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信仰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凭借他们充沛的精力以及对一切事物的广泛兴趣，收集了大批报告并将它们送回国内，这些报告介绍了最近有幸臣服于大洋彼岸的伟大白色女王膝下的人们的风俗和信仰。这些信仰颇具异域风情，同时抵达的物质文化的相应物品也是如此。然而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些信仰起码可以被清楚地理解和评价。野蛮人的宗教信仰被判定为对世界完全错误的假设、将会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传播自然消亡。与此同时，解释如此古怪的信仰何以能被接受，以及为何他们能在长时间缺乏任何确凿证据支持其真实性的情况下仍如此顽强地坚信，成了人类学界的主要任务。这一路线上最佳的著作大概是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的《原始文化》（1897）。

在为维多利亚的进路指出弱点并给出更好的方法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他们坚持认为，人的宗教信仰与其整个文化密切相关，应当将之放在其中理解。“参与观察法”作为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包含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原本会称之为“去往本土”的成分，后者也曾在事实上大规模地这样做了———学习当地的语言，与当地人同住至少一整年，完全浸入他们的生活中，并记录一切。研究者对该信仰在其自身的社会生活设定中的作用方式描述得越是完全，就越容易正确理解该信仰。

在内行的人，例如英国人类学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那里，这一方法催生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1]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问题开始累积。殖民地自治运动使得安全地安置年轻研究生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当他们中的一些成为激进的提倡者之后，他们为保护自己所研究的当地人免遭渐渐入侵的记录仪的侵扰而斗争，甚至因此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也有人说，这一研究方法带有殖民主义思想，它吞噬整个古老文化，把它摊开摆在冰冷的展柜中，在西方学术界想象的博物馆里展出。涂尔干的著名论断“一切宗教都是真实的”被视为与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这不过是玩一个语言游戏”相类似：任何实行中的宗教系统都是真实的———但仅仅是在极其萎缩的实证主义意义上。它不过是在那里，它已经没有了生命力。这是我们可说的一切。

更为严重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可知论者和无信仰者尽管可能认为部落信仰明显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并未被自己的意义性所困扰，因为他们对自己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十分熟悉。甚至迟至埃文斯－普里查德，你仍然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能成功地使东非的宗教信仰看似可理解，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的皈依者。但对那些比埃文斯－普里查德更能一贯地坚持世俗的、批判性的、现代的进路的人类学家来说，非洲传统的（还有澳大利亚的和巴布亚的）世界观变得愈发难以理解了。到20世纪70年代，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等人类学家开始觉得，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切身地理解那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头脑的所思所想。席卷现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浪潮极大地加速了宗教长期以来的衰落，它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同情古老的、彻底的神话—宗教式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如今已从我们身边溜走，渐行渐远，直至溜进我们的过去。这件事已发生在我身上，尽管我严格说来还是个牧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我还相当肯定我清楚地知道上帝应该是怎样的，精灵应该是怎样的，以及超自然世界和死者的居所应该是怎样的。那时我或许已经有所怀疑，但至少我不曾怀疑我确实知道我在怀疑些什么。可是如今… …

许多人文学科如今极为痛苦地意识到我所描述的困难，但其中一个学科已经做出了有趣的反击。考古学也许是个小学科，但它拥有数量庞大的世俗公众，他们渴望听到所有关于人类起源和史前时期人类发展的故事。意识和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认知考古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可以从非文字的、史前的证据中得出关于彼时的世界观和信仰的结论，诸如科林 · 伦弗鲁（Colin Renfrew）、史蒂芬·米森（Steven Mithen）和戴维 · 韦斯特 －威廉姆斯（David West-Williams）等作家也能够为他们的书找到庞大的读者群。

我非常欣赏他们的工作，然而我在哲学上的保留意见使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写作。在我看来，传统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毫无疑问正在迅速地彻底消失。如果宗教能存活下来，那么如今它也只能以极端萎缩和堕落的形式存在，沦为激进的、清教徒式的、反自由的民族国家主义之类的东西。再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们觉得上帝应该是怎样的，精灵应该是怎样的，死者的居所应该是怎样的（或在哪里），神圣的行为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宗教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以及今日应如何实现它。出于这个原因，我发现我很难简单地接受那些有关萨满变幻为鸟或乘着独木舟盘旋在宇宙深处的叙述。逮到我“出神”的家人也许会嘲笑我“神游太虚”———但我真的无法将此外的任何描述归于萨满。萨满在说些什么呢？

总之，我们必须将文化的全面世俗化纳入考虑，其世俗化程度将远远超越迄今为止的全部设想。其主要原因是如今的文化已完全为科学和技术所主导，自17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谨遵有意义地、诚实地使用语言的严格规定。作为其后果，我们丧失了所有崇高而宏伟的古老修辞风格：想想史诗和悲剧的命运吧。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论尽管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身，关于宗教、伦理、政治和艺术，乃至关于“生活”的任何事情———然而它并不知道也无法描述它已制造出并仍在继续制造一片怎样的沙漠。随着史诗与悲剧的死亡，生活的整个维度已经丢失，而我也看不到我们将如何寻回它们。

谈到写作用于出版的科学报告时对于语言的使用的严格规定，这使我想起我自己提到的反击与认知考古学所做的反击之间的不同。我的论点是，如今不可见的超自然宗教世界及其所有居民和武装力量唯一可能的居所位于疏于照管、鲜有理解的语言意义世界中。当我“出神”的时候，我是在聆听语言的空转，它在我的头脑中自发运动。

这个想法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我已经自己把玩了多年。柏拉图的理念所处的可理解世界看起来很像是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精灵世界所做的哲理化处理。理念是永恒的、强有力的，作为原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对柏拉图自己来说，理念似乎是客观存在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们只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而对中世纪唯名论者来说，它们不过是名词（＝语词）。但在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中，整个理念世界往往被封闭在神圣心灵中，理念被重新描述为神圣观念，是一切受造物的原型。此外，理念———尤其是其中最有力的那些———也许会被视为天使或神圣力量。

把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向前推进：当一神论被稳固地坚守且上帝强有力的时候，上帝将统一整个观念／天使世界并牢牢地保持对它的控制。“上帝”一词将成为主词，由它来确保语言整体是有中心的、在其位的。在“洁净的”语言与“肮脏的”或“坏的”语言之间通常有一条界线，而且又一次地，当上帝是强有力的而语言处于严格的纪律控制下时，正常情况下所有坏的、叛逆的语词或天使都会被坚决地拒斥于语言天国之外。它们被囚禁于地狱中，没有哪个正派的人会拜访甚至提到它们。一句“粗言秽语”也不允许蹦出。然而在上帝死时，语言的戒律将溃乱，最强有力的天使／词语都将挣脱束缚，在世界里疯狂地横冲直撞———当然，就像艾利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关于20世纪60年代宗教危机的小说《天使的时光》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失控”了。

这些想法已经在柏拉图主义哲学的边缘盘绕了近两千年。这里我只是粗略地指出，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天使的等级制度、神圣观念与作为世界上的特殊具体事物的理想原型或范本的一般词汇／抽象名词之间的一致性。这些概念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神秘的、神奇的、鲜有理解的语言意义世界，那么我们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挽回某些失落了的生活维度。

我们受到了哪些指导？我们可以用来开辟这一区域的最佳的知识分子传统来自弗洛伊德（Fredu）、拉康（Lacan）和德里达（Derrida）以及其他相关的作家。拉康并不理会弗洛伊德自称的科学家身份，而是将他视为我们的象征性行为和语言的杰出解释者。德里达有时会显示出卓越的原创性和启发性。此外，现在卡尔·荣格（Karl Jung）的遗产监护人逐渐允许他的更多遗作出版，他的作品———以及他的某些追随者，如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和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作品———可能会有所贡献。然而，我在论证的这一阶段提出的唯一总论点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写作／象征主义哲学会帮助我们更好、更细致地理解那个我们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我们如今所是的漫长的宗教思想史。

[1] 许多人类学家曾反思他们自己的学科的混乱的现代史，埃文斯－普里查德自己是其中一位：参 见 Evans-Pritchard，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另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曾反过来对他进行思考，见Mary Douglas，Evans-Pritchard，Glasgow：Collins （Fontana Modern Master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