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第二个循环

基督教保守人士试图将西方教会最辉煌、最强大的时期理想化。他们认为教会愈大，基督教也会做得愈好。他们错了，因为外化的、复杂的宗教往往也是高度惩戒性的。农业文明总是热衷于律法和秩序。劳作者必须接受一种时间、空间以及他自身的劳动均被仔细调控好了的设置。宇宙被看成是它所授权的国家的一个较大的版本，而二者都是君主制的。太阳神通常统治着宇宙，法老或印加（Inca）则是他在地上的代表。上帝是老天爷，而在地上沙皇是全俄的“小爷”。真主和哈里发（他在阿拉伯的代理人），天和中国的皇帝，宇宙的基督和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这一体系是如此的坚固，以至于它能选择几乎任何的宗教体制为其所用。每一座圣城中的君主均声称自己与至上的存在有着独特的连结方式。社会的秩序也总是遵循着已知的自然秩序。

至少在广义上说，这一体系始终是反智的。它需要的是奉承、赞同和依从，而不是被他们称为异端的自由思考。因而在拉丁欧洲，当基督教世界渐渐成形时，古代哲学和文明等伟大的传统在之后的一千年里渐近消亡，信徒们慢慢陷于无知。有一段时间，君主们也曾是无知的。

当时人们所创造的艺术之辉煌往往被认为是重视并研究这一世界宗教的中世纪阶段的重要原因。一些人甚至认为由艺术的卓越似乎能推知拉丁基督教神学的正确性。错了！教会的建筑、绘画以及音乐之所以如此辉煌，更多的是因为艺术是人们拥有创造性宗教表达的真正自由的唯一领地。

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俄国，沙皇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988年在基辅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他实际上毫无改变地、现成地将一个复杂的宗教体系引了进来。俄国人发现他们自身只有在建筑、音乐、圣像画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虔敬这些领域有贡献空间，他们也如此做了。但在理智上，教会曾是且依然是沉闷的。19世纪时欧洲启蒙精神和德国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的降临最终使得俄国人开始觉醒，许多世俗的宗教思想也逐渐发展，然而神职人员却始终坚持守旧，《俄罗斯正教会期刊》至今也仅仅只出版历史上的神学理论。根据正统的标准，教会的发展到787年便已完成，于是神学理论的创新也停滞了，并且永远不再需要。至于俄国的正统艺术，它在很早以前便已笼罩于一种悲伤、渴望、眷恋而又濒死的氛围中，自18世纪起它逐渐沦为一种伤感的庸俗作品。今日，这就是“遗产”———这意味着死亡。它是死的，就是死的。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事例，便可以发现西方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西方基督教教会正迅速地走上与东方相同的道路———失去它曾经有的任何理智部分，变得僵化、感性以致粗鄙。在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和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之间的学院派神学虽为变得具有批判性而作了些许尝试，但是教会明确表示他们永远不会与批判性思维协调一致，所以现在的神学大部分仅仅是过去的，完全没有改变。在新教改革时期，神学作为一门受人热切关注并且极具重要性的学科大体上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期间也产生了一些活跃的新宗派和运动；但如今的新教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曾有的思想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个残留下来的宗派都受控于同样枯燥的、通用的、在它之下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宗教作品的保守的福音主义。

目前，基督教内只有两个传统尤有余力，即罗马天主教和福音派的新教。但二者如今没有一个可以容忍批判性思维，甚至艺术，所以两者皆在智性上衰弱了。在1世纪和2世纪，基督教教会仍然始终与远古的青铜时代的宗教残余并肩：神殿依旧伫立，祭司多少也起着点作用，但他们俨然已成为笑话。他们为一些重大的葬礼和其他的国家庆典提供些许装饰，但这就是我们能说出的全部了。至于神学教员，至少从弗朗茨·奥韦尔贝克（Franz Overbeck，1837—1905）起，具有怀疑精神的神学家已经成为西方大学的一大特色。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神学”时期他总被认为是一个思想混乱的人物，甚至像后来顽抗的无信仰者凡·哈维（Van Harvey）；但总算后教会的神学家如今已十分普遍，在将来他们无疑会成为标杆。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已彻底处于宏大叙事的第二个循环的第三幕了，在此阶段中的超凡者———哲学家、先知———都会批判当前的宗教状况。无论是青铜时代还是晚近的中世纪都是宗教在它最庞大、最辉煌、最外化的时期。它联系了国家与宇宙，礼拜年与耕作年。它使社会秩序行之有效，它为劳动者辛劳的生活增添了活力与美好。它的古迹，它的音乐，它的艺术，它的仪式，它专业的教士，所有这些都非常显赫。然而以智者的眼光看，它十分沉闷。它就像一本关乎宇宙真理又毫无改变的冗长小说，行将消逝。尽管它使上帝和国王各司其职，祭司和贵族也是如此，但这整个体系却如此传统：它似乎总是试图去压制新的知识和社会变革，它疯狂迫害那些试图避开宗教媒介机构、寻找通往天堂之近路的神秘主义者，还有那些想要改造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社会空想家们。所以从14世纪起，欧洲的先知、神秘主义者以及晚近的哲学家、诗人、作家，都成为了反叛者，他们缓慢地将基督教教会推回过去。批判性思维，基于科学的工业，急速的社会变化，都使得教会受困于一个它不再理解的世界里。

在近代欧洲，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时期，还有在康德、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斯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远离正统、远离教会、开始创新这样一种好的宗教思想。更近一点，当我们进入20世纪，我们便发现那些重要而有趣的宗教思想家不再是教会导向的神职人员和大学神学院的人员。他们更可能是困惑的平信徒、宗教存在主义者，其国家和时代的代表人物：像乌纳穆诺（Unamuno）、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西蒙·薇依（Simon Weil）、卡赞特扎吉斯（Kazantzakis）等人。美国的不可知论者和具有怀疑精神的信徒大致包括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约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有趣的是，如今伊斯兰教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人物：马哈福兹（Mahfouz）、萨义德（Said）、帕慕克（Pamuk），抑或鲁西迪（Rushdie）？在犹太教中也有一两个这样的人物，像卡夫卡（Kafka）和列维纳斯（Levines）。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具有宗教气质的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

贯穿整个20世纪，人们遭遇不同的思潮，不仅有信仰的危机，还有虚无主义、西方的衰弱以及临近的灾难。从尼采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再到鲍德里亚（Baudrillard）：新基督究竟在哪里？

众所周知，尼采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取代新约《圣经》，也严肃地怀疑他自己是否就是新基督。在哲学上，他似乎是对的。但在价值观上他似乎并不正确。他似乎在对怜悯的轻视以及在对斗争、奋斗、自律和英雄气概的赞美上有点过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可能他是新的施洗者，可能并不需要新耶稣。或许回归原初，最终重新发现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