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老子其人

《老子》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作者问题。由于先秦典籍中没有明确记载《老子》的作者是谁，所以秦汉以来一直都无法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从史料记载来看，《庄子》中不仅经常提到老子，而且引用了许多与今本《老子》基本相同的文句;《史记》中也比较明确指出《老子》的作者是老子，并对老子作传。但是，历代以来出现的疑古思潮，仍不断对《老子》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因此，从时间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老子》，也有必要再根据早期的史料文本，对老子的生活年代作一番考察。

一、查考《庄子》中老子的言行

前已指出，对《老子》文本的研究，现当代以来出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宁可相信残缺的出土简帛本，而不够重视已有的传世文献。实际上，先秦典籍《荀子》、《庄子》、《韩非子》中早就有了大量来自《老子》的文句，可以证明《老子》是荀子、庄子、韩非子所处时代之前的产物，即战国中期之前。

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引用《老子》文句最多的首推《庄子》。据统计，《庄子》中引用的文句，分别可在今本《老子》的第1章、2章、3章、5章、7章、8章、9章、10章、11章、12章、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19章、21章、22章、25章、27章、28章、34章、36章、37章、38章、39章、40章、41章、42章、43章、44章、45章、46章、48章、52章、53章、56章、57章、58章、59章、60章、61章、62章、63章、64章、66章、67章、68章、76章、77章、78章、80章、81章中找到相应的句子^[10]。也就是说，今本《老子》81章，在《庄子》中被引用或化用的就有53章，接近三分之二。其中属上经的24章，属下经的29章，也分别接近三分之二。如果不要求《庄子》的作者必须要把所见的《老子》文本文句在行文中全部涉及的话，那么可以推定今本《老子》在《庄子》成书年代已基本成型。如果不把《庄子》看作伪书，且认为《庄子》的著作权基本上归属庄子的话，那么可以推定今本《老子》在《庄子》成书之前已经流传于世了。

《庄子》不仅引用了许多老子的言语，还多处提到老子的生平故事，为后人了解老子其人提供了重要线索。兹摘录《庄子》中与老子相关的文句如下: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庄子·养生主》)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无趾语老聃曰……老聃曰……(《庄子·德充符》)

阳子居(杨朱)见老耼曰……老耼曰……(《庄子·应帝王》)

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耼曰:“……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庄子·在宥》)

夫子问于老耼曰……老耼曰……(《庄子·天地》)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耼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耼，而老耼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老耼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耼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耼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耼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

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老子漠然不应……老子曰……夫子(成玄英云:庄子师老子，故称夫子)曰:“夫道……”(《庄子·天道》)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耼。老耼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庄子·天运》)

孔子见老耼而语仁义。老耼曰……孔子见老耼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耼，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耼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耼。老耼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老耼曰……(《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耼曰……老子曰……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庄子·天运》)

孔子见老耼，老耼新沐，方将披发而干，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老耼曰……孔子曰……(《庄子·田子方》)

孔子问于老耼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耼曰……(《庄子·知北游》)

老耼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耼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惧然顾其后。老子曰……老子曰……(《庄子·庚桑楚》)

柏矩学于老耼，曰:“请之天下游。”老耼曰:“已矣!天下犹是也。”又请之，老耼曰:“汝将何始?”曰:“始于齐。”(《庄子·则阳》)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庄子·外物》)

阳子居南之沛，老耼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潄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老子曰……(《庄子·寓言》)

关尹、老耼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老耼曰……关尹、老耼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子·天下》)

不难发现，在《庄子》中同时出现了老子、老聃、老耼、老莱子等与“老子”相关的名字。对此，我们难免要追问:这些与“老”字相关的名字都是指“老子”吗?如果是指“老子”，为什么在《庄子》中会被随意变换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庄子》中找到部分答案。在《庄子》中出现了许多个“老耼”，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了“老聃”，从《庄子·在宥》中的“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耼曰……”一段来看，“老聃”与“老耼”应该是指同一个人。“聃”与“耼”，音同义同，字形相近，由此可推测这是对“老聃”之音的两种不同写法。但是，我们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庄子》中不只是单纯称用“老聃”或“老耼”呢?而是两种名称并用，甚至是在同一语段中同时出现两种名称，如前引的《在宥》篇中一段。对此，也许可以作两种推测:一是《庄子》作者的本意，为了让后人知道“老聃”与“老耼”都是指同一个人。就如同在《庄子》中对孔子的称呼一样，有时称“孔子”，有时称“仲尼”，有时称“丘”。二是《庄子》文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字误，即把“老聃”误写成“老耼”，或是把“老耼”误写成“老聃”。但从文本的情况来分析，第二种推测很难成立，因为若是版本字误的话，不可能在同一语段中同时出现两种名称。从《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耼。老耼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孔子谓老耼曰……老子曰……老子曰……”、《庄子·庚桑楚》“老耼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耼之道……老子曰……老子曰……老子曰……老子曰……”、《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耼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老子曰……”等段来看，可见“老耼”与“老子”也应该是指同一个人。综而观之，《庄子》中的“老子”、“老聃”、“老耼”乃是指同一个人——知“道”者或得“道”者，这个人也就是《老子》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中还出现了一个“老莱子”，此人与“老子”、“老聃”、“老耼”是同一个人吗?对此，由于《庄子》中没有谈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就成了一个难以揭开的千古之谜。尽管这个谜解不开，但是仍有助于我们对“老”字的认识。对于“老”字，有人认为是表示一种尊称，是对老者或长者或有德者的称呼，也有人认为是指姓氏。如果是指尊称的话，为什么不是在姓氏而是在名字前加“老”字呢?当然，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的或特殊的称呼。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知道老子是姓什么的了。如果是指对老者的称呼，那么“老子”与“老莱子”都是指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就未必是指同一个人了。如果是指姓氏的话，“老子”就如同“庄子”，“老聃”或“老耼”就如同“庄周”，似乎也在情在理。那么，也就有理由推测“老子”与“老莱子”是指同一个人，就因为他们的姓都是“老”。根据以上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我们发现《庄子》中的“老”字也是一个难以揭开的谜。

根据前面的引录文句，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1)在《庄子》中，已经知道“老聃死”了。据此，可以推知“老聃死”这件事不仅为世人所知，而且可能是发生在庄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之前。(2)老聃有弟子，如庚桑楚、柏矩等。(3)老莱子也有弟子，老莱子与孔子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且彼此之间有过交往。(4)《庄子》中引录了许多老聃的话，且有不少言语是没有载进今本《老子》的。(5)老聃的居住地是“沛”，在孔子居住地的南面;老聃曾“西游于秦”。(6)老聃与阳子居也是同时代人，且阳子居曾问道于老聃。(7)老聃是周之征藏史;孔子曾不止一次拜见老聃，向老聃问道;孔子的一些弟子也拜见过老聃;老聃对孔子所宣扬的“仁义”学说并不苟同，而是加以批驳;老聃认为孔子在他的引导下，对“道”有了较好的认识，即如《庄子·天运》“老子曰:‘可。丘得之矣’”。(8)孔子见过老聃后，三日不语，且在弟子面前把老聃比喻成“龙”，觉得老聃是难以形容、变化莫测的高人。(9)孔子在五十一岁时，“南之沛”见老聃，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次。(10)在《庄子》中出现了叫“关尹”的人，此人与老聃的思想基本一致，都是“古之博大真人”。以上这些线索尽管还不是很清晰，但确实是后人了解老子其人其书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读《史记·老子列传》所记载的文字。由于《庄子》中有许多篇章被后人当作“伪作”，所以从《庄子》中推寻出来的线索，通常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老子的学者不太重视依靠《庄子》文本来获得考据的主要原因。对此，笔者认为，不管《庄子》是否有“伪作”，都不应该忽视《庄子》对于了解和研究老子的重要性，因为就连汉代司马迁在评传老子时都要参考《庄子》的说法，可见《庄子》的说法并非都是无稽之谈，而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继《庄子》之后的战国末期，最能证明《老子》文本流行于世的传世文献是《韩非子》，该书中有《解老》和《喻老》两篇，其中也引用了不少《老子》的文句，从其所理解的《老子》思想来看，与今本《老子》的思想非常接近。这一事实说明，《老子》至少在汉代以前的一百年里就已经流传于世了，而且已成为一部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本典籍。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前300年至前200年间传世的典籍中，没有发现有谁深究过老子其人其书这一问题。这一现象，或许可以说明:该问题在当时的学者心目中不是什么难题，而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老子》一书是前代老子的代表作。当然，也可能正好说明:当时对老子其人其书的具体情况已难以查考，以致人们不能对这个问题再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总之，在战国末期，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情况，已经罕为人知了。

二、重读《史记》中的《老子列传》

先秦时期历史人物的生平情况记载不清，说到底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具有了时间的概念，也产生了多种计量和表示时间的方法，但都很简朴，也很不一致。就是到了汉代，即使传统历法已比较成熟，但在普及应用上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正是由于历史时间问题，还没能在统一的具体的历法上和时间测量工具上得到解决，所以人们即使已经有了时间的概念，也仍然无法准确一致地记载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这也是先秦典籍中记载的许多事件难以梳理出时间顺序的主要原因。

根据先秦典籍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要记载一些大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是因条件限制却记载得不够清楚，如对孔子出生时间的记载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之一。《春秋公羊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穀梁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庚子日，孔子生。”而按今天仍沿用的传统阴阳合历的历法推算，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是没有庚子日的。也许是古今历法有差异，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认为是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尽管史料记载上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孔子是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生卒年代的确定，对解决老子生活年代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至前90年)，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一个著名的历史学者，力图把生平之前的历史人物事件记载清楚的人，居然还让后人搞不清楚他的生卒年代，有点不可思议!司马迁况且如此，先秦人物的生卒年代就更难以稽考了。对于老子其人其书问题，从司马迁开始就真的成问题了。尽管《史记》中有多处谈及，但所知甚少，且多含糊不清之词。这一现象，或许又可以说明:该问题在公元前200年至前100年间没有文本典籍详细谈及，尽管这一百年中《老子》思想已被汉初当朝天子所信用。不过，对于《史记》的记载，还是很值得重新认真研究的。以下是《史记·老子列传》的全文: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德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

从已知的材料来看，以上引文乃是摸清老子其人其书主要情况和存在问题的关键。对引文内容的解读，以往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在笔者看来还是没有透彻理解。有鉴于此，以下针对引文的各段落，再来谈谈个人的解读体会:

第一段:此简历，言老子籍贯甚详，不言生卒年代，只简略言及生活年代是“周”;而详言姓氏名字，且名与字关系合理恰当，都与“耳”相关。不难发现，史迁肯定“老子”、“李耳”、“李聃”都指同一个人。但其说法与《庄子》还是有不少差异的，如《庄子》没有提及“籍贯”、“李”姓、“耳”名，也没有出现“李耳”、“李聃”的称呼。至于“老子”与“老聃”的关系，此传没有明言。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者”有名有姓也有字，为什么称为“老子”呢?前已指出，有人认为此“老”是指姓氏;也有人认为是指对年高特寿或德行特高之人的敬称。但是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是指“老”姓，史迁为什么又说他“姓李氏”呢?如果是指“年高”或“德高”，那么“老子”的称号就不可能是老子从小就有的，而是在成名以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了。而这与历代传说中的老子似乎不能圆融。关于老子的传说，向来有比较一致的说法，如河上公《序》云:“当周时李氏女妊之八十一岁，剖右腋而生。”(原载敦煌P二四六二号唐写本《玄言新记明老部》)^[11]《道德经序》云:“怀于李氏，处胎八十一年，盖太阳之数，寿一百六十年。”(原载唐法琳《辨正论》卷六)^[12]葛玄《老子道德经序诀》云:“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右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13]不难发现，这些神话式的传说，都有两个共同点:一、老子姓“李”是以母氏为姓;二、因处在娘胎八十一年，出生时已是老者模样，故取号老子。还有一些传说，说老子出生时耳朵特别大，故取名“耳”字“聃”，都是源于他大耳朵的特征。古代相命书上，认为“两耳垂肩，贵不可言”、“耳长高寿”，如果以传说中的老子为例应该是很典型的。古代传说往往荒诞不经，可信度很低。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古人为什么会编出这样的传说呢?难道整个传说都毫无道理吗?从经验常理出发，人大多是十月怀胎而生，即使是早产或晚产也只能是误差几个月，而传说竟然是“处胎八十一年”。如此“怪胎”，史无明言，不可理喻，显然有神话的倾向。但这一神话，却蕴涵了许多值得后人思考的空间。于此，笔者有一个奇妙的感想:“李”字的组合是“八十子”，似乎可以附会成“怀胎八十年的儿子”。如此猜测当然是靠不住的，但却也能更好地解释“老子”姓、名、字、号的由来。结合传说和相关记载，笔者认为“老子”名号的由来，可能与姓氏、年龄无关，而与长相模样有关。

第二段:此段有助于摸清很多问题，值得认真细读细解。其一，“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是历史事实吗?应该是事实，因为先秦典籍《庄子》、《墨子》、《尹文子》、《荀子》、《韩非子》、《礼记》、《战国策》、《吕氏春秋》中都称引过老子或老聃，除了前引《庄子》诸篇中的文句可佐证外，再如《礼记·曾子问》中也有多处提及问礼之事: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老聃曰……吾闻诸老聃云。”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

如果此事不假，则《史记》所提到的“老子”，与《庄子》、《礼记》等典籍中所提及的“老聃”都是指同一个人。这也就可以证明:所谓的“老子”、“李耳”、“李聃”、“老聃”、“老耼”都是指同一个人，此人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撰写过《老子》一书。其二，孔子是何时“适周”问礼呢?这个问题，《史记》和其他史料都没有明言，所以只能作些推测。据史料记载可以肯定，孔子多次见过老子，但是见面的具体时间以及事由只有一次能够得知，即《庄子·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又云:“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果真有此事的话，按《庄子》之说应该是发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而且极有可能是第一次。此次孔子不仅见到了老子，而且还互相交谈。但见面的地点是“南之沛”，而不是“适周”;目的是“语仁义”，而不是“问礼”。而史迁所记的“问礼”之事，似乎没能再见到老子，所以很可能是发生在“语仁义”之后。笔者以为，从孔子生平事迹来看，倘若他有向老子问礼之事，很可能是发生在他周游列国期间(约公元前497年至前484年)，而且可能是在游学郑国期间，因为郑国与老子所处的“周”(成周)最近，郑国与鲁国相去甚远，所以只有在周游时顺便拜访老子才是比较合理的。从《史记》此段的记载分析，向老子问礼时的孔子像是一个正在历受磨难而不解世故的人，很可能是在宋国因演习礼仪受迫害“如丧家之犬”而逃至郑国之际。孔子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到达宋国的，当年就受迫害，所以他在郑国居留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92年至前491年间，也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又来过郑国。而从《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回答曾子时提到“昔者吾从老聃”的语境分析，既言“昔”，当指在“曾子问”孔子这一事件发生之前的较久远的过去年代里，至少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曾子生于公元前505年，则“曾子问”的时间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在公元前483年左右。由此可以推测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可能是在公元前490年左右。但是，仍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史记》所言的“问礼”之事与《庄子》所提到的“语仁义”一事，是发生在同一次见面中，因为《史记》与《庄子》在分别提到这两件事的同时，都提到孔子把老子形容为“龙”的故事。所以，孔子见老子的时间，比较合理的推测可以限定在公元前500年至前490年之间。至于去了几次，问了几次，则无从稽考。其三，孔子问礼之事，为什么只有老子的回答，而不知孔子提出什么问题?孔子不但没有与老子辩解是非，而且是心服口服，为什么呢?从语境上分析，所问之事当与“礼”相关，但不是具体的礼节问题，很可能是“如何才能让世人行礼和达礼”或“我到列国演习周礼，为何经常遭到拒绝和反对”等。理由是:老子的答语，旨在告诫孔子要懂得“得其时”与“去骄气”的道理，而这正是行礼的重要前提。其四，“子所言者”是何人?是老子吗?孔子为什么感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莫非孔子虽欲见老子而只听其音不见其人?孔子问礼，不但没能问到“礼”，反而被老子善意劝导，并因此感到老子深不可测，究竟是何故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作一猜测:孔子适周，欲见老子;至其居所，不见其人，只闻有人曰:“子所言者……”(你想找的那个老子呀，早就死了，只留下他的话……)孔子之所以感到无可辩驳和不可思议，把老子比作见首不见尾的“龙”，是因为他虽然见不到老子的真面目，但却听到了一番能让他大彻大悟的话语。在当时能如此让孔子叹服的人，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从“吾今日见老子”一句，可见此人很可能就是老子，也可能是与老子关系密切的人。从中我们也可发现，此时的孔子在老子看来还是有许多不足的，而孔子不加辩解也能说明此时的他刚经历过磨难和麻烦之事，正是痛苦思索人生问题的时候。其五，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若是事实，是否就意味着老子必须略长于孔子，或一二十岁，或二三十岁?难道就不能说是与孔子年龄相当，甚至是略小于孔子一二十岁吗?因老子的生卒年代史无明言，故大多数论者都以“问礼”之事为由，以孔子师从老子学周礼或问道之事为据，以为“老师比学生的年纪大”，推测出“老子略年长于孔子”的结论来，然后再参考一些不甚可靠的史料，推测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81年或公元前576年左右。这些结论在今天能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确也是有点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笔者看来，孔子之所以要问礼于老子，并非因老子年纪更大，而主要是因为他“居周久之”且是“周守藏室之史”，对周礼比较熟悉;老子之所以能直言不讳地告诫孔子且让孔子不与之辩解是非而叹服，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主管“周”国家图书的史官，而主要是因为他“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以至“犹龙”而能使孔子叹服。所以说，此时的老子未必就是略年长于孔子的老者，如果假设是略小于孔子，大约是四十至六十岁之间的人，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笔者大胆推测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50年至前530年间(上下限允许误差五年左右)，这样既能使老子教礼于孔子，又能使其子“宗为魏将”，都符合常理。

第三段:此段与《老子》文本问题关系密切，不容忽视。从中可以明确两个事实:一是“老子修道德”，是“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作者。换句话说，老子是《道德经》的作者。尽管史迁没有明言该书是名曰《道德经》或《老子》，但从传世文献上考察，可确证该书就是后来所谓的《道德经》。我想这一结论，应该是可以不证自明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二是老子去周之后就“莫知其所终”。换句话说，老子的卒年问题早在史迁所处的汉代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意味着任何想弄清老子卒年的做法都是达不到目的的。此段也引发了不少解决不了的难题:其一，老子之学既以自隐为务，何必再去周而隐呢?既以无名为务，何必在去周之时著书上下篇呢?老子是何时去周的呢?对此，史迁没有交代清楚，仅说是“见周之衰”。因“周衰”的时间难以确定，故去周之时也无从谈起。但是，这个时间又极其重要，关系到其书《老子》的写作时间问题。应该可以确定，“去周”必在“问礼”之后。再根据前文的推测结果，我以为“去周”应该是在公元前490年之后。因认识老子的孔子没有提到他“去周”之事，可能是孔子没有听说，更可能是此事乃发生在孔子去世之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老子“去周”和著书之事是发生在公元前479年之后(上限允许误差十年)。由此说来，《老子》成书时间可能是在春秋末期的末期或之后的战国时期(下限不能迟于庄子的生年，即大约是公元前370年左右。这一下限应该还可以提前好几十年，因为《庄子》已知老聃早就死了)。但是，《老子》中的思想主体形成时间(不能完全与成书时间混为一谈)应该是在春秋末期，且略早于孔子思想定型的时间。因为孔子在世时，老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且比孔子高明。关于成书时间的下限问题，还可能再提早。如果“以德报怨”(见《论语·宪问》)和“无为而治”(见《论语·卫灵公》)不是当时的俗语，而是引自老子的话，则成书是在春秋末期。这一点，《说苑·敬慎》所载叔向(与孔子同时人)引老聃之言(见于传世本)可以互相佐证。如果《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二所载《墨子》佚文中有“老子曰”的确是墨子引用的话，则成书下限可以提早到公元前376年之前。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蛛丝马迹只能作为旁证，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其二，老子“至关”，是指什么关?是后人所说的函谷关吗?“关令尹喜”是什么意思，与先秦典籍(如《庄子》)提到的“关尹”是同一个人吗?这些问题，已有论者提及，也作了精辟分析，此不赘述。其三，“强为我著书”与“著书上下篇”中的“著书”是什么意思?是一蹴而就呢，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总结?是用“竹简”来著书吗?如果是的话，是老子亲手刻录，还是由他人代刻?如果是请刻工，是只请一位还是多位?所用的竹简材质和规格是否都一样呢?类似种种问题，由于史无明文，史迁不知，后世更无从知晓，只能在想象的空间中猜测。但从史迁的记载中，我们依然可知老子是“著书”而不是口传给“关令尹喜”的。这一点可以充分地说明，《老子》极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源文本存在。离开这一点来讨论《老子》文本，就很有可能是违背了《史记》所传说的历史真实。其四，《史记》“莫知其所终”与《庄子》“老聃死”是否有矛盾?如果真是“莫知其所终”，也就不可能再知道他去世的故事。如果有人知道“老聃死”一事，也就说明老聃没有真正失踪。对此，笔者以为《庄子》较为可信，而《史记》之说只能说明司马迁对老子在离开关令尹喜之后到去世之前的行踪事迹是一无所知的。

第四段:老子与老莱子有同异。同者，皆与孔子同时之楚人。异者，一修道德，一用道家;一著上下篇，一著十五篇;一籍贯清楚，一只知楚人;一与孔子、关令尹喜有交往，一无相关情况(按《庄子》也与孔子有交往);一莫知其所终，一莫知其始终。两者同异，史迁已能较清楚分别，为何又不作出判别而存疑呢?值得注意，“与孔子同时”一句，间接说明史迁已肯定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人，但并没有说谁的岁数更大。这一模糊的说法，很可能是参考了《庄子·外物》篇的记载。因为，《庄子》没有说明“老子”与“老莱子”的关系，所以司马迁也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对老莱子的情况分别加以介绍，而不敢作出明确的判断，如说“是”或“不是”同一个人。但结合《老子·仲尼弟子列传》所云“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等文句来看，司马迁倾向于把老子与老莱子判若两人。

第五段:此言老子长寿及其长寿的原因，进一步肯定老子是“修道德”，却未再提老莱子的寿龄。依此看，史迁比较肯定老子至少活了百六十余岁，因老子最后是去向不明，所以也相信他可能活了二百余岁。对如此长寿，史迁没有丝毫的质疑，能否说明在史迁心目中如此长寿是不足为奇的?史迁既能推知老子百六十余岁，却又不交代老子去周之时是何年代，难道他也对此一无所知吗?如果是的话，他凭什么推知老子的寿龄?难道是根据道听途说吗?这一切都无从知晓。话说回来，既然老子的寿龄尚有人知，也就可以反过来说明《庄子》“老聃死”一事是有人知道的。假定老子真是活了百六十余岁，如果他是出生于公元前580年左右，则他活到公元前420年左右;如果他是出生于公元前550年至前530年间，则他至少也活到公元前390年。要是老子真是活了二百余岁，则他活到战国中期，即前四世纪中期。面对这么漫长的时间，在没有史料佐证的前提下，要推测老子离开周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而言，《老子》成书的时间也就无法得到较为准确的推定，可能是春秋末期，也可能是战国前期，甚至有可能是战国中期。

第六段:此“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在《史记》的《周纪》、《秦纪》、《封禅书》等篇章中都有记载，但有些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太史儋说的话，此《老子传》云“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周纪》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秦纪》云“周始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者出”，《封禅书》云“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年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者出焉”。四种说法都不一致，也很难推出一种合理的说法。对此，已有不少论者作了考证，此不赘述。这四种说法中，都一致地提到“霸王者出”，所以笔者觉得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可以考证“霸王”为突破口。但是，此“霸王者”是谁呢?据《老子列传》的说法来推测，很可能是指项羽。因为，按历史年表，“始秦与周合”是在公元前777年，则“合五百岁而离”是在公元前277年，“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是在公元前207年——当年恰好是西楚霸王项羽开始称霸的时间。假如这种推测合乎事实，那么前四种说法中就应以《老子列传》为信。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则太史儋见秦献公是在公元前350年(此时是秦孝公当政，可见《老子列传》的说法不够准确)，倘若“儋即老子”，且老子是在孔子出生后的三十年间(即公元前550年—前520年)左右出生，则此时儋的年龄至少是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似若与老子传说的寿龄相符，也不违背老子去周出关可能是西居秦国的传说，故史迁于此委实不敢明判是非。值得注意的是“老子，隐君子也”一句，何为“隐”，何为“君子”呢?史迁于此冒出如此感叹的文句，居心何在呢?与孔子的“其犹龙邪”相比较，可以发现史迁也对老子其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更明显的意图，应该是借此区别“老子”与“太史儋”的不同，意在说明喜欢归隐的老子不太可能去做那种向秦王进言的事情。但不管如何，由于史料的缺失，此问题早已是“世莫知其然否”了，也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第七段:魏始于公元前445年，若老子生于公元前580年左右，则其子不可能为魏将。若其子果真为魏将，则老子不可能生于公元前580年左右。由于史迁在此对老子子孙传承的谱系记载尤详，应该是有比较确切的依据，不像是道听途说，允为可信。依此而论，如果推测老子略小于孔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并在公元前500年至前470年间生子宗，则“宗为魏将”是可能的。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质疑《史记》，关于老子的家谱真的可信吗?

第八段:此处简述了老子与儒学的关系，又提李耳的思想特质，可见史迁已认定李耳与老子是同一个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说明老子之学与儒家学说是不同的，也说明在汉代以前这两种学说的传承者们已有过相争相绌的交锋。“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一句，无疑也蕴涵了司马迁对老子思想的褒扬和肯定，由此可以发现司马迁在思想上是比较倾向老子学说的。

总之，通过重新解读《庄子》和《史记》中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记载，我们不但可以发现学界已认定的“老子略年长于孔子”的说法未必符实，而且可以对《老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及其相关的许多问题有更清醒和清晰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出土的简、帛本与传世本《老子》进行研究，就能对老子其人其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更客观的认识。这也是《老子》文本思想研究的必经之路。

【注释】

[1]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8页。

[2]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3]〔美〕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著，邢文改编:《简帛老子研究》，余瑾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

[4]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第85页。

[5]〔美〕艾兰(Sarah Allan)、〔英〕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原编，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

[6]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4页。

[7]徐志钧校注:《老子帛书校注》，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页。

[8]李若晖:《郭店竹书老子论考》，齐鲁书社，2004年;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9]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

[10]参见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25页。

[11]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第311页。

[12]同上。

[13]同上书，第313页。