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一词的用法

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需要就“上帝”这个被过分附会且引人不快的词作初步的讨论。

在当代英语中，“上帝”一词常被用作一般意义上宗教的简易代称。在每周日晚的“上帝节目”时段，英国主要的电视频道如今仍然或至少曾经被要求播放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内容。最近一位以愚忠和好斗而臭名昭著的首相新闻秘书在斥责一名记者时说：“我们不谈上帝。”这意味着他辖下的政客没有哪位会被允许牵扯进宗教争议中。秉承大致相同的精神，在新的宏大叙事中我将要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上帝”一词，尤其是在故事开头。它将被用来代指整个超自然世界———首先，代指由作为原型的、神话中的动物及其他存在物所构成的世界，之后代指主要由精灵构成的世界，再然后代指天父统辖下多神教的诸神世界，只有在这之后才最终用以代指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同传统中唯一大写“G”的“亚伯拉罕一神教”上帝（God）。因此“上帝”一词最初表示不可见的、隐藏的存在物和势力的复杂纠缠，唯当经过几千年之后其用法才变得系统、集中和统一，直至在独一神那里达到顶峰。

宇宙论和心理学沿着与此相类的路线发展，但通常稍迟一些。唯当人们逐渐在某地安顿下来时，世界才有了一个世界之轴（axis mundi）作为中心，才开始成为法治的、统一的。这一进程直到现代才最终完成，相似的论述或许也适用于自我———这一概念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复数形式的。甚至今天人们也经常听到像“身、心、灵”这样的措辞，此类措辞暗示了人类自我仍未完全中心化和统一化。

我们几乎所有的（也许就是所有的）最基本的关于人类自我和世界的概念都在与上帝的联系中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神学似乎确实曾是（在某些人看来如今仍是）自然科学的女王。

例如，我们的祖先决定不再做游牧的狩猎—采集者、放弃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转而定居下来成为耕作者，这是人类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步。这对游牧者而言是极为艰巨的一步，最终需要创制崭新的习俗：主权、领土、法律、土地、财产、继承、固定的石室、边界、货币和市场等。游牧者究竟是如何说服自己这样大步跃入未知领域的呢？那时的他们甚至还没有产生出可以用来讨论眼下这一问题的语言。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实现了这样的飞跃，因为上帝以一种希伯来《圣经》的所有读者都耳熟能详的方式为他们引领了道路。上帝通过他的众发言人宣告，他不会永远做一个行进在人们前头、生活在帐篷里面的游牧者。他打算安顿下来。他已经拣选了一片领土，并将之许给他的子民作为代代相传的产业。他将安顿下来：不再是移来动去的有翼的灵，而是坐下来，在圣城中心的固定石室中隆重登基。圣地的所有事务将因着这一权位而得到规定… …于是，正是通过宗教思想游牧者才首次得以想象并随后被劝服来接受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变革：文明（来自civis，意指城市）。

这个例子立即提醒我们去思考其他许多例子。比如，游牧者从不带椅子。诺亚方舟既已是可移动的御座，那么就是上帝为座席开了先河，所有其他的首席座位都由上帝的御座派生出来———国王的、主教的、法官的、教授的、总统的（在拉丁语中有“坐在首位”之义）以及其他主席的。与此相类，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提醒我们，最早的定居点曾乱得一塌糊涂。正式的直路并不是为人发明的，而是为神，当作列队游行之路，神年年被请出来沿着这样的道路向其子民展示。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例子。窗帘就是不错的一例。最早的窗帘的遗迹在你附近的教堂里，它挂在帘柱之间并遮蔽着圣坛，因为最早的窗帘遮蔽的是神的神圣性。（还记得圣殿的帐幔吗？）现在，窗帘保护你的隐私。现代人的隐私及其权利历史地说来源自神在其“圣所”中对隐私的要求，因为每一神学术语和上帝的每一特权在这数百年间都倾向于变得民主化和世俗化。同样，神圣设施如期成为了皇室设施、家用设施和公共设施。

至此我们首次得见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载有一整套复杂观念，那是我们的“理想文化”，我们在它的帮助之下将我们自身与生活相关联并依靠它生活。我们在学习自己的母语时就已将它尽数饮下，从而成为自己的社会中功能健全的成员。起初，它包含的远不止部落习俗和说话方式：它是一套复杂的宗教思想体系———因为宗教原本是一种高度进步的力量。只有宗教才具有那种生动、令人难忘而又纯粹的力量，能够凭借其神话、仪式和组织拖着懒惰、不情愿的动物进入现代语言之光———那点亮人类存在（being-in-a-world）意识的光。只有宗教具有迫使游牧民族定居下来，迫使他们将自身绑定于某一领地、政治管辖、财产权利、节日、市场以及其他所有之上的力量。

可以把我刚刚描绘的原理扩展到一个更宏大的层面上。就所有谈及此事的神话学中我们最熟悉的那一个而言，上帝是第一个有意识的人，他第一个看见有秩序的、被照亮了的、统一的世界，并且第一个知道这个世界是他的。“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诗篇》50：10），他得意地宣称。确实如此。宗教起初是一项高度进步的机制：它首创了我们关于自身和我们的世界最为基础的所有观念，进而逐渐传达给我们。它把我们从自然中拽了出来；它使我们成为人。在且仅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总归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

在后来的宗教思想中，上帝常被描绘为既是我们的开始也是我们的终结，是我们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是我们存在的初始地和终极目标。回顾我们人类的起源，关于上帝作为我们的“起源”的故事或许具有帮助我们看清宗教界独特的中央性和权威性的作用。它使我们成为了我们之所是。从相反的方向也即向前展望，我们看到上帝的观念不断地要求我们批判和废止旧的行事方式以及建构世界和自我的旧方式，要求我们向前踏入新的更高水平的知觉、自由和空。旧方式往往看起来更为可靠，抛下它们往往看起来像是信仰的丧失和朝向黑暗及虚空的行动。因此，上帝的不可理解性往往是正统教义的一部分：他是无特征的、黑暗的、虚空的。越接近上帝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被清空。

概括说来，宗教直到16世纪都仍是人类事务中的进步力量。但是随着科学的兴起，关于世界的新科学理论应该用早已建立且看似拥有这一领域的宗教教义来衡量并与之相比较，这是相当自然的事情。伽利略尤以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宣称上帝是一位数学家和工程师而著名。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英语世界中，过去人们思考上帝的方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旧形而上学的上帝，主要以柏拉图哲学和晚期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从《圣经》时代以来就已是善的形式、愿望的超越对象，这个对象是神秘的、“超越存在的”并居于神秘的黑暗中。自13世纪以来，经典旧形而上学一神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大量关于存在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及其与自然哲学的结合所修改。但如今，随着科学理论突如其来的巨大影响力，旧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关于上帝的哲学迅速衰落了。为了取代它，一个新的更为科学的上帝被发明了出来，即设计论的上帝。这个新上帝以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的一个形象为基础，被他称为“造物主”。他是一位有限的世界缔造者，一位数学家和工程师。在新的机械论宇宙中，理解上帝的旧方式（将其理解为世界的形式因或最终因等）被封锁了，但你似乎仍可为上帝的存在辩护，将之说成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宇宙机器被设计得如此精致的经验假设———还有，尤其用来解释生物体何以能被设计成如此精致的小机器，以至于它们可以完美地适应其生活方式。

在英语世界，这一相当新颖的上帝哲学迅速流行开来，并被牛顿与达尔文之间的一长串英国皇家学会神学家们所辛勤传播。但它对当时的理智需求而言是非常浅薄的回答。它的局限性在18世纪被休谟和康德所指出，并被坚定地驳斥了。然而，这种解释非常简单和方便，以至于新教福音派不管达尔文对它作出了多么全面的驳斥都仍坚持它直到今天。即便今天，人们似乎还是很少意识到旧形而上学一神论的超越的上帝与从先在的物质中塑造出世界的有限的设计者之间的鸿沟有多么巨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帝已经近乎排他地与宇宙进化论关联在一起了，这是一种关于整个宇宙———尤其是生物（包括人）———的起源的准科学理论。追求宗教生活的理想目标并试图朝它努力的宗教的那一面丢失了；而新教福音派至今拒绝将批判性思维用于宗教观念，也完全没有灵性（或苦行神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设法以“传统基督教信徒”的面貌出现。事实上，他们的基督教就像香港寺庙中的“佛教”一样被掏空和缩减了。

总之，在科学革命期间上帝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原有的进步性驱动力。人们由于全神贯注于努力捍卫一个作为经验假设的素朴实在论的上帝观念———这位上帝要为宇宙的存在和生物有机体对其所在环境的适应负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传统神秘主义神学的联系。到18世纪中叶，旧的形而上学一神论总归是死了———至少在英语世界是这样。

所有这些都是用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所展现的新的宏大叙事与传统的是那么不同。新的大故事更像是黑格尔的———然而用来称呼它的却是一个英语特有的短语。这个故事会是我们的理想文化的某种历史，它将展现在宗教思想的发展中，首先是上帝，之后是整个世界，再之后是我们自身如何被产生和发展。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上帝，上帝进而逐渐将我们和我们的世界造成了它们现在所是———且仍在不断成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