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的事

故事中的事

我要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既不是某个公众人物的自传，也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尽管我有过许多奇遇，但与我内心所发生的一切相比，这些不过是陪衬，更不是一个处心积虑地寻找信仰的事例——因为信仰是不知不觉地降临于我的。那几年里，我并没有试图去寻找它。我所讲述的，仅仅是一个欧洲人发现伊斯兰并在穆斯林社会进行自我完善的故事。

我从未想过要写下我的故事，因为我并不认为我的人生中有什么能引起别人兴趣的事。但是，在我离开西方25年后，1952年初我去了巴黎，然后是纽约，此时，我不得不改变这种观点。作为巴基斯坦派驻联合国的特命全权公使，我自然要在公众场合露面，我的欧美朋友和熟人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开始，他们猜测我是因某一特定目的而被东方政府雇用的欧洲“专家”，而我呢，也在随和地使自己适应我服务国家的工作方式。但是，当我在联合国的活动明显表明，我不仅在“职务上”，而且在情感上和理智上也融入到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目标中去时，他们开始变得有些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询问我过去的经历。他们知道了很早以前我是欧洲大陆多家报社的国外通讯记者，在经过几年中东地区的广泛游历后，在1926年成为穆斯林。归依伊斯兰后，我在阿拉伯住了近六年，享受着与伊本·沙特国王的友谊。离开阿拉伯后，我去了印度，在那里，我遇到了伟大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巴基斯坦构想的精神之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不久，他劝我放弃去新疆、中国内地和印尼的计划，继续待在印度，帮助阐明未来的伊斯兰国家（那几乎只是有远见的伊克巴尔的一个梦想）的知识前景。与伊克巴尔一样，对我来说，这个梦想代表了一条路，也是唯一一条复兴所有沉睡中的伊斯兰的希望之路。即创建一个政治实体，不仅通过共同继承，也通过共同坚守的意识形态将人们维系在一起。多年来，我专心于这个理想，学习、写作、演说，最终获得了伊斯兰法律和文化导师的名誉。当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的时候，该国政府召我来组织和管理伊斯兰重建局，并详细阐述伊斯兰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和社会，以供新生的政治组织借鉴。在投入到这个异常鼓舞人心的活动中两年后，我被调至巴基斯坦外事服务部门，任命为外交部中东司负责人。在那里，我专注于加强巴基斯坦与穆斯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后来我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负责处理巴基斯坦事务。

所有一切表明，这远非一个欧洲人对他无意间居住的穆斯林社会的一种单纯的外部适应，这更是一种有意识的、真挚的忠诚转换，从一种文化环境转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这对我的大多数西方朋友来说似乎觉得非常奇怪。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何以如此彻底地将自己融入穆斯林社会，并且毫无保留。他怎么可能为了伊斯兰而放弃他的西方文化传统呢？是什么让他接受了一个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远不如所有欧洲思想的。

现在，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西方朋友们这么轻易地自以为是？他们中有谁曾经真的愿意去直接深入地了解伊斯兰——或者他们的观点仅仅基于前几代人流传给他们的那些陈词滥调和歪曲的观念？古老的希腊罗马思维模式将世界分为一边是希腊罗马，另一边是野蛮人。难道这些观念在西方人的头脑中还这么根深蒂固，以致于即便是在理论上，也不肯承认本身文化范围之外的任何文化的积极意义吗？

自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欧洲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仅仅以欧洲历史的角度和西方文化经验的立场来思考世界史。非西方的文明仅因存在而进入历史的画卷，拟或他们内部的某些发展会影响或已经直接影响了西方人的命运，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世界历史及其各种各样的文化最终不过是西方历史的延伸罢了。

自然，这样一种狭隘的视角注定产生歪曲的看法。他们习惯了详细地、有声有色地描述或讨论他们自己的文明成果，几乎不愿瞟一下世界的其他地方。一般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轻易屈从于这样的幻想：西方的文化经验不仅仅是优秀的，而且是世界其他地方无与伦比的。因此，西方的生活方式是判断其他生活方式的唯一有效标准——当然也暗示了。每一种与西方“标准”不一致的知识概念、社会制度以及道德评价本身就是一种不屑的存在。跟随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脚步，西方人喜欢认为，所有那些“其他”文明仅是西方一贯正确追求的道路上的众多挫折实验，或者，至多（对于嫡传而先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原始”文明来说）不过是同一本书籍中的连接章节，当然，西方文明是决定性章节。

当我向一位美国朋友——一个很有才智、颇有学术天赋的人详细解释这一观点的时候，开始他还有些怀疑。

“假设，”他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与外来文明的接触是有限的，但这种局限是由于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通信困难所导致的，在现代，这种困难不是基本上被克服了吗？毕竟，我们今天的西方人的确既关心自己，也关心我们自身文化范围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你难道忘了，过去的25年中有许多关于东方艺术和哲学的书籍在欧美出版吗？而且是思考东方人思想政治观点的书籍。当然，人们可能不会公平地看待西方人这种想了解其他文化可能给世界做出过贡献的渴望。”

“某种程度上，你可能是对的，”我回答道，“毫无疑问，古希腊罗马的观点现在不再完全起作用了。其棱角已经被大大磨平了——如果不是别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家更加成熟，已经对他们自身文明的许多方面有了醒悟和怀疑，开始考虑从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文化灵感。一些人开始说，也许人类的进步不仅仅是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是许多，原因很简单，人类在历史观上不是一个一致的实体，人类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有着大相径庭的想法的各种各样的群体。我仍不觉得，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比，西方真正对其他文化减少了傲慢：只是变得更加忍耐。”“请注意，不是针对伊斯兰——只是针对某些其他东方文化，他们为精神饥渴的西方提供了某种灵性，同时又离西方的世界观异常遥远，以致不能对其价值观形成任何真正的挑战。”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我回答道，“假设西方人在讨论印度教或者佛教的时候，他总是意识到这些意识形态与他自身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截然不同。他可能欣赏这样或那样的观念，却自然而然地永远不会考虑替换他自己观念的可能。因为他先验地承认这种不可能，所以他能够带着平静，常常也带着共鸣，来欣赏来沉思这些真正外来的文化。但当谈到伊斯兰的时候——与印度教和佛教哲学相比，伊斯兰对西方价值观来说决不是外来的——这种西方的平静几乎一定要被某种感情偏见所干扰。”

我有时候想弄清，是不是可能因为伊斯兰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太接近了，以致对西方的许多精神和社会生活概念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挑战？

我继续向他讲述几年前我形成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可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针对伊斯兰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在西方文献和当代思想中常常出现。

“要找到对这种偏见的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我说，“人们必须追溯久远的历史，尝试着理解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早期关系的心理背景。今天西方人对伊斯兰的想法和感觉源于十字军时制造的印象。”

“十字军！”我的朋友叫道，“你不是说，几乎是一千年以前的事情还在影响20世纪的人吧？”

“但这是事实啊！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你不记得心理学的早期发现受到怀疑吗？他们试图展示成年人的情感生活——大多是看起来不可理解的嗜好、体验和偏见，称为‘特质’——可以追溯到他性格形成的童年时期的经历，而国家和文明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群体吗？其发展也与早期的经历有着紧密联系。和儿童一样，这些经历可能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这些经验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或者，因为儿童对事件的天真误解，每种经历形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初始强度。十字军之前的一个世纪，即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千年末，可以看做是西方文明的童年……”

我继续提醒我的朋友——他本人和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这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开始看到自身的文化之路。新文学那时才开始在欧洲当地语言中出现，独立于几乎被遗忘的罗马传统。由于好战的哥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大迁徙，艺术处于昏睡状态。在西方基督教的宗教体验的激励下，艺术开始慢慢苏醒，一个崭新的文化世界正从早期中世纪的粗陋条件下产生。就是在那个关键的、特别敏感的发展阶段，欧洲以十字军的形式遭受了最可怕的冲击——用现代话讲，即“创伤”。

对于一个刚开始意识到自我的文明来说，十字军是最强大的集体印象。历史上，他们代表了欧洲最早的也是彻底成功的尝试，从文化统一的角度思考自我。欧洲在此之前或之后的任何经历均不能与第一次十字军东侵所带来的热情相提并论。极度兴奋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欣喜之情第一次超越了国家、部落、阶级的界限。在此之前，还是法兰克人、撒克逊人、德国人、勃艮第人、西西里人、诺曼底人和伦巴族人——一个部落和种族的混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大多只是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封建王国和公国，他们均承认基督信仰。但是在十字军中，宗教的凝聚通过十字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所有欧洲人描绘了一个像“基督教国家”这样的政教概念的共同理想，接着产生了“欧洲”的文化概念。1095年11月，教皇乌尔本二世在克莱蒙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激励基督徒向占领圣地的“邪恶种族”宣战，他发表了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西方文明宪章。

十字军的战争经历为欧洲带来了其文化意识的统一，但这同样的经历也注定为日后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兰带来曲解。不仅仅因为十字军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国与国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战争，接着被遗忘，有太多在当时看似无法消除的仇恨后来转化成了友谊。十字军带来的伤害不仅限于武器的碰撞；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对理智的伤害——毒害了西方人的心灵，通过有意篡改伊斯兰的教义和理想来反对穆斯林世界。如果十字军的号召仍是正确的，穆斯林的先知不可避免地被指为反基督的，他的宗教被以最过分的话语描述为邪恶和堕落的根源。十字军时代，认为伊斯兰是一种粗陋的感官论和暴力，是一种宗教仪式而不是心灵的净化，这种荒唐的想法进入了西方人的思想中，至今仍在作祟。在那个时候，穆罕默德先知的名字——同样是这个穆罕默德，他坚持让他的追随者尊重其他宗教的先知们——被西方人轻蔑地改为“Mahound”。独立调查精神的出现在欧洲还遥遥无期，当权者轻易就可以向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明散布邪恶的仇恨种子。因此，热情的罗兰之歌描述了基督教国家在法国南部战胜穆斯林“异教徒”的神话。这不是偶然的，这首诗不是创作于当时的战斗时期，而是3个世纪以后，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前夕，它很快成了欧洲的“国歌”这也不是偶然的，这首战争史诗标志着欧洲文学的开始，有别于早期的地区文学，足见对伊斯兰的敌视存在于欧洲文明的摇篮之中。

这似乎是对历史的讽刺，西方对伊斯兰由来已久的怨恨起源于宗教，而在宗教已经失去了对西方人思想的大部分控制的时代，这种怨恨仍在潜意识里存在着。不过，这也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一个人可能完全失去他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信仰，然而，一些和这些信仰相连的特殊感觉仍存在，不合拍地影响着他今后的生活。“而这，”我总结道，“正是西方文明这个集体品格所经历的。十字军的阴影在今天西方的天空之上盘旋，所有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的反应都带着那个顽固幽灵的明显印记……”

我的朋友沉默了良久。我仍记得他那高高的、瘦长的身影在房间里渡来渡去，他把手放在大衣口袋里，貌似困惑地摇着头。最后他说：“你的话也许有一定道理……确实，可能有，尽管我没有资格即刻评价你的‘理论’……但是无论如何，根据你对我讲述的，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的想法对你来说非常简单、并不复杂，但对西方人来说一定是非常不可思议、不同寻常的吗？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呢？你为什么不写你的自传呢？我相信那一定是一本让人着迷的书！”

我笑着回答：“嗯，我可能说服自己离开外事服务部门，然后写这么一本书。毕竟，写作是我的老本行……”

接下来的几周里，随后的几个月里，我玩笑的回答不知不觉失去了玩笑的一面。我开始认真思考记录下我的人生故事，这样无论如何总会帮助一些人掀开这个挡在伊斯兰、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式思维之间的厚重面纱。我的伊斯兰之路在许多方面都很独特：我不是因为在穆斯林中间生活很久才成为穆斯林的——恰恰相反，我是在拥抱了伊斯兰之后才决定生活在其间的。通过与西方读者交流，我颇为与众不同的经历是不是比继续担任外交职务（至于这个职务，我的其他同胞也同样可以来做）更能增进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相互理解呢？毕竟，任何一个有才智的人都可以成为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使节——但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一样地与西方人交谈呢？我是一个穆斯林，我也是西方人，这样我就可以讲述伊斯兰和西方共同的智慧语言。

因此，到了1952年底，我从巴基斯坦外事服务部门辞职，开始写这本书。这本书是不是像我的那位美国朋友说的那样让人着迷，我不敢说。我只能尽力从一些旧笔记、不连贯的日记和一些我当时所写的报纸文章中——纷乱的发展路线绵延了许多年、跨越了广袤的地理空间——寻找我的记忆。

本书不是我一生的故事，仅仅是我离开阿拉伯到印度前的那些年——在令人兴奋的那些年，我几乎畅游了在利比亚沙漠和帕米尔白雪覆盖的山峰之间、博斯普鲁斯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所有国家。在行文中介绍的、应该被记住的，就是我1932年夏末从阿拉伯中部到麦加的最后一次沙漠之旅这条时间线：因为在那23天里，我完全弄清楚了我的人生目标。

下面几页关于阿拉伯的描写已不复存在，其孤寂和完整已被强劲喷涌的石油和石油带来的金钱击碎。它的异常简单已经消失了，这种简单曾是那里所特有的。伴随着这种因某种珍贵东西不可挽回地消失所到来的痛苦，我想起了最后一次漫长的沙漠之行，我们两个人，骑着两头单峰骆驼，穿越那让人眩晕的沙漠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