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景福 温 华
萨迦派是西藏佛教的主要教派之一,也是西藏后藏地方旧贵族昆氏家族的御用教派。它的主寺萨迦寺,建立在西藏萨迦地方,由此而得名。因该教派寺庙墙上刷有红、白、蓝三色条纹,故又称“花教”。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该教派是西藏地方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它的领袖人物在这一时期曾任职过中央,管理全国各地的佛教事务。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这一派领袖人物对此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该教派在历史、政治等方面有一定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对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略作探讨。
一、萨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受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它的变化。自公元9世纪末,由于赞普朗达玛被杀,以及受人民大规模起义的冲击,吐蕃王朝彻底崩溃,西藏地方出现了分散混乱的局面。但公元10世纪初,西藏开始进入农奴制的封建社会,原来孕育在奴隶制社会中的封建经济的萌芽,由于吐蕃王朝政权的被推翻而得到了发展。解放了的奴隶有了一小部分的经济,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大部分仍然沦为农奴）。那些在吐蕃奴隶主王朝被推翻后经历动乱而存留下来的王室贵族后裔,转化为新的封建领主。到了10世纪下半期,这些新兴的封建领主,已经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并成为左右一方的政治实力派。他们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农奴制度,急需要一套新的上层建筑来为其服务,其中自然包括宗教在内。例如,在阿里地区的封建领主智光（朗达玛之欧松五世孙）就依靠其地位和财力,派人去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学习佛典,于返藏后建寺修塔,大量翻译经典,传播佛教和佛教文化。与此同时,一些在朗达玛灭佛时逃往康、青等地区的僧人仍在继续其佛教的传播活动。卫、藏地区一些失去原有地位的吐蕃王室贵族的后裔,为了寻求出路,在新兴的封建领主的资助下,奔赴康青地区拜师学法,返藏后也广建寺院,收徒传法。这样,大约经过百余年,一度一蹶不振的佛教又在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的扶持和倡导下,再度在西藏地方兴盛起来。这就是西藏佛教史称谓的西藏佛教的后弘期。
到了公元11世纪以后,西藏封建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通过对广大农奴的压榨剥削,经济势力较前雄厚,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依附于不同封建领主集团的佛教徒之间,出现了互相标榜的宗教狂热。一些从印度、尼泊尔以及康青地方进藏的僧人,流派传承不一,加之一些高僧大德,就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看法,进行著述立说,自成体系,遂出现了“各标一胜,各树一帜”的现象,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教派。
在后藏以昆（《元史》作“款”）氏家族为中心的萨迦派,就是西藏佛教后弘期由该家族的后代贡却结布（1034—1102年）于1073年（宋熙宁六年）在后藏仲曲河谷的萨迦地方建立萨迦寺,收徒传法,而形成的一个教派。这个家族,据说是吐蕃王朝以前的一个旧贵族,在赤松德赞时期,曾有人出来做过囊伦（内相）。又说该家族中有一个叫昆鲁旺波松（旧译作昆·龙王护）的,是静命大师最初试度出家七人中之一人。但于藏文史料中说法不一,有的史料中就没有记载此人。因此,我们认为可能是佛教再度在西藏地方得势以后,该家族为了标榜自己家族是佛教最早信奉者而伪托杜撰的。不管怎么样,萨迦派自形成以后,经过贡却结布子孙四代的经营,日益得到发展,影响极大。特别是萨迦四祖贡嘎坚赞因通达“五明”而博得萨迦“班智达”的称号,更使萨迦派的声誉满贯全藏。由于萨迦派的主寺萨迦寺的住持,均系由昆氏家族的子孙担任,教法的传承又是世袭传承,亦称血统传承,其他族系不能介入。这样一来,萨迦派实际上成为昆氏家族御用的工具。除此,萨迦派在未与蒙古发生关系之前,就和霞鲁的“皆”族有婚姻关系,和西夏临亡时逃到后藏投靠萨迦的西夏王后裔拉兑降的土酋也有较密切的关系,故此,控制萨迦派的昆氏家族就成了在后藏兼掌政教两权的地方势力。[1]
二、萨迦派的得势及所起的作用
公元13世纪初期,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兴起,以武力统一了中原。随着在1227年和1234年,它先后灭西夏吞金国,占领了甘青一带的藏族地区,又接着挥兵入藏,迫使那里的一些地方势力（阿里地区）归降臣服,同时与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扎巴坚赞建立了联系[2],这就为萨迦派势力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元太宗）即位,遂将西夏旧地和甘青藏族地区划给他的次子阔端作为份地。阔端进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后,于1239年派亲信大臣多达那波率军进入卫藏,发现“东到贡波,西至尼泊尔,南达闷域”[3]的整个地区是由各个地方势力所割据,彼此不相统属,各派佛教势力亦彼此交错,故认为单靠武力难以进行统治。于是,多达那波把当时西藏地方佛教各个教派的情况向阔端做了说明：“惟噶丹派寺庙最多,达隆（即达隆噶举）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巴（即止贡嘎举）京俄大师具有大法力；萨迦派班智达,学富五明”[4],影响最大,建议他利用当地威望最高的宗教领袖来协助蒙古进行统治。阔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沿用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惯用办法,即采取笼络的政策,使用当地宗教首领来协助自己统治该地区人民。1244年,他派多达那波和加曼二人持函入藏,邀请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去凉州商谈全部卫藏地区归顺蒙古的问题。萨班虽出生于世袭贵族兼教主的家庭,但思想比较先进,趋向革新。当时他已是六十三岁高龄,仍以卫藏地方势力代表身份毅然应邀,带领两个侄儿八思巴和恰那东来到内地。为了顺利完成东赴的使命,在他们叔侄抵达拉萨后,萨班先让两个侄子和一部分随从先去西凉,他自己则与卫藏各个地方势力首领磋商归顺蒙古事宜。1246年,萨班到了凉州,因阔端当时不在,到1247年才与之会晤,两人顺利地议妥了卫藏地方归顺蒙古的条件,并由萨班出面写了致卫藏各僧俗首领的公开信,陈述利害,劝导他们一起归顺蒙古。信中还具体说明了元朝为西藏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如派官设治、缴纳贡赋及由僧俗共同管理卫藏事务等等,从而奠定了元朝对卫藏地方进行政治管理的基础,也使萨迦派取得了在卫藏地方的政治、宗教领袖地位。因此,这可说是萨迦派领袖人物贡嘎坚赞顺应历史潮流,为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统一版图所作出的贡献。
1251年,阔端与萨班相继死于凉州。同年,蒙哥即位于库腾敖拉,遂将汉族地区和吐蕃地区划归其子忽必烈总领。阔端逝后,吐蕃易主,萨迦派在西藏地区的领袖地位也出现了不稳。卫藏康区地方势力中有人不愿再履行缴纳贡税的义务。所以,1252年,在忽必烈（元世祖）率领蒙古军南征大理时,曾取道吐蕃,派兵进入康区,使得卫藏康区各个地方势力又再次降附。当时,卫藏一些较大的地方势力,特别是喇嘛教派宗教领袖,竞相争取与蒙古建立关系,希图依靠蒙古亲贵的力量,来保持和扩大自己在卫藏地方的地位和势力。例如噶举派支系的帕竹、止贡与旭烈兀、蔡巴等都曾同忽必烈发生过关系。嘎玛嘎举的嘎玛巴希于1253年在忽必烈召见八思巴的同时,也受到召见。嘎玛巴希原名却吉喇嘛,传说是西藏佛教中仅次于莲花生的一位所谓有“神通”的人,出家后在粗朴寺传法收徒,声名远扬。忽必烈召见他,命他随侍左右,嘎玛巴希不肯,而自四川西部北上游方传教。
嘎玛巴希本有与萨迦派争宠夺势之意,但看到萨迦派自阔端时起,即在卫藏地方居于领袖地位,又见八思巴效忠于忽必烈,故在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实际上抗衡之心却从未泯灭。他在1256年曾得到元宪宗蒙哥的诏书,为蒙哥所豢养。1259年蒙哥死。忽必烈自称可汗于开平,其弟阿里不哥亦称可汗于和林,兄弟构兵争位。阿里不哥后来战败,嘎玛巴希以先不肯追随忽必烈,这时又有扶持阿里不哥的嫌疑,乃被置入狱。这表面上虽是忽必烈对嘎玛巴希不肯为己效忠的惩处,其实完全有可能是萨迦派的八思巴背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忽必烈决定继续倚重萨迦派协助自己统治卫藏地区,萨迦派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仅得以任职中央,也为保持在卫藏地区的领袖地位和发展势力排除了障碍。
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为了巩固元朝在西藏的统治,他即于同年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这样开创了元以后历代帝王任命“帝师”的先例。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即今北京）,建立了元朝中央政权机构,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命八思巴以国师兼领总制院事,协助元朝中央管理西藏。1265年,八思巴又奉忽必烈之命,为具体筹建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有关事宜,由京都去后藏萨迦。他回到萨迦以后,首先一件事就是举荐释迦贤为“本勤”（dpon chen,辅政之官）,由忽必烈加以任命,并赐以“卫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鉴。1268年,“本勤”释迦贤遵照元世祖忽必烈的旨意任命了卫藏地区十三万户的万户长,并协助元世祖委派的两名官员阿衮和弥林于同年对各万户所属人民的口户做了清查,规定了各万户应纳贡税的品种数目,推行了原在蒙古地区所实行的“乌拉”制度（乌拉为蒙古语,意为徭役）。从此,在元朝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务由“本勤”总管,宗教事务由“国师”（以后称帝师）掌管。这些具体措施都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直接管理的完全主权。八思巴在这一系列建设活动中,直接参与了重大措施的筹划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269年,八思巴依照忽必烈的指示,呈上他依照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被加封为“大宝法王”。1276年,八思巴返回拉萨,继续担任萨迦法王（在京期间,由其弟卡那多吉代理）。1280年卒于萨迦寺。元世祖赐其谥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5]这就是元朝中央政府对八思巴一生历史作用的评价。
八思巴死后,其家族和门徒继续受到元朝政府的重用,封为帝师的就有十四任之多,至于封王、司空、国公等各级官吏的则更为众多。
如上所述,尽管萨迦派的领袖人物如贡嘎坚赞、八思巴等的政治活动,在对发展自古以来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加强和巩固中央政权对西藏的行政管理,推进汉、藏、蒙古等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同元朝的关系,实质上是封建王朝的中央同西藏地方封建势力的关系,是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结合。而且,由于藏传佛教受到元朝政权的支持和扶植,从西藏到内地,一些僧贵僧官多扼要地,任要职,高踞世俗之上,他们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史称：“气焰熏灼,延于四方”（见《元史·释老传》）。另外,元朝皇室用于佛教活动、赏赐大喇嘛的财宝,耗费之巨,实达到惊人程度,故有“国家财富,半入西番”的评语。在西藏的萨迦派僧人,这一时期除了少数在宗教史上著名的僧人以外,也大多贪求享受,追逐利禄,形同俗人。所有这些曾是导致元王朝衰落,萨迦派失势的根源之一。
三、萨迦派在宗教上的特点和变衍
萨迦派在宗教方面是有自己的教授体系和在藏传佛教中居有影响的地位的。著名的格鲁派喇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年）在他所著的《宗教流派晶史》中称萨迦派在宗教上是“显密兼摄,完满具足,而无谬误之道”,“萨迦精要之法,为亲口宝敕及道果”。萨迦派完整的教授体系,在贡却结布建寺创派之初尚未形成。而建立一套完整的“道果教授”体系的,则是他的儿子贡嘎宁布（1092—1158年）。贡嘎宁布在幼年时代除随父学法外,曾游历各地,广拜名师,遍学佛教显密二宗,及“道果法”的全付口诀和修法,特别是从“印僧昆哇巴学得七十二种本续口诀,和十四种不出寺院之甚深金法”[6]等,名声大震。他自1111年接任萨迦寺主持之后,四十七年间,广收门徒,传习“亲口宝敕及道果法”,使萨迦派的特征鲜明地显露出来,从而获得“萨钦”（so-cheh,意为萨迦大德）的称号,被尊为“萨迦五祖”之首。其后传至萨迦二祖和三祖索南则摩（1142—1182年）与扎巴坚赞（1147—1216年）,也都是博通显密,尤以注重密宗和严守戒律而誉满当时。到了萨班·贡嘎坚赞时,又因畅晓五明,而博得萨迦“班智达”的称号,使萨迦派的声誉更隆。五世达赖评价说：“藏中研学五明之风,实赖此师之倡导”。[7]
萨班曾从印僧释迦师利跋陀罗受戒学法,按印藏佛徒习惯,萨班取其师名的一部分,即以师利跋陀罗（译藏文为“贝桑波”dpal bzang-po）加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称为萨班·贡嘎坚赞·贝桑波。由于萨班享有盛名,所以自他以后,藏地有地位的高僧大德,都仿学萨班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贝桑波”的字样。[8]
藏传佛教正是通过萨班的努力,才在蒙古族地区开始传播开来。萨班为了沟通藏蒙关系,于1251年圆寂在凉州郊外以东的化身寺（sprul-pavisde,系阔端为其所建,他二人会晤以后,萨班一直住在此寺）,遗骨置于该寺一塔里。[9]
萨班的著述甚多,在宗教方面广为流传、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分别三律义论》（sdom-gsum rab-dbye）,主要内容系他对当时和以前印、藏佛教各派之评论,并阐述自己对佛教的见解,为萨迦派僧人必读典籍之一,是研究西藏佛教即喇嘛教的一部重要资料；另一部是《明藏论》（rig-gter,又译作《正理藏论》）,主要讲述他对佛教逻辑即因明学的理解和论述。此一著作,不仅是萨迦派僧人必读的典籍,而且是在宗喀巴创立格鲁派（黄教）之前藏传佛教其他派别必读的主要因明典籍,是研究藏传佛教逻辑学的重要资料之一。
继萨班之后,八思巴曾为元太子真金所说的《彰所知论》（shes-bya rab-gsal）,是萨迦派在宗教著述上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又一部著作。[10]
1265年,八思巴被封为国师之后,在他奉忽必烈之命,为筹建西藏地方政权而返回萨迦期间,在扩建萨迦大寺即著名的萨迦北寺的同时,修建了一个由苏本（gsol-dpon）、森本（gzimdpon）、却本（mchod-dpon）、嘉本（mjal-dpon）、译本（yig-dpon）、佐本（mdzod-dpon）和塔本（thab-dpon）等组成的“拉章组织”（bla-brang）,专门管理他的私人财物和有关事宜。[11]从此之后,藏传佛教无论哪一个派别,凡是大活佛都为自己建立了“拉章”,其组织形式,基本上是仿效和沿用了上述设置的。可以说,“拉章”这一组织形式起源于八思巴,是萨迦派在喇嘛教寺院组织形式上的创举。
但是,自萨迦派在政治上得势以后,它的大多数僧人走上了谋官求职、贪图享乐的道路,到了元末时期,更愈为甚。[12]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萨迦派在宗教上总的来说声望不如萨班以前那么高了。元朝末年,内地到处有农民起义,元室已无暇东顾。在西藏地区也因各地方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再次出现了分裂的局面。先是萨迦与止贡争战,后又有帕竹万户与雅桑、蔡巴、止贡等万户的纷争。到了“1353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噶举派司徒·强曲坚赞起兵包围萨迦寺,萨迦本勤兵败被擒,遭杀四百余人,‘萨迦累为元代帝师,积存玉帛甚富,悉夺之而迁于卫部’,萨迦王朝至此崩溃”。[13]
萨迦派虽在政治上失势,但作为喇嘛教的一个派别,还是受到了灭元而有中国的明朝中央政府以“安抚为主”政策的保护,它的教授传承不仅为一些恢复了宗教生活的高僧继承下来,而且还在显密两个方面又有新的建树,影响到喇嘛教的其他派别。具体情况是：
在显教方面,14世纪后期,萨迦派出现了一位比较有名的人物,即仁达瓦·逊鲁罗哲（red-mdav-ba gzhon-nu blo-gros,1349—1412年）,此人不仅是萨迦派在这一历史时期著名的有学问的喇嘛,而且是在西藏佛教史上居于布敦大师（1290—1364年）和宗喀巴大师之间的一位重要人物。喇嘛教各派所重视的《中观论》,在他之前,于藏地几乎失传,是由于他的研习复得传扬,从而使萨迦派的唯心哲学又在喇嘛教各派之中居于重要地位。土观《宗教流派晶史》中这样记述：多闻龙树之教历论中说：“萨迦住持显教为雅、逊二人。雅即雅楚佛祥（g.yag-phrug sangs-rgyas dpal）,逊即仁达瓦逊鲁罗哲。仁达瓦亲近聂温庆喜祥（nya-dbon kun-dgav dpal）学显教,达成究竟。又从堪勤菩萨（mkhan-chen byang-seng）听《中论》,以慧力观察,通达应成派中观（dbu-ma thal-vgyur-ba）之最细旨趣,用以教诲后学。师曾自云：‘吾初求学时,中观一书,无人重视,现在皆知中观重要者,乃吾于佛法所作之贡献也’。”迦玛宝童（karma dkon-gzhon）亦云：“现在无论贤愚,皆提说中观者,是仗仁达瓦之恩。彼前唯塘萨寺（thang-sag）有中观,余则无有”。同书又记述道：“仁达瓦弟子中有博解经论之七善知识,善释四论之十弟子,通晓般若量论之弟子则超过百余人,宗喀巴三父子（按：宗喀巴及二大弟子贾曹杰、克珠杰三人之通称）亦出于此门也”。
在密教方面,到了16世纪初期,萨迦派也出现过一个有名位的大师,即擦钦·洛色加措（tshar-chen blo-gsal rgyal-mtshn,1494—1566年）。擦钦最初出家于后藏扎什伦布寺,属黄教喇嘛,以后改宗从多仁巴·贡桑却吉尼玛与达钦洛追坚赞二师,广学俄仲二系所传萨迦派密法教授,[14]和两系所不传的萨迦派嫡承之耳传教授（即萨迦密法）,遂成萨迦派各种教流之总汇,使萨迦派在密教方面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时在西藏喇嘛教界,声誉大振。据藏史记载：“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从擦钦学帐面明王（gur-zhal）等法,第五世达赖从他后世弟子福胜（bsod-nams mchog-ldan）学擦派之道果十三种金法（lam-ybras gser-chos bcu-gsum）,[15]并大小明王诸教授。故现在格鲁派中亦极盛行金法及面明王等诸口诀,是由擦钦所传出的所有萨迦派中耳未得闻之极密对弟子说之密宗教授”。[16]擦钦曾在萨迦地方以西的芒喀（mang-mkhar）地方的图丹根培寺（thub-bstan dge-vphel）收徒传法,遂形成萨迦派密宗之一系。
萨迦派自从贡却结布建寺创派以来,其教法传承,都是由昆氏家族的父子或兄弟叔侄世代相传,故有“血统传承”之称。为了保持这种传承关系,他们在兄弟数人中,要留一人娶妻生子,以延宗嗣。这是萨迦派早期的特点。到了13世纪中叶以后,萨迦派在元朝中央集权的扶植之下,由一个地方势力集团,一跃而成总管整个藏区的政教大权的宗派,居于统治地位。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萨迦派在宗教的传承关系上,也渐渐地由“师徒传承”代替了“血统传承”。同时,后期萨迦派的高僧大德们除继承早期弘传的主要教法之外,还广学显密,且都有所发展,并影响着其他教派。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八思巴任国师之后,由于以“政教二法治理藏地”有方,深得元王室的信任,元帝忽必烈曾“下令诏西藏各派皆改宗萨迦,八思巴以此为烦恼爱憎之因,不如各从所宗为善。帝乃下诏,允如所请”。[17]这样,萨迦派在自己得势的情况下,又不排斥其他派别,不仅使本派的威望得到提高,而且使喇嘛教其他教派不受“门户之见”干涉俱得发展,从而使佛教西藏地方化得到进一步完善,更加显露出自己的特点来。
四、萨迦派在发展藏族文化上的贡献
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这样,每当社会上发生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之后,都会相继出现一个文化发展的高潮。如上所述,萨迦派自获得元朝政府的支持以后,于政治上居于整个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结束了那里历时近四百年的战乱局面,社会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从而在文化上也便有所反映。当时萨迦派的领袖人物和一些高僧,在文学和史学等方面就有过不少译著和作品问世,一直流传至今,它们不仅是藏族文化史上的灿烂花朵,而且已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中一些文学著作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藏族社会的转变与发展。如萨班所著的《萨迦格言》便是最著名的一部。
《萨迦格言》共九章,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诗,不但内容相当丰富,而且也卓有思想见地。作品的最终目的虽是宣传佛教信仰,认为出世比世间好,只有佛法才是究竟了义,才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但它对当时世间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人民是极为同情的,并提出了要“合理征税”的主张,极受人们的欢迎。例如他写道“坏女人坏朋友和暴君,谁会去依靠他们？猛兽出没的森林,有识之士谁肯安生？”“君王不要伤害百姓,要实行合理征税；芸香树的香汁,取得过多也会枯萎”。这部《萨迦格言》语言清新精炼,所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影响很大。15世纪末的黄教喇嘛索南扎巴（1478—1554年）所著《格丹格言》和18世纪贡塘·丹白仲美（1717—1788年）所著《水树格言》等,都是在它的影响下写成的。《萨迦格言》还有蒙古文译本,名为《苏布喜地》,长期以来,是蒙古族人民所喜读的文学作品之一。
在八思巴任萨迦法王和释迦桑布任第一任“本钦”时（大约在1275年至1280年间）,八思巴的高足大翻译家雄顿·多吉坚赞（shong-ston rdo-rje rgyal-mtshan）在翻译佛经的同时,曾把印度的《诗镜论》、《如意树故事海》、《龙喜纪》、《百赞诗》等文学作品译成藏文,受到藏族人民的普遍欢迎。尤其是《诗镜论》译成了藏文以后,于藏族的文学、理论和修辞技巧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15世纪藏族学者仁邦巴（rin-spang-pa）的《无畏狮子吼释》（snyan-vgrel mi-vjig seng-gevi nga-ro）,17世纪达赖五世的《洋巾结路》（snyan-vgrel dbyang-can dgyes-glu,妙音喜歌）和18世纪米帕来朗杰的《诗镜论丹智密意饰》等等,都是在受到其影响和启发下著成的。《诗镜论》虽译自梵文,但经过藏族学者的校定和注释,对原著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说是一部藏化了的文学理论和修辞发凡的著作。
在藏族历史著述中,萨迦派人也是有贡献的。14世纪中期,继超铺巴布顿仁钦朱著《布顿佛教史》（1322年成书）之后,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于1388年写成问世。该书记述了吐蕃王朝历代赞普之史事,突出地描述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巴巾“藏王三杰”的事迹；同时还详细地描绘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的重大历史事件,讴歌了汉藏友好关系；记录了大小昭寺及其他建筑物的修筑过程和关于藏族起源的神话故事。《西藏王统记》在国内已有王沂暖教授的汉译本,是研究藏族的起源、历史和汉藏关系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总之,萨迦派自建寺形成教派以后,特别是在元朝中央政权的支持扶植下,历元一世,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和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曾有过建树,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原文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
【注释】
[1]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第269页。
[2]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3]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4]同上。
[5]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15页,“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造字圣人,化身如来,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本文用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一文。
[6]土观著《宗教源流晶史》。
[7]刘立千译《续藏史鉴》,第13页。
[8]《西藏王臣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95页。
[9]周清树《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3年第1期。
[10]王尧《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11]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12]藏族著名史学家管译师童祥（vgos-la gzhon-nu dpal,1392—1481年）在其《青史》中有所评述。
[13]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6页。
[14]俄仲二系,指以俄巴庆喜贤（ngor-pa kun-dgav bzang-po）和以仲巴庆喜胜（rdzong-pa kun-dgav rnal-rgyal）为首的萨迦派住持密教的支系。
[15]十三种金法,依擦派说法为：空行三类、大红三类、小红三类、无死金刚天女、红财神、狮石母和黑文殊共十三种。见土观《宗教源流晶史》。
[16]土观著《宗教源流晶史》。
[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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