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 让
［内容提要］ 《贤者喜宴》是一部内容广博而厚重的藏文历史著作,涉及中原、印度、于阗等地的帝王世系和佛教历史,而全书叙述的重点在于藏传佛教史。作者重视史料的搜集,言之有据,其吐蕃史部分和噶玛派部分的史料价值尤为突出。《贤者喜宴》对研究藏族历史、民族关系史、佛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关键词］ 《贤者喜宴》;藏文;历史名著
巴沃·祖拉臣哇（dpav-bo-gtsug-lag-phre-ba）（1504—1566年）所著《贤者喜宴》作为藏文历史名著,[1]深得当今藏学界的重视,被视为研究藏族史、藏传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著名藏族史专家黄颢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贤者喜宴》,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连载（1980—1986年,共19期）。黄颢先生译文的注解十分详尽,他节译的《贤者喜宴》成为藏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参考文献,可惜至今未见到完整的《贤者喜宴》汉译本出版。黄颢先生的翻译开启了国内研究《贤者喜宴》的先河。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贤者喜宴》的史料价值等问题再做探讨。
一、《贤者喜宴》的结构和基本内容
《贤者喜宴》的全名是《转圣法轮者之历史·贤者喜宴》（“转圣法轮者”指佛教大师）,有的简译为《智者喜宴》。因该书在西藏洛扎（今山南地区）刻印,又称为《洛扎佛教史》。1985年由民族出版社资深编辑、藏族著名学者多吉杰博根据洛扎本,对《贤者喜宴》进行了校订整理,改订了部分不符合语法规范的用词,第二年正式出版,分上下两册,共有1527页。[2]
《贤者喜宴》始著于藏历第九甲子至木蛇年（1545年）,经21年后才全部完成。全书结构宏大,共分五大编（书中称为“yanlag”,意译“分支”,有的译为“函”,不确）,内又分若干章节。第一编为世间总论,佛教所谓世间指器世间和有情世间,器世间即一切生灵存在的自然环境；有情（主要指人和动物）世间指在器世间生存的各类生灵。《贤者喜宴》依据《华严经》、《俱舍论》、《时轮》等经论,按传统的佛教世界地理观,叙述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八小洲的地理分布,及这些地区生存的天、人等生灵。第二编印度部分,共分三章,记述了印度佛教史和印度王统世系史。第三编西藏部分,共分十章,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以吐蕃王统世系史和藏传佛教教派史为主。第四编于阗、中原（《贤者喜宴》中的原文,若直译是“汉地”）早期王统世系史、西夏、霍尔（指蒙古）及中原后期王统世系史,共分五章,每部分又分别记述了各地的王统世系和佛教史。第五编为五明文化简史。
从《贤者喜宴》的这种结构安排看,显然作者是以世界佛教史的规模来写的,涵盖了作者当时所知道的佛教流传地区。不过,这种结构和编写体例不是巴沃·祖拉臣哇所独创的,而是继承了藏族史学的传统,即讲述藏传佛教史或藏族史时往往涉及周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这样,与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自公元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以来（藏族史书中称为后弘期）,藏族文化逐渐地佛教化,佛教的价值观念成为藏文化的核心。藏文史书的绝大多数作者是藏传佛教僧人,他们撰写的历史也以佛教史为主。而藏传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要讲清藏传佛教各种显密教法的传承,必须了解佛教的源头——印度佛教发展史,这是难以回避的事,因此大部分藏文史书中印度佛教部分总占有一定的篇幅。布顿大师撰写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完成于13世纪,其第一部分就是印度佛教史。印度的传统不注重历史的记录,印度佛史更是一个谜团。藏族史家采撷藏传佛教文献中保存的印度佛教史资料和一些传说而编写的印度佛教史,是藏传佛教界必备的佛教知识之一。《贤者喜宴》第二编的内容与其他藏文史书相类似,讲述了佛祖释迦牟尼和印度佛教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并记述了一些国王扶持佛教的事迹和他们的相关传说。《贤者喜宴》讲述藏传佛教各派历史时,对印度佛教史也有所涉猎,如噶举派部分,详载该派几位印度祖师的传记,而这些内容较之于笼统的印度佛教史更有价值。
早在唐代时,吐蕃与唐朝之间在文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到13世纪时,西藏并入元朝的版图,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有关中原的政治史、佛教史等内容开始进入藏族史家的视野,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达仓巴·班觉桑波的《汉藏史集》等著作中对中原等地的历史有所记述。但由于藏族史家所凭依的资料有限,难以详述中原等地的历史,只是大概叙述历代帝王的更替或听闻的某些历史传说而已。值得指出的是藏文史书中对中原帝王和佛教历史的记述,反映了一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思想。《贤者喜宴》第四编各章分别叙述了于阗等地的王统世系史和佛教史,这部分内容与藏文其他史书的记述大同小异,只是一个概略性的介绍,其中的错谬之处在所难免。
藏传佛教传统文化的学科分类为“大小五明”或“十明之学”,其中的大五明分别指内明（佛学）、因明（佛教逻辑学）、声明（语言学）、医方明（医学）和工巧明（工艺学）,大五明基本上囊括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各个层面。《贤者喜宴》中专设“五明文化简史”一章,属于作者的创举,这是此前的史书中所没有的内容。也反映了16世纪藏传佛教文化繁荣,及五明之学广为传播的历史事实。
《贤者喜宴》虽分五大编,但篇幅的厚重不一,重点还是作者最为熟悉的藏传佛教史,即本书的第三编,而作者所在的噶玛噶举派的历史更为详尽。
二、《贤者喜宴》的叙事风格
《贤者喜宴》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各地的历史,即每个章节荟萃了众多相关的历史人物,又按年代先后分别叙述他们的历史活动。人物又可分为两类：帝王和高僧大德,而对帝王记述的重点又是与佛教相关的史事。对人物事迹的记述,《贤者喜宴》采取了一种“自由的记述方式”,无整齐划一的体例和格式,字数长短不一,有的人物的事迹洋洋万言而不止,有的则不足百字。总体而言,《贤者喜宴》中藏传佛教人物的历史最为饱满,藏传佛教人物的事迹也最为清晰。《贤者喜宴》中如历世噶玛巴的事迹,叙述不厌其烦,对一些场景的描述十分具体,包括人物之间的各种对话等。与汉文《高僧传》言简意赅式的叙事风格相比,《贤者喜宴》中的高僧传尤其对著名人物,则是不惜笔墨,极尽铺陈之能事。《贤者喜宴》的此种风格,到清代时更为张扬,单独的某一高僧的传记皆以数十万言计。
对于高僧大德传记内容的取材,《贤者喜宴》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人物传记的特色。它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佛教大师“行善”的事迹,彰显佛教大师的高大形象,旨在为后人树立榜样。佛教的价值观、伦理观贯穿于历史记述中,成为撰写历史的指导思想,藏文佛教史亦即记述佛教提倡的行善的历史和佛教伦理思想的实践活动,佛教的伦理思想是评判历史人物的准绳。在巴沃·祖拉臣哇看来,佛教史的撰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更多的要起到教化的功能。他在书中云：“此勤于著书的善业如虚空般广大,愿消除浊世一切众生心中的所有迷茫,使所有人入于圣法之道,愿观世音菩萨的意愿圆满完成。”[3]
因此,《贤者喜宴》中,凡涉及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冲突等历史时,往往采用“曲笔”,或叙事隐晦,或略而不论,使人难以明了。比如,噶玛派领袖噶玛拔希与忽必烈关系一度紧张,遭忽必烈关押,甚至拷打。《贤者喜宴》中对此事件的叙述,缺乏前因后果的交代,却大谈噶玛拔希如何运用神通化险为夷的故事,既回避了矛盾,又能显示出噶玛拔希的伟大。而作者对藏传佛教人物事迹描述的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对佛法闻思修,如何向他人讲经传法,如何培养弟子,如何受到帝王或地方首领的敬重,如何著书立说等方面。人物事迹的取材侧重于大师的德行。由此对帝王的评判就可想而知,支持佛教的帝王自然受到表彰,反之如禁佛的吐蕃赞普朗达玛之流自然遭到唾弃。
宗教的情感体验是构成宗教的四大要素之一,没有宗教体验就没有宗教信仰。以密宗为特色的藏传佛教,有着丰富的宗教情感体验活动和宗教心理研究。密宗注重实修,认为空说理论无用。因此,藏传佛教的人物传记中充斥着对宗教情感体验的记述,《贤者喜宴》也不例外。神佛或前辈大师的预言（lung-bstan）、梦兆（rmi-lts）、与所观修的佛本尊之间的神秘交流、受到护法神的护佑等,是《贤者喜宴》中构成高僧传记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讲述噶举派在印度的三位祖师萨洛哈、德洛巴、那若巴,及西藏的诸位祖师时,莫不如此。当代学术界对佛教大师神秘主义的体验,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解释,而不全视为是子虚乌有的事。
《贤者喜宴》对佛教大师经密宗修行而达到的境地,即拥有的神通（又称为“成就”,密宗大师往往被称为“大成就师”）,视为是高僧大德的一种标志,而他们所显示的神通,则成为他们最显赫的事迹。《贤者喜宴》对噶举派诸位祖师的记述中,作者十分关注他们拥有的神通,凡记述重大事情的决策、对不信佛者的教化、转世灵童的认定等高僧事迹时,神通的显示每每相伴。只有了解藏传佛教文化和其历史语境,方能把握《贤者喜宴》这一叙事风格的文化渊源。
《贤者喜宴》的叙事文体也很有特色,有的部分全部用偈颂体,有的部分用散文体,有时两种文体相间,但总的文风是朴实无华,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语言简洁明快。偈颂体和散文体相间的叙事手法,也是大多数藏文史书的共有特征,这一文风源自于佛教经典。
三、《贤者喜宴》与吐蕃史之研究
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算起,大致有200多年的历史。当代研究吐蕃历史的主要史料有吐蕃金石铭刻、西域出土的藏文简牍、汉文史书中的记载（如新旧唐书的记载）、敦煌藏文文献等,尤其是20世纪国内外学者对敦煌藏文历史卷子的解读,大大推动了对吐蕃史的研究和认识。此外,后弘期藏族学者也写下了不少吐蕃史方面的著作,或者他们的著作中涉及吐蕃史方面的内容,如《弟吴贤者佛教源流》、《娘氏佛教源流》、《王统世系明鉴》等史书是专讲吐蕃历史的,《汉藏史集》、《如意宝树史》等史书中专设有吐蕃史篇章。当代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吐蕃史时,在引用后弘期史书中的有关记述时,非常慎重,因这些史书对吐蕃的记述往往夹杂传说,难以将其全部作为客观的历史记述来对待。但并不是说后弘期的吐蕃史方面的藏文史著一无是处,这些史书中同样蕴含重要的史料和信息,尤其从一种广义的历史研究看,其夹杂的神话传说等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亦可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4]再加前面提到的吐蕃史研究资料,或内容不成系统,或残缺不全,或只是某一方面的记述,而且需要与后弘期史书中的相关材料进行比对,方可全面理解古藏文史料,同时还要用后弘期史书中的记述来弥补相关吐蕃史料的不足。现在的吐蕃史研究也证明,完全绕开后弘期的史书来研究吐蕃史是不可能的。
众多后弘期的史书中,《贤者喜宴》尤为受到藏学界的关注。如上所述,《贤者喜宴》虽以佛教史为主,但其“吐蕃史部分”却涉猎广泛,作者广征博引,甚至有现在难以见到的原始资料。“史料依据充分”,这是许多研究者对《贤者喜宴》吐蕃史部分的共同评价。作者对当时能看到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无不详细参考,有时还大段转录,并交代了出处。作者在“吐蕃史部分”的结尾云：“此部分的资料来源是《法王松赞干布总遗教》及《涅槃略史》、《隐秘显现》,阿底峡发掘的伏藏《柱间史》,《桑耶寺大志》或称为《巴氏讲述的王统世系》广、中二种,库顿·尊追雍仲的《广史》或称为《广本镇魔记》,弟吴大师的《佛教史》、遍知布顿大师的《佛教史》,《雅隆觉沃王统世系史》和蔡巴的《红史》的第一部分等为基础,又见后世难以分别寻找这些文献,遂没有考虑文字的繁多,根据每部分的需要,尽量做了全面的引述。”[5]作者在吐蕃史部分,搜寻资料,考证史事,从传说中的吐蕃的第一位赞普起,一直到吐蕃末年分裂,王室子孙建立割据政权为止,写成了较为完备的吐蕃王朝史。
大多数藏文历史著作中,对于吐蕃的职官制度、法律制度和军事制度等鲜有记述,而《贤者喜宴》中,作者尽可能予以记述,虽然引证的资料及叙述中存在矛盾和混乱之处,但对当代的吐蕃史研究而言,却弥足珍贵。敦煌藏文历史文献中涉及的吐蕃制度方面的记述,也是通过《贤者喜宴》的材料进一步解读的。如吐蕃的“如”的划分、“千户制”等重要的制度建设、社会阶层的划分等,在《贤者喜宴》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吐蕃金石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都引用了《贤者喜宴》的材料。近年出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中,对“mkhos”字的解释,对“如”、“千户制”等吐蕃制度的解释,也采用了《贤者喜宴》的资料。[6]其他国内外相关的吐蕃史研究著作,莫不如是。匈牙利著名藏学家乌瑞著有《〈贤者喜宴〉所载的吐蕃纪年研究》一文,对《贤者喜宴》中的吐蕃史年代进行了考释。[7]法国的石泰安先生就指出,《贤者喜宴》中对吐蕃统一前的小邦政权的记述,与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记载基本吻合。[8]《贤者喜宴》中对吐蕃政务九大臣、吐蕃告身制及法律制度的记载,也是研究吐蕃史的重要材料。新旧唐书等汉文史书和敦煌藏文史书提到了吐蕃的告身制,但具体内容不清,而《贤者喜宴》中详记吐蕃告身的12个等级和具体名称,可起到补缺的作用,现今发表的有关吐蕃告身制的论文莫不参考《贤者喜宴》的这部分资料。《贤者喜宴》中对吐蕃法律的记述,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解读。更为珍贵的是,《贤者喜宴》中收录了几则吐蕃赞普有关弘扬扶持佛教的诏令,上面有吐蕃重要官员的署名。这些诏令对研究吐蕃的佛教政策、职官系统,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当然不排除个别抄写过程的失误）,就目前所知这些诏书唯有《贤者喜宴》中保存。其中赤松德赞赞普发布的诏书两份,赤德松赞赞普的诏书一份,原藏于桑耶寺库房中。此摘译第一份诏书部分内容如下：
逻些（即拉萨——译者）幻化寺（即拉萨大昭寺——译者）、加斗热莫且寺（指小昭寺——译者）、扎玛的桑耶天成寺（即著名的桑耶寺——译者）、康松弥朵卓寺等,乃蕃族所尊崇,建三宝之所依,使蕃人亦入解脱道。信佛之事,无论何时,均不得离弃,不做损坏,使蕃人入于解脱道。此等寺院中,对三宝供养的资具、顺缘,何者合适,应予思量,并尊敬地奉献,无论何时,不削不减。从今以后,每一代子孙,均按赞普父子般发誓而承诺,位高权重之大臣亦应发誓。……此诏书共写十三封,一封存于内库,二封加盖印章,分别交与逻些的幻化寺和扎玛桑耶天成寺的僧伽；十封加盖印章,赐逻些的幻化寺、昌珠之扎西拉域寺、宫廷的僧伽、逻些的加斗热莫且寺、扎玛的康松弥朵卓寺、勃律地方、象雄地方、多麦德论日（sde-blon-ris,多麦指今甘青藏族地区,当时应包括吐蕃占领的河西、陇右等地,德论即为吐蕃派驻这一地区的行政官员,多麦德论日可能指的就是德论管辖的地方——译注）等处寺院之僧伽,分别持有。[9]
在诏书的后面署有参与兴佛盟誓大会的吐蕃重臣的名单。从这封诏书可以了解吐蕃王室弘扬佛教的政策,其内容远远超过了现存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10]而且从中可了解到吐蕃的这个政策是贯彻于其全境的,包括了中亚的勃律等吐蕃当时新占领的地区。通过这些诏令,可以深化我们对吐蕃佛教史的认识,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相比专门讲述吐蕃王朝史的《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对吐蕃史的记述更有价值,其内容更为充实。
四、《贤者喜宴》与元明时期民族关系史之研究
噶举派兴盛于元明时期,而《贤者喜宴》的作者是噶举派的活佛,其生活的时代又正好在明代。所以作者对本教派是比较熟悉的,能够系统讲述该派的历史,尤其是噶举派领袖人物与元、明王朝之间的关系,该书提供了许多历史细节的记述,可补证元明史书中的相关记述。
藏传佛教何时传入蒙古,何时与蒙元帝国之间建立了联系,以往学界以《萨迦世系史》提供的材料为主,从萨班与蒙古宗王阔端的凉州会谈开始讲起。而《贤者喜宴》给我们提供了噶举派中的蔡巴噶举在西夏进行传播,以及与蒙古皇室关系的史料,也记载有西藏各教派纷纷寻找蒙古宗室贵族为靠山的历史。[11]通过《贤者喜宴》的材料,再结合黑水城出土的藏传佛教文献、艺术作品,及现存的相关西夏佛教史料,有望重构噶举派在西夏传播的历史,进一步认识西夏佛教对蒙元帝国的影响,及蒙元帝国与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关系。对于噶玛拔希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纠葛,《贤者喜宴》也提出了与《萨迦世系史》不同的记述。[12]
噶玛派的历史是《贤者喜宴》记述的重点,对该派的兴起历史,尤其对噶玛派历世大宝法王（即黑帽系活佛,又尊称为“噶玛巴”）和历世红帽系活佛的事迹,记载尤为详细。元代中后期,噶玛派颇得元朝帝王的尊崇,黑帽活佛第三世噶玛·让迥多杰（1284—1339年）和第四世噶玛·若必多杰（1340—1383年）先后奉诏进京,向元宁宗、元顺帝等帝王和王公贵族传授密法灌顶。《贤者喜宴》中对他们的行程及在内地的活动,有较全面的记述。如记载若必多杰在河西传法的盛况云：“前往尊者萨班的住过的幻化寺（在今甘肃武威境内——译注）,到达后会聚各地语言和装束不同的人,难以计数,在他宝座的右边是蒙古和回鹘的译师,宝座的左边是汉族和西夏人的译师,将他的讲话和说法,各译师分别译成自己的语言,使无量众生获得教益。”[13]噶玛巴的传教无疑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间的关系,《贤者喜宴》中的这些记述对研究元朝政府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元代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代噶玛派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黑帽系活佛与明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明朝对历世噶玛巴的册封和扶持政策,在《贤者喜宴》中更有详细的记述,而且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明朝对西藏地方的政策、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参考资料。
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受明成祖之请,赴南京觐见,这是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贤者喜宴》载有明成祖邀请噶玛巴的诏书,以及噶玛巴在内地的行程。噶玛巴曾在南京举行重大的法事活动,以超荐明成祖之父母,《明实录》、《明史》、《国朝典汇》等史书中对噶玛巴一行的活动均有记载,但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尊奉儒学的史家并不了解噶玛巴所举行的法事内容,而《贤者喜宴》则提供了许多细节,尤其对法事活动中的密宗仪轨的记载更为翔实,如载：“之后所有天中给皇上（指明成祖——译者）逐次讲法,……翌月第五日,绘制坛城内外诸处的线,尊者本人（指噶玛巴）建佛海,仁波且建金刚撅,噶细巴建密集,本波哇建弥多罗,其他诸人建金刚界法界语王、喜金刚、至尊母、普名佛、药师佛、度母仪轨、大悲观世音陀罗尼修法等之十二座坛城。”[14]原来,噶玛巴在南京建诸多密宗坛城,实施了盛大的密宗超度仪式。将《贤者喜宴》的此类记载,再结合汉文史料,方可了解噶玛巴在内地活动的实况。对永乐朝实施的藏传佛教政策,《贤者喜宴》也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日本著名藏学家佐藤长曾据此展开过研究。[15]
《贤者喜宴》载,明成化年间,明朝派灌顶国师索南加措、都纲札什藏卜等人,向第七世噶玛巴·扎巴加措（1454—1506年）送去了一件特别的黑色僧帽和珍珠袈裟、金锭、丝绸等物,而《明实录》中只载乌斯藏如来大宝法王葛哩麻巴（即噶玛巴）派人朝贡之事,而不载明朝给噶玛巴的具体的赏赐品。另,《贤者喜宴》载有明朝皇帝派金字使者大国师札什藏卜领占（bkra-shisbzang-po-rin-che）等人送来茶叶、丝绸、檀香、银器等礼物,还有太后、太监及在内地受封的三位法王的礼品,让噶玛巴为先皇超荐,并为皇帝本人登基祈福颂吉祥一事。但《贤者喜宴》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笔者以为此事发生在明弘治八年（1495）左右,《明实录》弘治八年十二月甲戌条载：“乌斯藏如来大宝法王葛哩麻巴遣国师札什藏卜领占等来贡”。[16]此国师札什藏卜领占与《贤者喜宴》所载应是同一人,说明他当时完成使命后,又带着噶玛巴的贡品返回内地。《贤者喜宴》的记载,与《明实录》的记载可互为补证。
明武宗时派遣太监刘允到西藏迎请第八世噶玛巴（《明史》称为活佛）一事,当时朝野震动。刘允此行声势浩大,《明实录》载：“以珠琲为旙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钜万计,内库黄金为之一匮。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得便宜行事。”[17]刘允一路飞扬跋扈,耗费巨资,物议沸腾,朝臣群起而反对,而明武宗一意孤行,仍派刘允前往。《明史》、《明实录》等史书中,对刘允在藏区的经历语焉不详,只是说刘允遭到抢劫,无功而返。《贤者喜宴》记载有刘允在藏区出行时的盛大排场和奢侈生活,并详细记述了刘允在藏区的行程,对刘允与噶玛派上层之间的交涉,及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也有较完整的记述。汉藏文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方能搞清武宗朝迎请活佛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贤者喜宴》在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而它所包含的珍贵史料,远不止于此,尚需要全面的发掘。
《贤者喜宴》的作者眼界开阔,撰写藏传佛教史不囿于一派一地,而有通识之才,叙事力求明细详尽,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历史情节。作者耗费二十多年时光,追根求源,编写不辍,终成鸿篇巨制,亦可见其毅力之强。作为佛教高僧,巴沃·祖拉臣哇的著作浸透着其对佛教文化的炽热之情,对历代的佛教大师充满深沉的情感,以细腻的笔触来赞颂他们的功绩。《贤者喜宴》是巴沃·祖拉臣哇的心血之作,凝聚着他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智慧才能,也是他为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原文载于《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注释】
[1]关于作者的生平,据《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7—1278页）中的巴沃·祖拉臣哇的小传,他出生于西藏的聂塘（snye-thang）地方,五岁时,被认定为巴沃第一世曲旺隆珠的转世,先后拜法王丹贝坚赞、黑如嘎贡噶桑波、夏鲁大译师却迥桑波、噶玛巴第八世·弥觉多杰等人为师,通达显密佛学及藏传佛教传统文化知识,成为杰出的学者,著作有《入菩萨行论广释》、《历算典籍》、《金刚亥母广论》、《四部医典释》、《药学笔录·摄集精华》、《历算大宝库藏》、《佛教史·贤者喜宴》等。
[2]《贤者喜宴》（藏文,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有关校订,见第1页“出版说明”。
[3]《贤者喜宴》（藏文,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60页。
[4]以往翻译的一些藏文历史著作中,将其中的神话传说等删除,认为不是客观的历史,现在也有这样的现象。实际上这些神话传说（包括人为制造的）,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的观念,是研究文化思想史时不可忽略的。
[5]《贤者喜宴》（藏文,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60页。
[6]黄布凡、马德译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
[7]［匈］G·乌瑞著,李禹阶等译《〈贤者喜宴〉所载的吐蕃纪年研究》,《国外藏学动态》1990年第4期。
[8]［法］A·麦克唐纳著,耿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页。另,麦克唐纳此书在考释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时,多处用了《贤者喜宴》的资料。
[9]《贤者喜宴》（藏文,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71—372页。
[10]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67—169页。《桑耶寺兴佛证盟碑》译成汉文仅二百多字,不及《贤者喜宴》所保存内容的五分之一。
[11]详见拙文《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2]《萨迦世系史》（藏文,阿旺贡噶索南著,民族出版社,1986年；陈庆英等译注《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曾说噶玛拔希和八思巴在忽必烈前比试神通,而《贤者喜宴》言噶玛拔希之所以离开忽必烈,是受了别人的排挤。
[13]《贤者喜宴》（藏文,下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61页。
[14]《贤者喜宴》（藏文,下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010页。
[15]［日］佐藤长著,邓锐龄译《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载《民族史译文集》第9期,1981年；佐藤长著,邓锐龄译《明代八大教王考》（上、中、下）,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4期,1988年第4期。
[16]顾祖成等辑《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二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0页。
[17]顾祖成等辑《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二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0—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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