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才　让

［内容提要］　明宣宗继承永乐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仍然对藏传佛教各派实施“多封众建”,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明宣宗同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扶持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以及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反映了明宣宗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多重关系。

［关键词］　明宣宗;藏传佛教;关系

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在位十年（1426—1435）。《明史》对其政绩评价云：“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蒸有治平之象矣。”^[1]宣德年间社会稳定,其政绩颇得封建史家好评。在对待藏传佛教的政策上,明宣宗基本延续了洪武、永乐时期的政策,十分注重藏传佛教的政治功能。宣宗本人也属于对藏传佛教极感兴趣的明代帝王之一,给予藏传佛教以强有力的扶持。

一、扶持建造西北地区的瞿昙寺、大崇教寺及京城的藏传佛教寺院

明宣德时期,继续对西北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给予保护,并支持一些寺院的兴建。当时西北地区几座藏传佛教中心寺院的兴起,皆有明王朝扶持的政治背景。

青海乐都境内的瞿昙寺,是明代湟水流域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该寺自创建之日起,一直得到了明朝数代皇帝的重视,这使瞿昙寺地位凸显,说它是一座皇家寺院亦不为过。瞿昙寺最有代表的三座大殿,即瞿昙寺殿（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宝光殿（建于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和隆国殿（又称后殿,建于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均在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完成,并专派太监负责建造,明仁宗对瞿昙寺亦曾大加赏赐。这三座大殿气势宏伟,建筑工艺极为精美。若没有国家的物力和人力支持,很难想象在瞿昙寺所处的偏远山沟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寺院。到宣德朝,瞿昙寺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才告结束。隆国殿建成后,立有御制瞿昙寺后殿碑,上刻汉藏两种文字对照的碑文（该碑现仍存于瞿昙寺）。《瞿昙寺》一书中附有该碑的汉藏文字的碑文,现转引如下：

昔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天下,四方万国,悉顺悉臣。德化流行,无间远迩,举海域之大,民物之众,皆已纳诸太和雍熙之域矣。重惟佛氏之教,清净为宗,慈悲为用,可以阴翊皇度,洪利众生,其功德之大,无以加也。而西方乃其教之所自,宜加崇事,以宜宣导宗风。于是即西宁之境,肇建梵宇,赐名曰瞿昙寺,以居其徒,俾敷扬教法,徼福下民。大矣哉,高皇帝圣人之心也！皇祖太宗文皇帝圣神文武,功德崇高,茂阐皇猷,仁育天下,又命即寺重作佛殿。其中规制闳丽,用极崇奉,严敬信而广利济焉。皇祖圣心,即太祖皇帝之圣心也。皇考仁宗昭皇帝道德光华,恩泽孚浃,覆载之内,熙然同春,而惓惓爱民之志亦重能仁之教。皇考圣心即祖宗之圣心也。朕恭承天序,嗣受天位,惟三圣之大经大法,钦奉而行之,以致理兴教,若保合太和,阴佑民物,运灵化于汤穆,盖有资于西方圣神者矣。兹于瞿昙寺续作后殿,用循先志,增益闳规,民悦工勤,不劳而成。既成之日,远迩趋前,瞻望跪跽,万众一心,如仰兜率。感应之妙,种种吉祥,天花法乐,溢于见闻,金相玉毫,仿佛来止。最胜希有,罔既名言,猗欤盛矣！若朕志所存,惟祖考在天之灵,用资福佑于无穷；惟国家宝祚之重,用隆本支于蕃盛；惟海宇生民之众,用保太平于悠久。此朕之志,亦惟体皇祖皇考之圣志也。嗟夫！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惟佛暨我国家永永同寿,用勒贞石,垂示于千万万年。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2]

该碑的藏文部分是上引汉文的翻译,译文通顺流畅,而且通俗易懂,译者具有高超的汉藏文翻译技巧。碑文显示了宣德朝对洪武、永乐朝的佛教政策的延续,尤其对佛教的推崇方面与明成祖时代如出一辙,特别强调佛教能护国佑民、辅佐江山的功效,希望佛教能保佑明王朝绵延不息,瞿昙寺隆国殿之名亦表达了这种愿望。这是历代信奉佛教的帝王们所共有的心态和信佛的宗旨所在,即通过弘扬、扶持佛教使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的作用。另,瞿昙寺要常为皇帝祈福,在隆国殿供奉有万岁牌,牌的正面金书汉藏梵三种文字的“皇帝万万岁”,背面书有立万岁牌的太监姓名,这恐怕是藏传佛教寺院中最早出现的万岁牌。无独有偶,甘肃永登连城妙因寺（藏传佛教寺院）在宣德二年建前殿,该殿内供奉有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3]妙因寺也曾得到明宣宗的敕封,显然当时西北的一些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以能为皇家出力为荣。

瞿昙寺的陈设、用品,多为帝王所赐,如载：“宣德二年二月内,钦建隆国殿,赐予宝器极多。”“瞿昙寺……,洪熙、宣德中,复赐御制二碑文。瓶、炉、香案,皆宣德佳制也。”^[4]瞿昙寺后钟楼的铜钟上,刻有汉藏文对照的“大明宣德年施”字样。隆国殿建成之后,明朝又拨52名兵士守护瞿昙寺。^[5]明宣宗还给瞿昙寺赐敕谕一通,划定了瞿昙寺的管辖范围,明令保护瞿昙寺所拥有的田地、山场、园林、牲畜等寺产。明宣宗的大力扶持,使瞿昙寺的政教地位、经济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寺院得到发展,成为安多名刹。瞿昙寺如此受皇室优待,寺僧自然对明王室感恩戴德,《明实录》载宣德二年十月,瞿昙寺净觉弘济大国师三丹藏布因寺宇修完,遂派弟子贡马谢恩。

岷州的大崇教寺是明代西北地区规模宏大而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而该寺的兴起与明宣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清代编的《岷州志》云：“大崇教寺,在城东北四十里,宣德元年敕建,钦赐珠伞、棕桥、金印等物,犹存。”^[6]智贡巴的《安多政教史》中较为详尽地记载有大崇教寺兴建的历史。大崇教寺原名隆主德庆林寺,由岷州地区的高僧班丹札失创建于永乐十三年（1415）,当时规模较小,名声不显,到宣德年间才得以大规模扩建,并迅速发展。《安多政教史》云：“宣德三年,土猴年（公元1428年,戊申）为了维修佛殿特赐敕书,命两位大臣负责修佛殿的工程,又降圣旨派地方大小官员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一十名,军人乌拉两千零五人,重新因故刹扩建为宫殿式大佛殿,钟、鼓楼房两旁有抱厦庑堂六列,有天王殿、碑亭等,都饰以琉璃瓦和飞檐,还有廊房六十间。”^[7]大崇教寺供奉有众多的藏传佛教佛、菩萨、本尊、护法像,及汉文大藏经、苯教《丹珠尔》、噶玛巴大宝法王的像、佛塔、唐卡等。寺中的供品一如瞿昙寺,多为皇家所赐的精美用品,如金制曼扎、金灯、银灯、水晶和玛瑙的花瓶、铜香炉、伞盖等。“佛殿外围有僧寮二百间,围以大垣墙,院内铺以石块和砖。”^[8]大崇教寺的建筑完全采用了明朝内地的工艺和形制,而殿内供奉的佛像等又是藏传佛教风格的,体现了汉藏文化合璧和交融的特色。瞿昙寺、妙因寺、大崇教寺等明代西北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都具有这种特色,从中也可考察明代内地文化在安多地区的影响和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情况。

大崇教寺扩建完后,明宣宗特赐寺名,立碑纪其事,《岷州志》录有全文,名《宣宗修大崇教寺碑文》（并注：词臣沈粲书）,内云：

朕惟如来具大觉性,大慧力,大誓愿,以觉群生,功化之绵永,福利之弘博,一切有情戴之如慈父。而历代有国家天下之任者,皆崇奖其教而隆其祀事,其亦有以助夫清净之化者矣。今自京师及四方郡邑,缁流之众,绀宇之盛,在在而然。况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迩,其人习佛之教甚稔,顾寺宇弗称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义道德以兴治化。至于内典,亦有契于心,故致礼觉王,未始或怠。命有司于岷州因其故刹,撤而新之,拓而广之,殿堂崇邃,廊庑周回,金相庄严,天龙俨恪,供养有资,苾蒭有处,足以祇奉觉圣,足以导迎景贶,特名之曰：“大崇教寺”。盖如来有阴翊皇度之功,普济万民之德,一念之恳,有所祈焉,无远而弗届,无有而不达,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矣。朕之所祈,上以为宗社,下以为生民,心之所存,坚若金石,如来至仁,明同日月,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将国家永庆永安于泰山,民物蒙麻常臻于康阜,固如来之助也。寺成爰纪其绩于碑……^[9]

这篇碑文的内容和根本精神与上引明宣宗所赐瞿昙寺碑文并无二致,充满了对如来护佑国家的赞颂之辞,显示了一位帝王的信佛动机,而不仅仅如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那样,明代的帝王扶持藏传佛教只是为了安抚边疆信佛民族。碑文也完全证明了《安多政教史》所载不虚,大崇教寺的兴建是在明宣宗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完全是明政府资助的工程,大崇教寺亦因此而规模宏大,气度不凡,不同于他寺。因由皇家的支持,大崇教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中心。明朝往来的一些官员,往往游历住宿大崇教寺,并有诗作,如宋贤《宿崇教寺》、孙昭《宿崇教寺》、张楷《游大崇教寺》、王任《宿崇教寺》等,亦足见大崇教寺在当时的知名度。

如果说明宣宗支持兴建瞿昙寺隆国殿是前三朝政策的延续,那么支持扩建岷州大崇教寺则除了上引碑文中对佛法能护国佑民功能的认知,以及因岷州地处明代西北边疆,藏族部落众多,建造寺院自然也能起到教化一方的功用外,尚有特殊的因缘,这与岷州高僧班丹札失在明宫廷中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明宣宗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扩建大崇教寺亦是对班丹札失（dpalldan-bkra-shis）的重视、推崇和支持。班丹札失的历史主要见于《安多政教史》,在《明实录》、《岷州志》也有一些记述。班丹札失的事迹,吴均等人虽已有所考述,但因班丹札失对大崇教寺的兴建方面而言是一位关键人物,兹据《安多政教史》再略加介绍。班丹札失（《明实录》中又译为“班丹札释”,《岷州志》作“班丹劄释”）1376年出生于岷州地方,15岁时从叔叔仲钦·班丹嘉措出家为僧,并学习《入菩萨行》、萨迦派道果密法等。28岁时随叔叔到南京觐见太宗皇帝,深得明成祖青睐而常住内地,后被任命为哈立麻的翻译。又被明成祖委派为哈立麻的随从弟子,33岁时（1409年）派往楚布寺居住,两年后返回京城。37岁时（1413年）奉圣旨再赴卫藏,先后朝礼并求法于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噶玛派的大宝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桑布,达垅噶举的曼殊室利等人。43岁时（1419年）他被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洪熙元年十二月戊寅（1426年1月21日）,“命僧录司右阐教班丹札失为净觉慈济大国师。”^[10]《安多政教史》将班丹札失受封国师的时间载为宣德元年,按公历推算,有误。景泰年间,封班丹札失为大智法王。班丹札失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深得皇帝们的信任,封号的级别也不断提升,由大国师晋升为西天佛子,由西天佛子而大智法王。他也对明王朝忠心耿耿,不辞辛苦,数次出使乌斯藏。他曾求学于当时藏传佛教界各派最为著名的一些佛学大师,拥有渊博的显密佛学知识,而且修证严谨,再加他精通汉藏文,堪称是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大德。从他的传承和修学来看,他尊奉的教法以萨迦派和噶举派为主。据《安多政教史》,大崇教寺的扩建在宣德三年,而此年正好班丹札失给明宣宗传授过密法,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由此明宣宗支持扩建大崇教寺也在情理之中。凡在边疆地区建寺者,明宣宗并非均给予支持,如宣德五年（1430）赞善王欲建佛寺,求赐颜料,遭到明宣宗的拒绝。可见瞿昙寺和大崇教寺有其特殊的地位。

明宣宗除了对上述二寺的扶持外,在北京也建造藏传佛教寺院,供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长期居住。《明史·西域传》中说永乐时期对来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虽予优待,“然至者犹即遣还。及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11]《安多政教史》云班丹札失在京城居住的寺院在宣德时期进行了维修扩建,“他所住的春华寺（音译）被誉为大隆善寺,由国库拨款重新维修佛殿,并新建佛殿的殿顶和连接的两廊、寝宫以及比丘们的住房僧寮,共有五百余间房舍。”^[12]大隆善寺成为明朝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明实录》载有宣德八年（1433）北京能仁寺番僧孤纳芒葛拉游方惑众,因遭处治一事,也可看出能仁寺是藏传佛教僧人居住的寺院。《明史·西域传》云：“宣宗崩,英宗嗣位,礼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13]《明实录》正统元年五月丁丑（1436年5月27日）条亦载此事,云：“减在京诸寺番僧。先是,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刚［纲］、曰刺麻,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有支廪饩者,上即位之初,敕凡事皆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已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命［待］正统元年再奏。至是,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一人以闻。”^[14]这段资料十分重要,说明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乃宣宗时期北京最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而且因得到明宣宗的扶持,使这些寺院规模不小。其次,英宗即位不久先后裁减了一千多人,可知宣德时期在京城的藏传佛教僧人的数量颇为可观,总量可能有数千人。藏传佛教僧人人数的不断增加,无疑是永乐、宣德朝对藏传佛教僧人的优礼政策所直接导致的。再次,说明明朝在京藏传佛教僧人的生活费用大多由政府供给。可以说到明宣宗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翻译佛经及领受密法之事

维修瞿昙寺时发现了明版藏文《大乘庄严宝王经》,正文前有明宣宗所作汉文《御制大乘庄严宝王经序》,从序文可知,明宣宗个人因平时阅读此经,认为有众多功德,才命人翻译为藏文。《大乘庄严宝王经》在北宋时由梵文翻译成汉文,其宗旨在于宣扬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事迹及诵念观世音心咒——六字大明咒的种种益处,如云：“若有人书写此六字大明陀罗尼,则同书写八万四千法藏而无异。”^[15]汉文《大乘庄严宝王经》将六字大明咒音译为“唵（引）麽抳钵讷铭（二合）吽（引）”,现在一般译为“嗡嘛呢叭咪吽”。明永乐年间,噶玛巴曾在南京等地传授过六字真言,藏传佛教界无论僧俗风行诵念六字真言,认为该咒有特殊的功效,如萨迦·索南坚赞的《六字明功德诵》云：“嗡具五智慧,嘛遍一切慈,呢引导六众,叭息一切苦,咪焚众苦厄,吽具诸功德。”^[16]而藏传佛教界重视六字真言同样受到了《大乘庄严宝王经》的影响,该经在明宣德提出翻译之前就有了藏译本。元代至元年间对勘汉藏文《大藏经》时,找到了《大乘庄严宝王经》的藏译本,《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明载：“大乘庄严宝王经,四卷,与蕃本同。”黄明信进一步指出藏文《大乘庄严宝王经》在《丹噶目录》为114号,1365颂,4卷,在德格版《甘珠尔》为116号,北京版784号,藏文题名为：“za-ma-tog-bkod-pa”,意译《宝箧庄严经》。^[17]再据《佛教史·大宝藏论》中的《甘珠尔》目录,在“末转抉择胜义法轮”类的佛经中有《宝箧庄严经》,并注明由仁钦措翻译,计有4卷又165颂。郭和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汉译本中将“zama-tog-bkod-pa”译为《圣箧藏庄严大乘经》,并说该经又名《大乘庄严宝王经》。古代藏文史著《柱间史》中也有《大乘庄严宝王经》的引用,说明这部经典不但早有翻译,而且为藏传佛教界所熟知。明宣宗因不了解此情,才有命人翻译之举。瞿昙寺所藏藏文本《大乘庄严宝王经》的后跋中注明该经由班丹札失校勘^[18],可知他并没有重新翻译,而是根据藏文译本和汉译本之间的对勘进行了某些修订,这也就算完成了皇帝的心愿。从瞿昙寺有该经的收藏,我们大致也可推断,当时有过将《大乘庄严宝王经》连同皇帝的序文印刷后颁赐诸番寺之举,这也给藏传佛教界带来新任皇帝敬重佛教的信息。

除了将《大乘庄严宝王经》译为藏文外,明宣宗时期还有过藏文佛典的汉译。《安多政教史》记载说：“宣德元年,火马年（1426年,丙午）,敕封彼师（指班丹札失——引者）为净觉慈济大国师,……奉皇上的圣旨著《喜金刚修法·甘露海》,及大轮、大威德十三尊、普明、无量寿佛（原译为阿弥陀佛——引者）九尊等的曼荼罗仪轨,《多闻子修法》、《中有介绍》等,并将这些著作、仪轨等,连同藏文《喜金刚续二品释》都译成了汉文。”^[19]班丹札失在永乐年间就参与了藏文密典的汉译。他在宣德年间的翻译应是此前翻译的延续,而且这些密典译文主要用于皇帝修炼或参阅,一般深藏内宫,流传不广,外人难以知晓。《大乘庄严宝王经序》亦证明班丹札失在宣德元年有翻译之举,翻译密典也正好在宣德元年,这绝不是巧合,而正好说明此年班丹札失奉旨翻译了多部经典。喜金刚属密宗无上瑜伽部母续,其根本经典是《喜金刚续二品》,深得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重视。从明成祖著有《喜金刚本续序》看,《喜金刚续二品》在明成祖时有可能翻译过,宣德时期又将它的注释译成了汉文,“喜金刚法类”较为完整地传入了明宫廷。大轮当指金刚手大轮（gsang-bdag-vkhol-lo-cheng-po）,为密宗本尊之名,《佛教史·大宝藏论》将“金刚手大轮”划归在无上瑜伽部父续法类,有《大轮广品修法》等经典。密宗宣称金刚手具大威力,修此法能除一切违缘,也能灭自身的嗔恨等不良心理。噶当派、格鲁派较重视“大轮法类”的密法。大威德为密宗无上瑜伽部父续类主要密法之一,法本极多。普明即毗卢遮那的意译,为密宗行续部本尊,根本经典有《毗卢遮那现证菩提根本续及后续》等。多闻子即多闻天王,为藏传佛教著名的财神和护法神,亦有多种修炼仪轨。“中有”又称“中阴”,指人死后投胎转世前的阶段,噶举派、宁玛派都有中阴修炼法门,如“中阴成就法”为著名的“那若六法”之一。明宣宗让班丹札失翻译的密典属于藏传佛教中十分重视而风行的密法,由此可见,明宣宗对藏传佛教密法有相当的了解。

班丹札失的翻译活动都与宣宗个人的信守和修持有关。上引《大乘庄严宝王经序》,透露出宣宗对佛教的喜好,而藏文史料显示明宣宗也曾信守藏传佛教密法。《安多政教史》中摘录了班丹札失69岁以前的传记《信仰庄严珠宝华鬘》中的部分内容,其中向明宣宗授法一节尤显重要。《安多政教史》载：“土猴年（1428年,明宣德三年,戊申）,于绛芬（音译,不知确指——引者）殿给皇上授大轮灌顶,于便殿授无量寿佛九尊灌顶,对真实的或梦境中出现的许多障碍都以大轮瑜伽一一荡涤无遗。”^[20]密宗认为修无量寿佛,可保护生命不受侵害,能够延年益寿,而大轮法也重在除障碍,求吉祥。萨迦派的帝师们曾给元朝的皇帝们授过无量寿佛灌顶,祈求延年益寿是古代帝王的共有心理。明宣宗受持密法也是希望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利益,其功利目的十分鲜明。

另据《安多政教史》、《隆务寺志》记载,青海隆务寺的僧人罗追僧格被宣德封为国师,《安多政教史》云：“彼师向皇帝和侍从献‘白催破金刚母的随许’,还宣示了将自己的法衣挂在太阳光束上的证道形象。”^[21]《隆务寺志》言：“（罗追僧格）二十九岁时被大明宣德皇帝迎请为上师,四年间担任了皇帝的阿阇黎。”^[22]可知明宣宗的确对藏传佛教密法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并有过一定的修习。

三、赐封藏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明宣宗朝继承成祖时期的多封众建政策,凡对藏传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无不优礼赏赐。明永乐朝册封的大宝法王、大乘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赞善王及其他的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在宣德朝继续保持着与明王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定期派使臣进贡,明朝回赐金织袈裟、禅衣、白金、文绮、绢、布、靴袜、瓷器、法器等物。并仿永乐朝的做法,遣太监到西藏等地宣谕慰问各派政教领袖,如宣德二年（1427）四月,“遣太监侯显赍敕往乌思藏等处,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里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吉监藏、灵藏赞善王喃葛监藏、尼八刺国王沙的新葛地涌塔、王子可般、辅教王喃葛列思巴罗葛啰监藏巴藏卜等,各赐之绒锦、纻丝有差。”^[23]到宣德四年（1429）四月侯显等人才返回。藏传佛教各派领袖对皇帝不远万里派使臣慰问,自然心存感激,因此这种活动有利于加强西藏等地与明王朝的联系。

宣德朝也仿永乐朝制作了大量具有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瓷器、法器和佛像,作为礼物赐给藏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从存世的此类瓷器看,工艺十分精湛,堪为宣德朝瓷器的经典之作。如萨迦寺所珍藏的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内口沿书藏文吉祥辞）,这种碗存世的只有两件,被文物专家称为稀世珍宝。再如传世的宣德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高足碗（内壁书藏文吉祥辞）、宣德青花藏文僧帽壶（腹部书藏文吉祥辞）等,无不是宣德青花瓷器中的珍品。这些瓷器的造型、图案同样反映了永乐、宣德等明朝帝王对藏传佛教的喜好,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的传播。

宣德朝还大加封赏有功于朝廷的藏传佛教僧人。宣德元年（1426）二月,“论征曲先、安定功,加国师宛卜格刺思巴监藏为净慈普应大国师,仑奔宛卜查失监藏为弘慈广智大国师,吒思巴领占为普觉净修大国师,失迦思端宛卜为慧［慈］真修大国师,达巴儿监参为妙慈通慧大国师,皆秩四品,给诰命、银印。刺麻着星为普善禅师,雁儿吉为普济禅师,江东巴为善悟禅师,楚儿加为玄悟禅师,锁南扎为善智禅师,朵只里监藏为清净禅师,皆秩六品,给诰命、银印。”^[24]共封了五位大国师、六位禅师,这是宣德朝册封藏传佛教僧人最多的一次。明代设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曲先、安定、罕东等羁縻卫中,撒里畏吾尔、蒙古、藏等民族杂处,藏传佛教在这里有相当的影响,洪武年间青海藏传佛教高僧三刺曾写信招降罕东诸部。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安定指挥使哈三孙散等杀朝使,新即位的明仁宗命都指挥李英等人讨伐,《明史》载：“英等率西宁诸卫军及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等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贼,贼远遁。英等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遇安定贼,击败之。”^[25]《宣宗实录》亦载此事,但较《明史》更为详细,同行的番族首领除贾失儿监藏外,还记有“散丹星吉”。洪熙元年（1425）十月,明仁宗对李英等征讨安定的土官论功行赏,但没有对参与此事的藏传佛教僧人封赏,因此有宣德元年论功封赏之事。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即仑奔宛卜查失监藏,为西宁卫下属的十三番族之一。^[26]对参与讨伐安定的藏传佛教人员在宣德二年和宣德七年又有补封,如宣德二年（1427）,“赐西番阿吉簇弘济大国师吒思巴监藏四品银印及诰命,嘉其有征剿安定之功也。”^[27]据《秦边纪略》所载西宁卫十三番族中有“阿齐”,疑“阿吉”即“阿齐”,可知吒思巴监藏亦是西宁卫下属的僧人。宣德七年（1432）因李英上奏阮丹汪束曾随他讨伐安定,遂封其为禅师。

明朝洪武年间对三刺的册封和宣德元年的册封,显示了西北地区的藏传佛教界的许多领袖人物,不仅受封朝贡,还积极效力于明王朝,参与明朝的军事、政治活动,为稳定明朝的西北边疆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宣德朝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册封中,规格最高的封号是大慈法王。宗喀巴大师的弟子、色拉寺的建立者释迦也失在永乐年间被封为西天佛子,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五年（1430）释迦也失派使臣朝贡。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年近八十高龄时再次受诏入京（关于释迦也失赴内地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甚得明宣宗的礼遇,同年九月遣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册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释迦也失在京的活动,学者已有研究,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宣德朝的藏传佛教政策及皇帝本人的喜好和推崇与明永乐朝相仿。因俗以治的治边策略,对西部边陲起了稳固作用,同时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西北、北京等地的发展,也有利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

【注释】

[1]《明史·宣宗本纪》卷九。

[2]谢佐《瞿昙寺》,附录五《御制瞿昙寺后殿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102页。

[3]赵德才《古城连城》,永登县地方史志办内部印刷,2000年,第74页。

[4]王昱主编《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3页。

[5]《瞿昙寺》,第28、105页。

[6]（清）汪元《岷州志》卷三,张羽心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总编》,学苑出版社,第26册,第33页。

[7]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43页。

[8]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44页。

[9]（清）汪元《岷州志》卷十七,张羽心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总编》,学苑出版社,第26册,第159—160页。

[10]顾祖成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7页。

[11]《明史·西域传》卷331。

[12]《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第642页。

[13]《明史·西域传》卷331。

[14]《明实录藏族史料》,第359—359页。

[15]《大乘庄严宝王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

[16]李舞阳《藏语系佛教念诵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17]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18]《瞿昙寺》,第67页。

[19]《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第642页。

[20]《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第642页。

[21]《安多政教史》汉译本,第293页。

[22]吉迈特却著《隆务寺志》（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23]《明实录藏族史料》,第213页。

[24]《明实录藏族史料》,第191页。

[25]《明史·西域传》卷330。

[26]（清）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27]《明实录藏族史料》,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