禅宗的传承人。
[131]写于大理国天开十年（1214），经文中夹写梵文。发现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
[132]木芹：《南诏野史会正》，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133]“摩诃罗嵯耶”兼有“摩诃罗嵯”和“嵯耶”之意。“摩诃罗嵯”是梵语的音译，意为大王。“嵯耶”一词当为“阿嵯耶”的简称。
[134]此图传系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899）由王奉宗所画，原藏于清宫，今存日本京都有邻馆。观音幻化的故事，同时见于云南地方史籍《说古滇说》《棘古通记》《南诏野史》及清代著作《洱海丛读》《滇释纪》等。
[135]为密教胎藏界三部之一，金刚界五部之一。又称观音部、法部，略称莲部。此部表众生本具净菩提心之理德，又表示如来大悲三昧之德。盖众生本存自性清净之心，虽于六道四生、迷妄界等生死泥中流转，而其本有之净菩提心亦不染不垢，犹如莲华之出淤泥而不染，故称莲华部。
[136]《张胜温画卷》第57开紧接赞陀崛多像之后，就有“梵僧观音”的图像。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窟区有刻于大理国盛德四年（1179）的“梵僧”观音像。在沙登箐窟区，近年又发现有一处尚未完工的梵僧线刻像。这些文物表明弘传云南的密宗阿吒力教应源自印度。
[137]尤中校注：《僰古通纪浅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138]收藏于大理州博物馆。
[139]阿叱力，又译阿叱黎、阿阇黎等。意为“导师”“规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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