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美学对阴阳思想的发扬

今本《易经》中找不到对“阴阳”的文字表述，但《老子》和《易传》以及稍后出现的《左传》、《国语》、《庄子》等先秦典籍中，却频繁地使用“阴阳”二字来解说事理，而且共同趋向“阴阳和谐”的主张。《老子》和《易传》中蕴涵的阴阳思想，构成了两种不同思维路向和价值取向的学说。从美学史的角度看，《老子》与《易传》在阴阳思想认识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道家与儒家在审美观念和审美价值上的不同。但是，《老子》与《易传》的阴阳思想，究竟是其作者各自凭空发明的，还是对以前某种学说的继承与发挥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美学史的起点问题。

第一，《易经》与原始社会的审美观念。设想《易经》文本的源点是从伏羲时代开始的，至夏代才产生《易经》文本《连山》，那么《易经》的孕育阶段正好经历了漫长的氏族社会。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不同审美观念，无疑会对《易经》文本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氏族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分工和地位是不同的。以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就叫母系氏族，当时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男性占主导的，就叫父系氏族，当时已按男性的血统来形成亲戚关系。可能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比较平等的，形成一种伙伴关系。由于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所以今天对这个问题只能结合相关记载和出土文物来加以推测。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氏族社会已经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前夜，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审美的需求和观念。

《易传·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表明伏羲是早于神农，且两者所处的时代比较接近。如果真的可以假设，“神农氏作”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19]，那么可以推测伏羲是生活在距今大约7000至8000年左右。换言之，《易经》卦爻符号萌生于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左右的时代里。不妨以这个时间点作为中心，来简要考察一下此前和此后至夏代的中国境内人类的审美活动。根据考古的发掘和证明，距今约250万年前云南元谋地区就有人类遗迹，开始了以打制石器为工具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5万年的宁夏灵武水洞沟文化遗址，首次发现1枚磨制骨锥和用鸵鸟蛋壳磨成的穿孔饰物;在距今约1．8万年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洞人遗址，发现1枚磨制穿孔的骨针和许多染色的装饰品;在距今约1．05万年的河北阳原盆地头马坊遗址，发现了通体磨光的小件饰品和磨光的骨锥、角锥;在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灰坑142个，房基20座，残陶窑8座，墓葬139座，各种遗物千余件，发现形体与安阳商代甲骨文近似的甲骨契刻符号，还发现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骨笛;在距今约7000至8000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玉玦、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部分钵形器绘有紫红色宽带纹、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有玉器和龙纹陶片等。(通过这些考古遗存，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伏羲时代之前，先民们已经有一定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观念。)在距今约5000至7000年的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使用玉璜、玉玦等装饰品和3块残布片，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各种有色陶器、精美的20余种象牙制品和骨质雕刻艺术品、玉石装饰品，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大量具有装饰效果的文化遗物(在1片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发现有1组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有刻在陶器上的22种不同的刻划符号，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丰富的文化遗物(除了鱼、蛙和人面纹等彩陶花纹的艺术珍品，还出土有若干贝饰，在部分陶器上发现有38种120多个刻划符号。此外，首次发现鱼鸟纹彩陶葫芦瓶，出土1套方石砚和砚盖，还有磨棒、陶杯及数块黑色颜料等美工用品)，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发现丰富的红陶和玉、石、玛瑙等装饰品，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呈一字形南北向排列的4组“蚌图”，湖北黄梅白湖乡遗址发现有用河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和可能与天文星座有关的图案，辽宁岫岩北沟遗址发现压制精美的细石器，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发现170余种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殷墟甲骨文中的许多符号与之十分接近，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象形文字)，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裸体孕妇等陶塑人像和双龙首玉璜等精美玉器，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称为“早期维纳斯”的裸体女性陶塑像、与真人大小相似的女神彩塑头像以及磨制玉饰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现纹饰多“之”字形篦点纹的手制陶器和用于占卜的卜骨。在距今约4200至5500年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大量精致的装饰品和象征王权的玉钺、玉戚及人工堆筑的高台大墓等，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发现大量彩陶(上面多有用墨笔书写的“+”、“－”等符号，共有130余种)、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和青铜器碎块。在距今约4000至4500年的山东龙山文化丁公山遗址发现1件刻字陶片(计5行11字，排列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已脱离刻符和文字画阶段)、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卜骨^[20]。根据以上大量的出土发现，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远古先民在开始制作《易经》卦象符号之前，就开始了有意识的审美活动;之后审美活动越来越普遍，审美意识也日益鲜明，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那么，《易经》作为伏羲氏以来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在形成之中自然也会留下先民各个时期审美观念的深刻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经》文本应该可以视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起点。

第二，今本《易经》文本的审美观念。先秦典籍中，除了《易传》在大力阐发《易经》的阴阳思想之外，《庄子·天下》也提出“《易》以道阴阳”的说法。如此看来，《易经》文本中虽然没有关于“阴阳”的直接表述，也不能否定其隐含有阴阳思想。我们知道，阴阳思想实际上正是构成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中心和基础。如果不能排斥《易经》的卦符和卦爻辞，含藏着对阴阳思想关系的阐释，那么就应该把《易经》当作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比其他经典文本来得古老和重要，所以理应看作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起点。但是，以卜辞连缀成篇的《易经》有什么审美观念呢?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挖掘。笔者以为，从宏观上理解，今本《易经》的审美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卜辞中的“吉”“凶”观念。卜辞中“吉”与“美”基本上是一致的，凡是爻位“中正”大多是“吉”，而“中正”发展到后来就成了重要的美学范畴;相反，“不中不正”就是“凶”和“丑”了。二是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今本《易经》先“乾”后“坤”而终于“未济”的卦序，既反映了宇宙观和审美观，也体现了先民对天地人生之美永不停歇的追求。三是卦符中阴阳爻组合关系与卦爻辞形成某种对应关系。如以六阳爻重叠来表示“乾”，即把天看作是充满阳气的象征;以六阴爻重叠来表示“坤”，即把地看作是充塞阴气的象征……这些象征鲜明透露了作《易》者对阴阳关系以及相应象征物的审美认识，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一定的审美观念。限于篇幅，暂不详论。总之，只要我们能够沿循《易经》固有的义例，灵活变通美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还是能从《易经》中找到不少独特的审美观。

第三，《老子》与《易传》思想的来源。《老子》与《易传》的思想是有异同的，集中体现在对阴阳思想的理解上。“同”的方面，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与“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与“刚柔相济”，都大致共同体现了“阴阳和而不同”的思想。“异”的方面，主要是各自偏于“阳刚”或“阴柔”引致的，表现在求仁与求道、尚中与尚无、务实与务虚等方面的不同。两者不同是很显然的，问题是这种思想上的同异是如何引起的呢?进言之，《老子》与《易传》各自对阴阳关系的独特理解，究竟是各自作者的发明，还是对以往某种学说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在这个问题上，《易传》肯定是在《易经》文本上的阐扬，但是《老子》思想又是源于哪里呢?难道真是老子的独创?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再认真研究的。如果《老子》不是源于对以前某种学说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而是具有原创性质的思想，且是一时一人之书，那么说“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21]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否则，我们还是有必要对《老子》进行思想溯源。我们知道，在《老子》成书前，先民们至少已经拥有了长达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大量文字记载的史料和学说;相传《老子》的作者是守史官，那么就更有理由推测其学说与其所典藏的史料文献有关。究竟与哪一类学说典籍有关呢?这又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但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可以说明《老子》也是对前代某种学说的继承与发挥。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又引发了一个新问题:《老子》成书之后是否经历了一个不断增删和完善的过程?如果确实不是一时一人之书，那么其中肯定也包含了战国时期某些学者的思想。当然，这并不能否决在战国之前《老子》的雏形本已经出现，但却更能说明通行本《老子》成书时间要比《易经》晚得多。既是如此，那么在《易经》成书很长时间以后才面世的《老子》，就不能被视为“中国美学史的起点”。话说回来，倘若我们果真能够找到《老子》源于早期某种《易经》文本的确凿证据，那么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易经》成书时就具有了哲学美学意义上的思想，也就可以把《易经》美学当作中国美学史在思想意义上的起点，而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起点。

综上所论，可以推想:源于阴阳爻和阴阳观念的《易经》文本，不仅吸取了史前数千年中华夏先民在认识自然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审美观念，而且影响了后来《老子》和《易传》等思想的形成。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正是沿着对阴阳思想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充分展开的，而这个起因在某种意义上应追溯到各种可能出现过的形成于不同阶段的《易经》文本。在其他《易经》文本相继失传的情况下，把存世的今本《易经》当作中国古典美学在文本意义上的起点，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一点上，陈炎先生的文章对本书的研究思路确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注释】

[1]陈炎:《〈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炎:《〈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第94页。

[3]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第334页。

[4]陈炎:《〈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第95页。

[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张善文:《象数与义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7]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陈炎:《〈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第95页。

[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10]同上。

[1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12]同上。

[13]陈炎:《〈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第96页。

[14]刘正:《周易发生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15]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16。

[16]刘正:《周易发生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17]同上书，第367页。

[18]陈炎:《〈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期，第97页。

[19]金宇飞:《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第103页。

[20]以上参见沈坚:《世界文明史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2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