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一个过渡对象

我们需要扼要地重述论点，这样当我们到达新宏大叙事的关键或高潮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哪里以及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开始于下面的认识：在一个后达尔文主义的、世俗的、实用主义的时代，我们自己的世界、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于我们关于它的言语和意识中的世界，是我们所知或有据可查的唯一的“真实”世界。我们完全无法确知拥有其世界的其他任何人，至于我们自身，则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出发。许多动物显然有能力投射出自己周围的小世界。它们也许是领地性的、热爱交际与交流的；但动物对它们的生存环境的改造绝不会达到我们所做的程度，而它们的世界似乎不过是我们的世界的缩减版。我们怀着追思甚至是恋旧的心情看着它们，因为它们使我们得以瞥见自己从何而来；但它们的小世界并不真的能够与我们的世界相匹敌。而现代物理学所发展出的极为宏观的物理宇宙学则是一个理论建构，一个补充，它从我们人类自身的生活世界中投射出去，又在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对照中被审查。它所描绘的一百三十亿年的宏伟历史中的许多事件在原则上都不曾也不可能为任何人所观察到：从不曾有、如今也不会有一个可以让任何人在此处观察到“大爆炸”和“黑洞”的立足点。它们也许是，毫无疑问，它们就是，非常有用的理论性存在而已，然而就我们的世界、人类生活世界，也即我们的语言的世界而言，它们并非“真实的”。世界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我们自己的栖身之处。它不过是暂时的，是我们自己聚积的建构，但它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它是首要的。科学家们并不逃避它；相反，他们居于其中，正像我们其他人所做的那样。

这一切将造就一部关于我们如何开始、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对我们而言有什么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新宏大叙事的宗教故事———如今每一个这样的宏大故事都必须采用人类理想文化史的形式———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关于意识、关于语言、关于我们不断发展的对自身和我们的世界的认识的历史。抓住这一点的第一位伟大哲学家是黑格尔（Hegel），在这里我试图以一种非常朴素、低调、平凡的方式用英语重述他在《精神现象学》（1805）中首次涉及的部分理论基础。黑格尔第一个认识到，如果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如果人类精神是曾经想要建设一个完整的世界并理解它的任何企图的唯一源头的话，那么人类思想的历史就与作为整体的“现实”的历史、一切的历史相一致，甚至就是其本身。我们是世界的建设者。只有我们曾建立起一幅真正巨大的世界图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世界图景事实上就是世界本身。我们无法明确地区分当下所谈论的世界和绝对意义上的世界。只存在我们的世界，也即我们当前的世界观。只存在我们的“视角”。

因此，任何一个像我这样不明智以至希望基督教能与时俱进的人，都需要用一个新故事来取代古老的西方—基督教宏大叙事神学，这一新故事也即人类思想史，它将展现我们如何通过进化设法脱离我们的动物背景，以及我们的理想文化、我们头脑中的计划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曾是且不得不是宗教性的。正如我所讲述的，整个人类故事不过是关于诸神和上帝诞生、生活、死亡和死后生活的故事。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我们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有更为清楚一些的认识，我们还会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曾具有哪种“真实性”以及他如今在他的死后生活中的处境。

于是，最早的人类从动物层次开始了他们的进程，他们只有动物般极低水平的意识，只有当具有生物意义的对象逼近时，他们身处的黑暗才会被恐惧或兴奋的尖锐而突然的闪现所照亮。动物具有生物内置的识别刺激物的能力———这个刺激物是我们的主要天敌之一，是同性的潜在竞争对手，是处在发情期的潜在异性配偶，是威胁我们幼崽的东西，等等。刺激物会引发动物恰当的行为回应。动物完全沉浸在它自己的生活中，始终警觉地参与其中。它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

早期人类则不太一样，因为在发展初期的人类采取了相当极端的幼态持续（neoteny，希腊文，意思大概是“延长的不成熟期”）这一不寻常的发展道路。人体保持了相对无毛、无特定功能、外观不成熟等特点，例如人类在出生时与其他哺乳动物的胚胎状态相似。其主要特点是具有一个相对过大但仍相当不发达的大脑。这样一来，尽管许多动物都必须在出生一两个小时后就能够起身跟着兽群跑动，人类却相当无助，需要多年的照料、培养和教育才能够自食其力。当我们回顾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发现在公元1800年前的几乎整个人类历史中这个数字都小于30的时候，我们不禁陡然发现，在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养育自己的孩子曾事实上占据了人的整个一生。你直到差不多十四岁前都是不成熟的，随后结婚，养育自己的孩子，之后如果你幸运的话可以活得足够长，以至在死前能够见到“你孩子的孩子以及平安归于以色列”（如《圣经》上说的那样）。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传统：你被教导，然后把自己被教导的东西传下去。你活着是为了生活本身及你们的文化传统的延传。

在人类这里，文化、传统、语言和意识本身都是同一个流动的公共进程，即黑格尔的“精神”，它使我们与自己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区别于动物的相应关系。经过驯化的、圈养的动物是蠢钝而糟糕的，但真正的“野生”动物，我们在野外看到的那些，是异常激动、富有活力、警醒且反应迅速的。我满怀艳羡地看着它们，因为作为人类的我已经被自己所拥有的语言和意识从自己的经验那里微微疏远开来。我把这种对直观性的稍稍疏远或退离称为“思虑（minding）”。这是犹豫、焦虑和反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忆起以往相似的时刻，回顾许多不同的可能的假设，并产生我们的焦虑。我们在这上面花费时间；但我们也许花费了太多时间，忍受着让人丧失行动力的焦虑，最终发现根本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在哪怕一个行动步骤中。如习语所说，我们“思虑”过重。“我束手无策了”，我们说，“我该怎么办？”———各式各样的习语中有两个提醒人在紧要关头“稳住心神”、“随机应变”有多重要，千万不要被“吓丢了魂”。

早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一切呢？他那高水平的意识本应是生物优势，但它却有着令人丧失能力的危险。

在他面前，生活世界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剧场，神秘的暴力势力在其中彼此对抗，有时还会突然转向针对他。他，或她，究竟是如何掌握对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哪怕任意一种控制权的呢？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理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尤其需要处理突然出现的具有生物意义的对象。他需要立即对它们进行正确分类并作出恰当的回应。

其中最为直观且显然很重要的例子是，当一个必须被非常及时地识别为猎物或天敌的动物出现时，前者是我们要捕猎的，而后者是我们最有理由，比方说，畏惧之类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需要在头脑中立即就某一物种、类属、品种或一般概念引入一个指示性的、标准的形象，这样我就可以将之举在面前作为对照，在那对象出现并落入这个分类的瞬间认出它。

这个标准的一般概念即宗教系学生所称的图腾，哲学家称之为一般概念或（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现代生物学家则会简单地称之为物种。我先前曾提出，现存的洞穴壁画及其他真正早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狩猎—采集者的一项典型的宗教仪式，它具有为参与狩猎的男人们备战的功能。这一仪式在每个参与者的头脑中就他们需要密切注意的特定动物物种留下其标准的、指示性的形象的深刻印象，这一仪式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在狩猎期间只要猎人中的一员发现了猎物，整个团队就会被迅速地激励，从而展开有效的集体行动。

我将这一案例视为最早的宗教形式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它已经是公共性的了，包含了仪式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如音乐、舞蹈、特殊的服装以及温和的植物类致醉药物，这些东西联合生效使得参与者变得易受影响。整个过程由一位教职人员即萨满来引导，他的作用是将参与者团结在一起。参与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宗教对象上，以至于这种注意力能够为开展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业武装他们，并使他们保持注意力集中。

人们要学着注意的宗教对象是一个通用的、指示性的形象，它帮助我们解释生活经验，并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生活。动物内置了对突然出现的刺激物或紧急需求的迅速的反射反应，而它是其文化替代品。它是标志，或是现代术语中所谓的图例。

你也许会问，这岂不是很累赘么？动物在直接做出它这一类动物应该做的事情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人类呢？我们太过小题大做，我们总是忧心忡忡，我们的注意力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仪式、装扮、集体训练以及宗教意象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并保持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生活所要求的核心公共事业上。我所举的例子是狩猎，但我也许还曾引用启动仪式、结婚典礼以及战争或祈雨的仪式作为例证。

不管怎样，我始终认为图腾可以被视为那个将会适时地成为“精灵”、而后成为神祇的东西的先驱。某一特定部落所公认的整个图腾系统是对环境的早期分类，它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你需要注意的东西。图腾系统与仪式及其相关的特殊精神状态相结合，很快演化为精神世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因为一般概念、通用词汇是理想的、非经验性的。它是权威的、强有力的，它不是可朽世界的一部分，它进入你的头脑。在定居生活的最初阶段，精灵成为诸神，但当部落彼此结盟形成第一个国家社会时，诸神并未完全忘记他们的动物出身。在古埃及，他们仍保留着动物的头，而且在每个宗教中（也许伊斯兰教除外）动物象征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突出得令人惊讶。对基督徒而言，基督仍是羔羊或狮子，而圣灵仍是鸽子。

为什么———例如在古代埃及国家形成期间———图腾动物们成为精灵并在此后成为诸神或宇宙级的巨人，且其伟大程度和力量远远在我们之上呢？他们大概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越来越大的尺度上思考问题。我们会死，我们的国王也会死；但通用种类、图腾、精灵、上帝和国家———它们永远活着。我们正在发展一个有序的宇宙观，以及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社会，后者声称它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永久权威获得了宇宙的授权。思想变得愈发统一。旧的世界之树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之轴（axis mundi），世界围绕它旋转。宇宙和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序、合理和统一。上帝正在逐渐成为一，成为宇宙的立法者，成为世界与我们生命的全能的律法制订者。学者们使宗教律法的体系变得系统化，希望它像上帝一样成为统一的。所以，如今世界、君主、国家和宗教律法都像上帝一样逐渐成为统一的，而人类自我的渐趋统一也终于姗姗而来。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活的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之后这一物质水平上的实践、运动和矛盾才在社会的理想文化中有所反映。我们全部的宗教和相关信仰都是副现象，不过是泡沫罢了。我的故事则扭转了这一次序，转而提出宗教的对象和观念从来都是领先的。它们是理想的、规范的、设定标准的观念，它们从我们的环境中挑选出重要的特征并向我们展示如何处理它们，它们引导我们通过生活走向那个始终保持多多少少走在我们前面的理想秩序。

因此，在我们的宗教思想中，上帝向我们展示了应该成为什么以及如何生活，他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领路。因此，在以色列，正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中，王权和立法始于诸神，直至后来神才被劝服，逐渐将这些职能授权给将会以他之名、代他行事的人类君王。宗教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社会进步力量而存在：上帝曾是一种间接的、他谓的思考方式，你可以藉着他思考那个你几乎还无法想象的未来，并藉此看到你自己如何被指挥着前进直至跨入其中。上帝还通过不断地行进以及自身的成长壮大来不断抬高标杆，促使我们致力于更高远的目标。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摒弃关于上帝的流行观念，即认为上帝是无限的、完美的、不变的存在，转而将上帝视为发展步调处在我们之先的某物，就像一根胡萝卜，一个梦，一盏指路明灯。上帝引领人类的发展。他处在永不停歇的变化中，并在其自我变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领先我们一两步。

思考上帝的这一方式是由黑格尔引入的，当然，它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藉此在如今这个被其世界观认为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文化中，继续将宗教看作是重要的，且直到最近都仍对我们的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他创造了我们。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将何种地位归于这些“必要的神话”。在一本名为《游戏与实在》的书中，英国心理学家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早已引入了“过渡对象”的概念。[1]它是一个地位不定的对象，对于极度依恋它的婴儿来说是真实的，但在观察者的眼中也许是虚幻的。它可以帮助孩子渡过困难时期。它是一个假想的朋友和伙伴，可以是一条舒服的毯子、最喜欢的洋娃娃，甚至是一个守护天使、一个守护精灵。它还可以被叫作圣物、护身符、吉祥物、符咒。

过渡对象的这种模糊不定的地位会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的理念对他自己而言是处于更高的、可理解的世界中的真实存在物；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理念不过是我们头脑中有用的观念，在后来的思想中，它甚至不过是我们给所处环境中的事物分类所用的一般词汇、通用术语。

上帝是否是或是否曾是这样的过渡存在物呢？起初对生活而言必不可少，之后随着人类文化生活的发展逐步变得更为高远，最终变得多余、消失在迷雾之中？我们现在已做好准备用更为现代的词如“语言”或“文化”来取代“上帝”一词了吗？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在回忆起宗教时将之视为曾经在其黄金岁月对我们而言必要的、进步的、非常有价值的，而如今不过是不再需要的机制？

我们在整个论证的这一阶段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只须铭记这些提议。

[1] D．W．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Hogarth Pre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