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的黄昏

这西方旧式的宏大叙事，从《圣经》开始，缓慢地成长着，直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413—426）才得到明确的阐述，但（不无争议）还没有达到它之后直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1536）才达到的巅峰。到弥尔顿的《失乐园》（1667）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弥尔顿在他的前半生遇到了年迈的伽利略：他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旧式的西方基督教宇宙论经历了一段更简单的历史。它缓慢地从各个地方汲取内容，包括《圣经》，克劳迪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天文学大成》（公元2世纪：托勒密的宇宙论也被阿拉伯穆斯林所采纳），以及托名狄奧尼修斯 （Pseudo-Dionysius，通常是公元500年的《天阶体系》）。但是它是在但丁的《神曲》（1302—1312）那里才达到了巅峰并得到了终极的文学表述。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它被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明确地预料到了，在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和波提切利的画中尤其生动。在哥白尼之后，由于全新的以太阳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被广泛接受，它迅速地式微了。弥尔顿虽仍然相信它，但有意识地持保留意见。

那漫长的诸神的黄昏———即旧式的宏大叙事及与之相关的宇宙论的式微和最后的崩溃———在西方一直持续着，正如我们所见，几乎有500年之久了。某种程度上，它的生命被圣歌、礼拜仪式和教会的权力利益人为地延长了：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仍然相信天使，为什么一位19世纪著名的赞美诗学者如此肯定“在蔚蓝的晴空上／有孩子们的家园”。她果真如此认为吗———还是说她仅仅是用了一个她觉得别人希望她用的语言？这很难定论，但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领域拥有剑桥大学教职的C．S．路易斯（C．S．Lewis）直到1950年左右还曾对旧式宇宙论进行不甚热心的复兴。[1]菲利普 · 普尔曼（Philip Pullman），一位同时代的人，虽然对此完全不相信，但仍然在他的三卷本儿童叙事诗《黑暗物质》（1995—2000）中借鉴它、提及它。因此，抹不去的是我们对往事的怀恋，如今“信仰之海… …它那忧伤、悠长的后撤之吼（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的余音挥之不去。圣公会诗歌的传统延续至今，尽管这些诗人自己已不再是完全的信徒了。[2]正如另一位较晚近的圣公会诗人所说，我们拼命抓着我们那死了的神。

我们是如此的恋旧，甚至抓住我们叫嚣着要舍弃的那信仰的残余。例如，理查德·道金斯，沉迷于一个他不再信仰的神。为何？这是一种“请牢牢抓紧保育员／以免更糟的事情发生”的情形。当他注视着这个他并不相信的上帝时，道金斯可以理直气壮地自我感觉良好：他是优秀的、理智的、相对自由的。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推迟认真思考上帝之后留给他的还有什么。自尼采以来的“大陆”传统中，许多人努力去思考在上帝完全离去和被遗忘之后留给我们的还有什么；但在英语世界中，我们更愿意忠于更加安逸的半信半疑和无信仰。我们并不急于发现当上帝最终让出他曾经的地产时，他会带走多少。

究竟在上帝之后留给我们的还有什么？尼采表述得简明扼要：“虚无主义”，或者稍繁琐一点，“没有关于道德的世界秩序”———也即，没有道德天命，没有对于我们道德价值观的绝对客观的认同。除此之外没有能够支持我们，或肯定我们的判断和评价的东西。在这全然偶然的世界中，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这一偶然的存在。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具有意义，或者我们能理解它。

自尼采之后还有更多的要说。哲学已经趋近于我所说的“人类中心一元论”这种论调，接近于我们所知的全部就是我们的世界这种论调。我们无法进入一个绝对的或是无视角的世界。我们所知的全部，以及实际上存在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已为我们头脑中的语言、文化规划和传统所影响了的世界。因而，我的这一努力，即寻找新的方法来反思宗教，完全来自于人类中心一元论。那是我们拥有的全部，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或了解其他。有关人之外的客观实在，我所认可的绝大部分也大体上就是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所认可的：在与别人的公开交谈中，我能帮助发展出关于世界的一种普遍的、经得住考验的、公共的世界观，一种（目前）起作用的并因而（目前）合理可信的世界观。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正如我们所知，但比起跟随着（目前）如今最好的、人类唯一的共识，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好了：这就是如今最好的可用的故事了。我称呼它为“人类实在论”。这是关于我个人的立场的一个为公共和政治上都更能接受的版本，我个人的则更具怀疑性。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和政客们做得很正确，即不时地强调为建立和维持一种关于我们世界的理性的共识而努力的需要。

如果这就是上帝之后人类所面临的情况，那么信仰上帝就是一切意味着什么？回顾前面，鉴于我们目前为止所讨论的，现在看来似乎定居的文明生活和耕作的兴起对一神教和相信死后生活的发展至关重要。先拿死后生活来说，自从1953年，英国考古学家凯莎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耶利哥发现了她挖掘生涯中埋得最深的涂以灰泥的骨头，人们已普遍认为，当人类最早开始从事农耕的定居生活时，死人就一下子变得比以前重要得多。何以如此？因为在这新秩序中，你在世上的地位取决于你与祖业的关系。它是你的谋生之道，你的世袭财产。你对它的权利源自于你死去的祖辈；于是在全世界我们开始发现如今先辈的尸骨对于一个人来说何其重要。他死去的先辈已经成为他自己的精神内涵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装置他将自己与他的世界联系起来。但这也意味着他死去的先辈现在成为了引导他的诸神和灵魂世界的一部分。于是他似乎相信了他的祖辈是有死后生活的，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祖先，他们“高高在上”，慈祥地看着他。而将他祖辈的尸骨放在附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他的地盘和权利的可靠证据。在耶利哥，尸骨是在屋子的地板下发现的；在其他地方，尸骨有可能被埋在一个家的土地“份额”内最高的地方，或是放在一个特制的陵墓或骨灰盒中。

在这崭新的农耕文明中，父系继嗣和世袭遗产变得尤为重要。家族谱系也变得合情合理了，在很多地方甚至连神明都有谱系。在宙斯（Zeus）这一活着的诸神大家长之前，是他远古的父亲克罗诺斯（Chronos），而在克罗诺斯之前是一个更加久远的人物，他的父亲乌拉诺斯（Ouranos）。有趣的是，铜器时代宗教中死了的神明仍然“有效”，也仍然可以被崇拜。奥西里斯（Osiris）和冥王（Pluto）是其中最为人所铭记的。

关于死后生活的事就谈这么多，之所以提到是因为我注意到当人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便倾向于对家族谱系产生兴趣。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有关人类的定居生活的当务之急 ，即他与神的关系。这里我们突然发现在对所谓“上帝的存在”的愚蠢争论中，真正的问题是早期耕种者对于一个在场的强大的、具有保护作用的、可以随时被他轻松意识到的中心的需求。在这中心之内是居于宝座上的神，从他这儿散发出神圣的力量和权威。在这个中心，士兵得到供养，至少武器得到供给。集市也在那儿，工匠们住在那儿。至少每年一次，耕作者会上去进行贸易，参加庆典。事实上，他生命的全部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转的。

在每一个地方，人们总是上行至这一中心，因为在每一个地方，上帝的宝座都被认为是在最高地的。在英国，我们总喜欢上行至山上堡垒看看，它们现在被认为是像原始的城邦那样为居住在其视野中的人们和仰望它们的人们发挥功能。古代的以色列人登上位于耶路撒冷的上帝的住所，即圣殿山，这就相当于如今英国人仍然去往伦敦，那儿的陆德门山（Ludgate Hill）上坐落着圣保罗大教堂，就像集市山（Market Hill）坐落着剑桥最重要的教区教堂。我们并不承认伦敦和剑桥位置都很低且地势低平得让我们担心：事实上，剑桥郡的一个堡垒是在沼泽地里的[3]，大概仅仅比周围水域高 1.5米。毫无疑问，在它最繁荣的时期，沼泽居民仍然认为他们是登上那里。[4]

我要说的是，对上帝的信仰总是牵涉到这样一种信仰，即相信整个复杂的有机系统需要且拥有一个强大的、铸造出来的、可以直接通往的中心去整合之。在宇宙层面是上帝，在国家层面是君主，在个体层面是理性灵魂。在实体形而上学及“同一性”一词的用法中，同样的观念有了世俗的转录版本。上帝总是高高在上这一观念被转录为这样的哲学观念，即认为将所有事物整合在一起的那个居于中心的个体化原则处在更高的存在等级上。[5]它是“核心”，甚至是“本质”，被认为是恒常不变的。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上帝之死是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上帝带走了所有关于客观秩序、可识性、永恒实在和价值的思想。一切都坍塌了。暴徒们走上街头。人们意识到这样一种相似：君主死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国家的存续和秩序呢？ ———上帝死后，我们如何反思并重建知识、伦理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在短期内，人们总可以如此断言：正如在古代社会那样，死了的上帝、死了的君主和死了的父母在死后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并继续在这个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世界中认可和支持我们。但从长远来看，人们认识到，上帝之死意味着我们关于永恒的可理解的实在、永恒价值和永恒真理的所有思想的终结。一切，真的是一切的事物都是偶然的并正在消逝。短期内，现代人可以也确实是从他的基因会延续下去这一想法中得到暂时的安慰；他的后代也会暂时地记住他。但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的，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没法活得很长久。我们只是我们的外在：在我们之内没有永恒的核心本体。我们的生命只是一个燃烧和燃尽的过程。这就是存在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全部。

在西方这占据最近的四五个世纪的、漫长的诸神黄昏中，所有这些都渐渐被我们意识到。谁是第一个知道的呢？或许是马洛（Marlowe），莎士比亚（Shakespeare），蒙田（Montaigne）。休谟（Hume）肯定是的。有一些至少是叔本华同时代的人，比如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但这种认识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尼采是最伟大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或许是近来最具有个人魅力和雄辩口才的人物。然后，这一信息传达到了教会自身，在1960年左右的文化战火之后，它们的式微也加速了。如今，我们最终开始明白每一个人———至少在欧洲———都多少知道结果了。[6]这旧式的幻想，即人类生命的最终目的是在永恒的快乐状态中稳妥地拥有关于绝对完美者（上帝）的绝对知识，最终全然消失了。现在，存在着的只是片刻的燃烧。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不得不走向终点。这就是在对生命的宣判的最后也没有一个完全终止的原因。

当然，我暗示了我们已经走到了新的宏大叙事的第二个循环的第三幕的终点。道德家、哲学家和宗教先知们对于复杂的教会基督教的批判已经完成。我认为，在我们所剩的时间里，除了太阳式的生活和太阳式的爱，其他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在加利利，耶稣触碰到了那顶端，也即至善（Summum Bonum）。仅此而已，除了重新发现恰好由他第一个发现并教导别人的生活方式以外，宗教没有未来。

[1] 在他的科幻小说三部曲中，路易斯同样也写了一本关于中世纪宇宙论的杰作：The Discarded Im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

[2] R．S．Thomasand Geoffrey Hill．

[3] Stonea Camp at TL448930，nr．Wimblington．

[4] 在剑桥通过伦敦的铁路线上，人们在两个方向上都是上行的，一个是上行至剑桥，一个是上行至伦敦，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心。

[5] 20世纪60年代时期，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是对于中心神话或者是（如有些人说的）“标准起源”最强有力的评论。

[6] 美国在某些方面有点例外，这很难解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