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易经》思想相关的几个问题

由于史阙有间，先秦时期经典著作的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多。这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要等待新的出土文献材料才能有效解决的，如关于《易经》阴阳爻产生的原因、过程等一系列问题，尽管自古以来就有不少说法，但都不足以把问题彻底解决。在《易经》研究中，值得再认真探讨的问题相当多。以下只能选择几个与美学相关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第一，《易经》与《易传》。陈炎先生指出:“要探讨中国美学的理论源头，就不能将《易经》与《易传》混在一起，更不能用《易传》的思想来代替《易经》，而应回到《易经》文本的历史起点。在这里，《易传》只是便于我们理解《易经》的工具罢了。”^[2]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自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面世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易经》版本就有四种:通行本(亦称今本)、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安徽阜阳汉简(残本)、上博楚简(残本)。除了今本《易经》是经传参合本外，帛书本只有包含少量《易传》文字篇章，其他两本均未发现《易传》文字。这一现象更进一步说明，《易传》只是对今本《易经》的一种理解而已，不能替代《易经》。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两个事实:一是《易传》的成书，源于对今本《易经》的解读和诠释，在某种意义上《易传》的思想是今本《易经》的延续和推演;二是《易传》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解读今本《易经》的著作，无疑也是后人启读《易经》文本的最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可见解读《易经》文本时不能完全抛开《易传》。由此而言，如果《易传》乃孔子或其传人所作的说法可信，那么就可将今本《易经》作为先秦儒家美学的理论源头之一。

第二，《易经》与《老子》。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易经》成书的年代比《易传》、《老子》早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老子》又比《易传》成书稍早(可能是几十年)。《易传》与《易经》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老子》与《易经》有何关系呢?对此，有人认为“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与帛书《周易》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周易》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老子》思想又影响了易传”^[3]。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易经》中阴阳、卦爻符号的完美组合，充分体现了阴与阳两种对应体之间复杂的关系。《老子》虽然没有任何诠释《易经》的文字，但其中所阐发的阴阳思想，与今本《易经》蕴涵的思想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尤其与相传盛行于商代的《易经》(称《归藏》，亦称《坤乾》)的主导思想有极其相似之处。今本《易经》的卦序是以《乾》卦为首，其主导思想是“扶阳抑阴”、“以阴和阳”，《易传》的思想大体本于此;《归藏》本的卦序是以《坤》卦为首，其主导思想可能是“扶阴抑阳”、“以阳和阴”，故《老子》“崇阴抑阳”、“负阴抱阳”、“刚柔相济”等思想与此极其相似。当然，由于尚无可靠的史料可以证明，我们只能推测《老子》的成书思想也受到《易经》的某些影响。《老子》是先秦道家美学最直接的理论源头，如果其与《归藏》本《易经》关系密切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道家美学思想的源头也可追溯到早期的《易经》文本。

第三，《易经》与审美。众所皆知，今本《易经》是由阴爻“”和阳爻“”组合排列的六十四个卦形符号，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卦名和卦爻辞共同组成的一部经典;其中的卦爻辞(卜辞)，有如片言只语，难以完全解释清楚;其最初的功用之一是卜筮之书。一部卜筮之书，能寓含早期先民的审美观念吗?能对中国美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有如陈炎先生所提到的那样，海内外诸多名家都对此保持沉默或欲言又止，或从《易传》角度切入而谈，因此缺少单纯以《易经》文本为对象的美学研究成果。面对这一缺憾，陈炎先生认为:“我们要想了解《易经》对中国美学的真正作用，就应该避免以往学者或是从《易经》文本入手，对那些与审美有关无关的只言片语，进行微言大义的阐发，或是放弃简单而质朴的《易经》文本，转而向《易传》求援的研究方式，而真正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其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既然承认《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而非美学之作，我们就不必硬要从中寻找到什么美学范畴。”^[4]这一观点尽管对《易经》美学的研究方法有所启发，但却回避了问题的中心，甚至还对《易经》产生了误解。笔者以为，这其中的“误解”有三个方面:一是回避《易经》显在的文本内容，而间接靠方法论的引导来摸索潜在的影响。前人未能全面阐述出《易经》美学观，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宥于时代的局限，或学识的局限，或篇幅的局限，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易经》文本美学观的继续探索。如果仅摸索其潜在的影响，无疑就等同于宣告《易经》显在的内容无法从审美角度加以正面阐释，这是不合情理的。二是以为普遍承认《易经》是卜筮之书。把《易经》当作卜筮之书，主要是近现代部分学者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易传·系辞》就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广大悉备”，并指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5]，没有把《易》仅当作卜筮之书。比较明确承认《易经》是卜筮之书，可能是始于朱熹《答黎季忱》所云“盖《易》本卜筮之书”一句，但朱熹“却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其中所寓含的‘义理’”^[6]，而后世却有学者因此而把《易经》仅当作卜筮之书。笔者以为，《易经》可用于卜筮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易经》成书目的是否仅是“卜筮之书”，目前还不能下定论。退一步说，即使《易经》就仅是“卜筮之书”，也不能否定其中仍有值得研究的美学观念和范畴。三是宣判《易经》“非美学之作”。这未免有失偏执。按照这种观点，同样可以宣判我国古代的经典大部分都是“非美学之作”。换言之，如果必须把“美学之作”理解为“美学著作”，那么我国古代的“美学之作”可谓是寥若晨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儒家和道家美学了。既然可以允许有儒家美学之称，难道就不能允许有《易经》美学、卜筮美学等名称吗?

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分析，本书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研究先秦儒家和道家美学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早期《易经》的文本及其阴阳爻符号的原创思想，但对《易经》文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可以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