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本研究及其相关问题

《老子》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典研究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老子》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很典型的，不止流传的版本有问题，乃至历代学人对它的解读、运用、发扬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把问题的存在跟《老子》本身的“局限性”联系在一起，重新提出问题并给予个性化的思考，是本书试图完成的任务。

一、《老子》的传世本与出土本

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来看，在汉初司马迁时代，人们对《老子》作者和成书的时代问题，已经不是很清楚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也因此促使历代学者不断地加以考辨。在郭店楚简《老子》出土之前，学界的主要看法是:“今存《老子》书，可能包含有老子的某些思想，而成书却在战国中期以后。”^[1]郭店《老子》于1998年整理出版后，学界逐渐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而把《老子》成书时间提早到战国中期以前。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后，初步证明《史记》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2]。所以，在不能确定考证结论之前，最好还是依据《史记》的记载，把《老子》看作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的周室史官老子的代表作。可以设想，《老子》的文本成书以后在先秦时期的流传，经历了口耳相传和著于竹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传承者除了不同程度地增删了文本内容，可能还传抄成不同方言文字的版本，以至先秦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多种传本。尽管如此，但并非所有的传本都流行广泛或流传千古，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有些传本失佚了(有的传承断绝而荡然无存，有的幸存于地下而与世隔绝)，而个别文本得以更长期的流传。同理，秦汉以来著于竹帛和印制成纸类书籍的《老子》文本，也一直在衍变增加，也一直有失佚的现象发生。对于今人来说，那些得以流传至今的完整文本就叫传世本(或称今本)，那些得以出土重见天日的残缺文本就叫出土本(或称简帛本)。

《老子》的传世本今天还可见到的数以百计，总体上是大同小异，而以传于汉代的河上公本和东晋的王弼本以及唐代的傅奕古本为优;出土本已有多种，与传世本总体上还是大同小异(当然在文字的内容和形式上还是有较明显差异的)，而以1973年底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以及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三个《老子》文本为代表。据初步研究表明，这些出土本大致流传于战国、秦汉时期，郭店楚简本大约传于战国中期偏晚之前，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3];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流传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也有理由推测是成于汉代之前^[4]。正是出土本与传世本的明显差异，以及传世本之间的个别差异，为我们设想《老子》文本的大致流传过程提供了理据，也因此让我们能更加实事求是地看待《老子》文本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演变。伴随考古学的进程，可能还会有新的出土本可以丰富我们对《老子》的研究，但目前最为紧迫也是最为首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各种文本的整理和考释。只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才能摸清《老子》文本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及其影响。

对《老子》文本的研究，目前学界比较重视残缺的出土简帛本，而不太重视已有的传世本。面对新出土的残简，在对简中文字尚未完全解读清楚之前，人们又急于比较出土本与传世本的异同，凭空制造了许多虚假问题，混淆视听，而到目前为止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郭店《老子》出土后，一些学者根据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该墓的下葬年代是在战国中期偏晚^[5]，人们似乎才敢相信《老子》早在战国中期就已流行于世。话说回来，我们之所以会把各种传世本和出土本，都看作是《老子》文本，就是因为这些版本的文字内容虽然有差异但大部分还是相同的，否则就是其他的典籍文本了。而对这些大同小异的文本，我们如何来看待和比较它们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呢?不管如何评价，任何一种得以存世或出土的文本，应该都具有一定的宝贵价值。最关键的问题是，传世本与出土本的价值如何看待?有人认为“简本优于今本”^[6]、“《老子》帛书具有无可比拟的善本价值”^[7]，即出土本的内容更古老，也更真实，因此研究价值比传世本更大。或许也有人会认为出土本之所以失传，就是缺乏流传的生命力，因此证明它本身的价值不如传世本大。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客观地说，传世本在对历代社会生活的思想影响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但因文本的衍变过程难免造成的失误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出土本恰好可以弥补传世本在文本传抄中的失误，尽管被封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实际影响，但出土之后仍可对后世的思想进程产生影响，因而也具有相当的价值。当然，从研究的角度看，因为传世本是完整本，而出土本是残缺本;传世本文字清晰可认，出土本文字难以考释(在目前对一些简帛用字的考释仍存在较大的争论，有不少文字的考释是参考传世本而推定的);出土本经考释后在不少文句中出现许多罕见的生僻字而与传世本存在明显的异文现象^[8]，所以即使以传世本与出土本校勘参合，仍然无法考订出一个最为接近《老子》原貌的文本来，或整理出《老子》文本衍变的不同时期版本。在目前尚无最为可靠的《老子》考订本面世之前，对《老子》文本思想内容的研究，我以为还是以传世本为主要对象，并在研究具体问题时适当参照出土本，以便进行比较和说明。有鉴于此，本书所引用的《老子》文句，仍是传世本(主要是经过整理校勘的河上公本^[9])。

二、对《老子》研究存在问题的看法

《老子》一书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流传过程中《老子》不断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今天，面对两千多年的《老子》研究史，我们既不难从中获取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也不难发现其中一直存在着令人费解的问题。但是，究竟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人们向来避而不谈或是谈得很少，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越杂越乱。有鉴于此，以下拟以“提出问题”的方式，从宏观的角度对《老子》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些梳理和探讨，并提出个人的看法。

第一，版本问题。《老子》版本歧异纷繁，真假未辨，是《老子》研究存在的首要问题。先秦经典的研究，大多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定本。《老子》的流传，也是如此。《老子》成型时，是否已著于竹帛，至今仍无法考证。但有理由推定的是，先秦时期《老子》的流通文本并不多见，尽管它可能已是广泛流传开了。先秦时期的经典，大多是靠师徒口耳相传延续下来的。到了汉代，大部分都得以著于竹帛。但是，竹帛文献的保存并不长久;加之汉末战乱的影响，汉代著录的经典文本逐渐失去了原貌。兴起于汉代的注疏之学，尽管非常重视文本，但仍难免使文本开始失真。不应否认，注疏使古今的言论混于一编，使原著和注作合成一本，尤其是著名学者的注疏见解往往以时尚的权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流传文本。校勘之学也同样，中国古代的学者往往在抢救传统文化的同时篡改了文化传统:校勘者往往凭借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所搜集的资料，在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对经典的流传本进行优劣对比和校勘，以致文本失真;注疏和校勘是有功的，但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而导致文本变异和失真却是过大于功。造成经典版本繁多和失真的另一个原因，是因古代印刷出版事业落后所引起的，在那些年代里研习者们大多只能靠传抄本来接触文本，由于流传面太广，以致不同学者拥有不同的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有些传抄本被淘汰了，但总还是会有不少传承下来，所以流传面的宽窄也就自然而然与版本的多寡成正比。《老子》流传版本的纷繁各异，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播”历史造成的，也许可以作为典型来印证这样“因传播而失真”的文化历史。

辗转流传至今的最早最有影响的《老子》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西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因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故有人疑之为东汉伪作)，二是魏晋时期王弼的《老子注》。《老子》一书，历代注本之多，不亚于《论语》。《老子》流传至今的注疏版本多达上百种，其中有50余种收于《正统道藏》。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上百种不同注疏版本所记录的《老子》文本内容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但小异却是大争大论的根源所在，围绕小异产生的学问著述至少占《老子》学说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由此也正好说明版本的问题，是始终困扰着《老子》研究的。到了二十世纪末，出土文物又给《老子》版本问题带来了巨大的风波。先是湖南马王堆出土了帛书甲、乙本，后是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中又有更古的版本发现。顿时，《老子》研究迎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老子》似乎开始以年轻的风貌向我们走来。于是，重新给《老子》定本、评价等研究工作得到迅速的开展，学界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是，如何认定《老子》的真版本，也由此成为研究《老子》的一大难题。时至今日，在新的定本尚未得到公认之前，有关《老子》的研究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关于《老子》的版本问题，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如何厘定新的版本?如果综合以往的权威版本，再根据新发现的出土版本加以校勘的话，可能比较全面，但似乎仍然难以恢复其原始的文貌，也避免不了夹杂时尚权威学者的私意;如果仅仅根据新发现的出土版本来制定新本，也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我们毫无理据可以断定出土文本就比流行文本更接近《老子》的原貌，仅凭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所厘定的新本所传达的思想旨意与传统的流行本相差太大的话，恐怕也没有多大意义。二是如何看待旧的版本?笔者以为，从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的角度看，旧的版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远远大于新的出土文本，因为是它们真正引导了人们对《老子》的认识、理解及其文化走向，所以研究它们应该更具价值。当然，从揭开《老子》真面目的角度看，我们应该从更古更好的文本出发去理解《老子》。三是如何妥善处理各种版本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庞杂的工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搜集各种在世的版本，并加以认真细致的研究，力求通过比较分析的手段弄清各种版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然后根据得出的事实依据来品评各版本的优劣得失及其价值意义。从目前学界来看，这一点做得很不够。长此以往，版本问题势必给《老子》研究带来更大的麻烦，后学者也将更加无所适从。四是如何发现更多的史料来说明出土本与流行本相互差异的历史原因?从目前研究出土本的成果来看，有不少地方是在比较新旧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但对于引起差异的真实原因并没有弄清楚。倘若出土本是劣本的话，那么它对《老子》的版本更新问题是不能起太大作用的。如果是最接近原本的优本，那么我们除了必须尽早把它修复之外，还应该认真探讨《老子》文本由优转劣的原因、过程及其相关的许多问题。可以说，我们想确定《老子》的真实文本，还必须走一段相当长的路，而非一蹴而就的事。在新文本尚未确定之前，要想解读和品评《老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当前的《老子》研究，如何合力解决版本问题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解读问题。这是一个如何才能更好地解读和诠释古代经典文本的问题，向来也是纠缠不清的。对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笔者赞成“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但对于先秦哲学经典的解读，笔者认为这些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应该是不以解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即如《老子》所表达的思想，尽管书中五千言的叙述涉及了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是可以发现和理解得到，每一方面的叙述无一不是从老子最关注的“道”理出发的，无一不是在解释他所关心的“道”。老子的解释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高度一致的，虽然容易引起读者的不解、误解、歧解，但从“道”的真实意义上说是根本容不得任何失之毫厘的理解的。可以说，老子要传达的意思就在《老子》里。要想理解《老子》的思想，就离不开对《老子》文本的全面解读和深入理解。任何片面的理解和断章取义所诠释出来的《老子》学说，一定是割裂经典的做法。任何扩大或缩小《老子》视域来研究和解读其思想的做法，也同样是错误的。

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与诠释，除了要考虑版本以外，标点、注解和品评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化修养，如果不能深谙经典自身特殊的解释条例，解读中国经典时就很容易出差错。对于《老子》的解读，大抵也是如此。《老子·第七十章》有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句话看上去很自相矛盾，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话中至少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两层意思:一是他的话语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在书中是反复提到，反复申明的，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很容易实行的;一是人们都不能按照书中的指导来弄清文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思路来解读，以致没有人能理解和践行他的话语。缘于对《老子》这句话的感悟，笔者产生两个对《老子》解读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历来学者对《老子》的解读果真如同老子所言的“莫能知”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其次是《老子》果真是那么的“甚易知”吗?在思考前一个问题时，笔者发现: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大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读《老子》，所以《老子》的本意也被解读成成千上万种说法。片面的解读所造成的结果，不止是善意地歪曲了经典的思想，而且导致更多的学人无法真正认识《老子》的本来面目。这种后果是惨重的，但教训并没有被人们所吸取。按道理说，《老子》本来乃是一个可独自圆融的学说体系，但历经后人不断研究之后却显得有点支离破碎了。笔者管见:历来对《老子》的解读，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所谓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就是指仅从一个点或多个点出发解读《老子》，然后就以所得到的解读结果代替《老子》整个思想系统。诸如那些仅仅把《老子》看作是养生学，或是辩证法，或是哲学，或是宇宙学的说法，都可归入此列。我们不可否认《老子》中有提及或蕴涵与当今某些学科相统一的思想或观点，但绝不允许把它简单理解成是属于某种或某几种学科知识的综合。如果离开这一原则去解读《老子》，那么在科学进步的今天《老子》就会失去其固有的价值和意义。在笔者看来，解读《老子》就必须先立足文本，弄清老子的思维时空和思考问题的对象及其思路，在找到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时，再根据他所做的回答作思考性的解读。换句话说，我们要解读的不止是《老子》中的五千话语，更重要的是解读这些话语中试图解决的问题。只要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老子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有了解读《老子》的权利，也就有可能取得思想上的共鸣。而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解读来看，解读者真正关注的主要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解读的方式和结论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错误。当然，这也正是老子当年意料之中的事。

缘于获得《老子》“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的启示，也缘于对解读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笔者重新研读了《老子》，并试图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来加以解读。笔者发现:《老子》书中真正面对和解答的问题，不单单是如何了解宇宙、修炼养生、爱民治国等，而是关于生命体如何才能在自然环境中获得永久的生命。所谓的生命体，涵盖面相当广泛，概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之时空范畴内的所有形象和抽象、玄虚和真实的生命载体。比如宇宙、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动物、植物等等，都是老子关注的对象。在老子独特的视域里，呈现的是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的“自然现象”:所有生命体除了他们共同构成的整体(即道体)以外，都终将被另一个死命体所替代。在老子看来，道体之所以能无死，是因为他不自生故能长生;而各种生命体都因自生而自灭。为了解决这一面对的问题，老子根据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提供了解决的原理和方法:所有的生命体只要能效法道体，不耗散自身固有的生命能量，就可以跟道体一样获得永久的生命。如何才能固守能量呢?《老子》主要以与人所关联的生命体为例作反复的回答:如作为生命体的人，要想获得“长生久视”、“超天地以独存”，关键在于固守和调和与生俱来的元气;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处处“顺应自然”而不因丝毫的计较名利得失、争强好胜、违心纵欲等使精气耗散，而且还应该效法道体吐故纳新的原理来积蓄和炼养源于道体的生命气息。再如人之集合体国家，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全民永存同乐”，关键在于固守和调和与国俱来的人气;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顺从“无为而治”的法则，“不扰民”，不使人民去干那些违背道德、伤天害理的事，而是让人民都能遵从和效法道体不耗内养的法则，安居乐业，体道积德，民安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天下平则全民一心养气修道而大化天下，天下大化则全民与道体合一，举国臣民万岁无疆。可以说，《老子》中蕴涵着一个“如何效法道体来解决生命体不向反面转化”的思想体系。具体而言，是从对“道体”的感知和体认入手，以顺从“道体”原理为原则，建立一套有别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哲学思想体系的新体系:一、在个人修养方面，《老子》主张身心并重、性命双修，既注重体内精气神的修炼，又反对伤害身心的所有作为;二、在治国方面，《老子》主张以民为本、无为而治，既注重国内君臣民的平安，又反对扰乱民心的逆道行为;三、在平天下方面，《老子》提倡以不争得天下、以无为治天下;四、《老子》的特别之处，最重要地体现在出天下的理想和方略。所谓“出天下”，通俗地讲就是达到“全民皆仙”的理想境界，达到人人都能永久自由地生存和生活。五、《老子》为了调整好人们的心态和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倡人们运用否定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处理一切事情。六、《老子》看到的不止是现实的阳性时空，关照更多的是虚无的阴性时空，为人们思考问题提供了更为自由宽广的时空领域和思维方式。

第三，运用问题。解读经典，最大的作用莫过于能找到更合理的理论经验来解决个人以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和问题;运用经典，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解读经典的对错，而且也能更真实地检验经典理论的适用标准。对于《老子》的思想学说，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全面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因为玄学的东西要得到共同的体认和体悟、实践和实证，是根本做不到的;虽然个体的人可以效仿老子而进入玄妙的境界，但是个体的呼声毕竟是极其有限的。要让人人都来理解《老子》，都能理解和运用《老子》，是完全做不到的。况且，只有深刻领悟《老子》的玄旨，才能真正运用《老子》以趋化境。《老子》学说的运用问题，着实令人深思。

如何正确运用《老子》的理论来自利利人、造福人类，是所有《老子》研究者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中国的学术向来以“学以致用”闻名于世。产生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更是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针对当时社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世学者之所以非常重视学习先秦经典的学说，最重要的意义也在于能从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借鉴和启示。尽管时代不同，但各个时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都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传统的成功经验变得格外的珍贵。纵观中国《老子》学说研究史，与其说是一段不断更新和变异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不断诠释和运用的历史。在老、孔、庄、孟时代，《老子》尽管已流布民间，但影响力仍极其有限，因为处于诸侯纷乱的政治管理者们还无暇顾及这种与俗世格格不入的看似消极无为的思想，甚至那些颇具智慧的诸子贤哲也尚无心参透《老子》道出的玄机与智识。就拿孔夫子为例，他虽然学识渊博且志存高远，但作为一个极力倡导入世哲学的极端，终难臻入《老子》大化天下的境界。《老子》学说得以在政治上崭露头角，除了得益于稷下学派的继承和发挥，主要还是得益于韩非子的精研和运用(韩非是为《老子》作注的第一人)。但韩非为了维护自己的法家学说，肆意将“法”与“道”主观联系在一起，片面地将“道”的学说解喻成“法”的理论体系，终究没能悟透《老子》的玄理。尽管韩非的解读和运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显示了《老子》治国之道的魅力和威力，但其所得到的结果距离老子设定的理想目标依然遥远。倘若以《老子》所关注的理想目标来审视韩非的所作所为，那可谓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汉高祖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可以说是对《老子》政治学说的运用，但终因不够彻底而延续不长。汉武帝起用儒家思想并把它定于一尊之后，《老子》的学说也就迅速被逐出政治舞台，而且一去不复返。人们不再把《老子》看作是治国的宝典，而是仅仅把它当作修炼身心的秘笈。《老子》身国同治的思想至此被强行割裂了，于是《老子》重新流落民间。也许《老子》正是完全脱离了官场的政治，才更深入民心，受人崇仰。由此《老子》学说开始与方术合流，直至成为道教的神圣经典。从此《老子》学说主要成为道教人士修炼成仙的经典，在这里他仍然是开花结果，造就了神秘恢弘的道教文化。《老子》的学说在道教文化的传播中似乎得到了延伸和运用，而实际上却是变异。时至今日，虽然《老子》的文化和智慧，逐步运用到各行各业，尤其对个人的身心修养十分有益，但从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上看，如何正确运用《老子》，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四，发扬问题。《老子》学说是值得发扬光大的，这在目前的学术界应该是已经取得共识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为止还不足以向世人表明《老子》学说中真正值得发扬的东西是什么，尽管我们的研究已经挖掘出不少《老子》蕴藏的思想精华。所以，从总的看来，发扬《老子》学说的精神仍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老子》可以用来修身，或是治国，或是研究宇宙人生，或是指导各门学科，但大多却因最终落不到实处而成空谈。值得发扬的《老子》，却难以得到发扬，更确切地说，是得不到正确的发扬和光大，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老子》这么富于智慧的学说却一直得不到发扬?我们除了必须自觉检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以外，更应该回到学说本身中去找问题。对于传统的经典，我们要找它的麻烦并不难，只需运用已知的权威理论对其评头论足一番，就可把它批判得有条有理，比如可以说《老子》是唯心的，是朴素的辩证法，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等等。但是，要从中找出真问题来并不容易。这又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老子》在他所关注的时空领域里所体悟和传达的思想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似乎不能因此把《老子》理解成是一部充满真理的圣经。换句话说，《老子》本身也是有某种局限性的。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认为《老子》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从历来《老子》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老子》“存在局限”的研究可谓是有失偏颇:要么以正统学说理论肆意攻击，贬得一文不值;要么视之为宝典圣经，避而不谈其缺失。实际上，要真正明确《老子》的局限所在并不容易，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古往今来，人们更多的是发现了《老子》有脱离现实生活的一面，所以据此提出了儒道互补的方略来对《老子》补偏救弊，这也只是出于对《老子》治国方略不足的弥补而已。但问题是，儒道互补以后的理论体系仍然构不成所谓“真正合理”的思想体系，这应该又能从中发现更多的问题。可从目前的学界来看，并没有由此产生重新发现问题的动向，而仍然是停留在寄托儒道互补的理想之中。综观中国两千年来的发展史，儒与道不仅经常在互补，而且产生了很好的互补效应。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老子》之道究竟需不需要与孔子之儒互补才能构成一个值得发扬的学说?笔者认为，老子和孔子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尽管有相同的部分，但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且各自形成的思想体系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论基础，互补是可以的，但绝对不是必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学说并没有因为互相苟同而产生本质的变异，而仅仅是互相沟通引起现象的变异而已。儒与道的沟通，不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而是后继者的引申发挥所导致的。这一互争互补式的沟通，无疑使儒道学说及其文化都同时走上了不归之路。

版本问题，是由于《老子》本身缺乏积极入世精神引起的，所以在面世时得不到广泛的流传，以致文本一开始就出现问题;解读问题，主要是因版本问题引起的;运用问题，是难以解读或是解读错误引起的恶性循环;发扬问题，是前三个问题长期存在使原本单纯的《老子》学说变得复杂，使《老子》学说的思想价值得不到正确的挖掘，以致学说的精神难以形成社会或时代思潮的主旋律。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除了各种历史原因之外，归根结底都与《老子》本身及其体现的“局限性”有关系。《老子》的“局限性”在哪里?笔者胆敢认为，从目前人类认知范畴来看，《老子》在时空的认识上显然有一定的局限。如果仅就“国学”思想的学理比较，《老子》学说的“局限性”可以在儒、佛之间得到体现:既非完全入世，亦非完全出世;只关注认识道体以内与人相关的生命体，无法认识到道体内所有生命体生死变化的根源和本质;换句话说，老子对其所效法的道体，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老子所关照的视域来看，局限在于高不成低不就，因为他整个学说始终都被那个具有本体意义的道体所束缚，在他的学说里只有顺从道体的理论，而无诠释道体的话语，此为高不成;他整个学说主要解决的是生命体如何效法道体原理而得永生的问题，所以对俗世间的复杂关系采取的是消极对待的态度，重视终极关怀反而忽视了目前存在，此为低不就。

最后，我们还得回到发扬的问题上来。我们必须不断反复地思考同样一个问题:《老子》中最值得我们发扬的是什么?不管《老子》本身是否有缺陷，都应该充分肯定它值得发扬的可取之处，关键在于我们切入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否站在《老子》已经搭起的思想平台上继续去思考和面对老子留下的缺憾。如果不能，尽管我们千万遍地解读《老子》，也读不出老子的对与错;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地运用《老子》，也达不到老子的理想境界;尽管我们能千呼万唤全人类来发扬老子，也无法使人人都信从老子。依笔者之见，《老子》坚持不懈的“体道”精神和智慧，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发扬的。

《老子》是值得研究的，《老子》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文中对《老子》思想及解决存在问题所发表的看法，纯属个人思考的些许想法而已。本书的目的，无意于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是寄希望于能以问题的提出，来触动学术界对《老子》研究存在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